和平解决两广问题与赣南剿匪
余汉谋
胡汉民(展堂)时任立法院长，胡被扣时(二十年初)，南方人物邓泽如、萧佛成、香翰屏都对中央表示不满；加以邓泽如久与中央有隙，孙哲生(科)离京南来，汪精卫于扩大会议失败后也到广州，古应芬等复从中活动，宁粤分裂成为定局，广州遂有了非常会议和军政府的出现。二十年春初，我正军次宾阳，军事上处于胶着状态。此时中央与地方、广东与广西已呈分崩离析之势，个人对国事既多忧虑，处境更进退两难。在宾阳按兵月余，陈济棠来梧州，他因不满于中央，告诉我他准备回广州。我说我腿伤未癒，想把军责暂交黄参谋长任寰，好去医伤。陈济棠勉我力疾从公，只要军务稍平，一定准我疗养。
经过胡汉民被扣的波折，两广再度携手。汪兆铭和李宗仁合作，于五月底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军事上自然消除了敌对状态。到了九月，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家危亡在旦夕间。团结御侮之声四起，宁粤双方各派代表在上海会商国是，孙哲生(科)、汪兆铭入京，蒋主席下野，西南政务委员会撤消，两广部队整编。广东编成三个军，我当第一军军长，李扬敬当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当第三军军长。广西编成两个军，像是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准备合力抗日。中央此时既要应付日本的侵略，又要忙于剿匪，希望粤、桂两省能在剿共军事上助一臂之力，于是我便被任为剿匪军的右路总指挥，在南路剿匪。左路总指挥是蔡廷楷，中路总指挥是陈诚(辞修)。我于二十一年率部进入赣南，指挥六个师的兵力，解了赣州之围。三月间，陈辞修要我深入匪窟雩都，我说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宜孤军深入，以往金汉鼎、张辉瓒都是拉开一字长蛇阵深入匪区而被吃掉。上策是我留赣南、粤北一带，以主力扫荡赣江两岸残匪。他表示同意，我乃以第一师(李振球)驻上犹营前，第二师叶肇守赣州，第三师张瑞贵负责安远一带，第四师张权新负责信丰、南康一带，独立第三师李汉魂控制南雄，四十四师王赞斌在龙南，展开逐步的清剿。彭德怀部经我截堵，损失惨重，连他的根据地崇义大王洞都被我捣毁。北路也获大胜，此后一直到共匪西窜，我在这一带厉行我的兵工政策，开公路、筑碉堡，严密封锁匪区，注意军队政工和民运。
此时共匪已懂运用心战，高唱兵不打兵，士兵知识简单，很容易上当。我针对此点，施行政治教育，共匪的办法是施行优待俘虏政策，士兵被俘后，甜言蜜语优待一番，施行「洗脑」，然后发三块钱路费叫他们再回原部队，或者叫他们潜伏作「阵前起义」。我了解这一点，所以对于被释放士兵，决不再用，因为这样的士兵，对匪已无敌意，反而无意间替匪宣传。这样一面巩固了自己阵营，一面训练士兵宁战死不投降，灌输他们作俘虏是军人无上的耻辱，所以广东兵在赣南作战，很少被俘虏，很少缴械，纵然弹尽援绝，被迫投降，也是先破坏武器再缴枪。
我在赣南非常注意民运工作。赣南多山，地瘠民贫，民性很文弱，老百姓多穿长袍，吸旱烟袋，加上连年共祸，民间更加疾苦。我在赣南组织民众，帮他们成立剷共团，替他们成立训练班，训练地方干部，创立赣南师范，训练师资，以推行小学教育。这些地方建设经费，我与熊式辉主席商定，以赣南的钨砂税款收入不解省库，而拨充地方建设。我把我在广东施行的一套筑路办法，用到赣南来，军民合作，士兵每天发给二角(因为士兵有公家伙食和薪饷)，老百姓每天发四角，这样很快的筑成赣南的公路交通网，对剿匪工作贡献很大。中央派有联络参谋在我处，我要他把我这一套办法转陈中央采用，我并且向中央积极建议，剿匪一定要用好部队，用杂牌部队等于以枪械子弹和人员资匪，广东部队就是能打仗不被俘。从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我的足迹走遍了粤北与赣南，和这一带老百姓相处十分融洽。
中央与两广误会消失，粤桂两省罢兵，两广各自努力本身的地方建设，真是突飞猛进。例如广西的民团和户政都有优良的成绩表现，广东的盗匪也次第肃清。陈济棠在广东发展工业，办了很多工厂，但此时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仍自成割据状态，不满中央。我回到广东常说，目前外患日亟，内争不已，国势危如汇卵，如果再不觉悟，只有自取灭亡。
二十四年共匪由江西西窜，当时湘南空虚，贵州、云南、四川各地大小军阀各图保存自己实力，所以共匪能够钻空乘隙，一路窜到西北。当我率部追击共匪时，我所指挥的广西部队第四十四师经广西时，即归还广西建制。
我在剿共几年中，曾参加庐山训练，与中央高级人士接触很多，深知委员长谋国的苦心。同时我认为中央能集全国精华于一堂，交换国是意见，消弭彼此隔阂，的确是非常良好的办法。西南人士像刘文辉、龙云、李宗仁、白崇禧，都是自命不凡的人物，决不以静处一隅为满足，他们对中央总是怀有二心，陈济棠也有广东土皇帝思想，与中央总是格格不入。在平时我常劝陈济棠团结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但他对我的意见却不能完全同意。二十五年上半年，他受不了李、白的怂恿，再加上韩复榘、刘湘等派人来广东游说，遂又称兵反抗中央。陈济棠太自信，又相信他的那位老哥陈维周。陈维周脑筋不清楚，李、白利用他，把他捧上了天，他就嗾使陈伯南叛中央。此时中央忙于追剿共匪，那有余力应付两广，我即挺身而出，对中央而言，我出于义；对于国家而言，我出于忠。我要熊式辉派一架小飞机来赣南的大庾接我去南京，我于七月八日抵京见到委员长说：「委员长，千万不要用兵，广东的事完全出于谣言和諘?Ｓ形矣嗄吃冢?@种谣言和误会总可以澄清的。」陈济棠的主张本来不得人心，中央命令我担任广东绥靖主任。同时因为广东空军投效中央，陈济棠自知大势已去，便宣布下野，乘英国砲艇去了香港。不久委员长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在黄埔见面，陈辞修也来广州，真是一团和气，黄慕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良任财政厅长，抗战初期，广东出兵十八个师北上抗日，陈辞修说： 「别的省出兵都是有条件的，只有余幄奇的出兵和拥护中央是没有条件的。」
摘自《余汉谋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 第7期，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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