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六一事变处理经过
陈 诚
一 西南异动发生的原因
好几年来，中国政治上有一个不祥的名词，使我们的国家始终形成分裂的状态，就是所谓「西南问题」。西南问题的主动人物，谁都知道是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德邻（宗仁）、白健生（崇禧），但是他们有一个被利用的元老，就是胡展堂（汉民）先生，还有两块被利用的招牌，就是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胡先生虽说被陈、李、白所利用，作为对抗中央的工具，但究竟是老成谋国，有时倒还可以压抑西南野心家一些过分的行为。去年（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胡先生因脑充血逝世，陈、李、白等认为羽翼既成，管束已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正式出兵北上，以期推倒中央，窃取政权，这可以说是西南异动的近因之一。其次，这几年来，中央一贯的方针就是精诚团结，剿匪御侮，因之对于粤桂边境，并不因其抗拒中央，加驻重兵；反之，并将原驻湘赣各部队，多数徵调北上，分任剿匪及国防上的任务。于是陈、李、白等鉴于湘赣空虚，有机可乘，尤其希望趋衡州，出武汉，一举动摇国民政府的根本，这可以说是西南异动的近因之二。此外，自九一八以后，中央抱定安内攘外的主张，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在中央方面，虽对抗日御侮，以至收复失地，有计画、有步骤、有决心、有诚意，但在人民方面，则因不知军政上的机密，不免发生疑心，甚至表示反对。此本激于爱国的热忱，并因不明真相的缘故，平情论之，无足为怪。但在西南方面，则认为正可藉题发挥，于是以抗日为号召，企图博取民众的同情，掩饰称兵的罪恶，而达到颠覆中央的目的，这可以说是西南异动的近因之三。至于说到他们异动的远因，则无非是封建军阀的割据野心，与私人因怨的报复观念而已，无足深论。以下，且将这次事变的经过，摘出要点，说出一个大概。
二 中央军占衡州的关系
西南异动的发端，就是六月初间，西南两机关（执行部与政委会之简称）发出的冬、支两电，随着这个电报后头的，便是粤桂军队的动员，分向湘赣两省边境推进，尤以湖南的衡州，是他们志在必得的第一步的目标。因为一则湖南空虚，未驻中央部队，湖南当局虽久受中央的卵翼，实则常怀怨望，对于陈、李、白等，暗中早通声气。二则衡州地势重要，在湘南首屈一指，如果陈、李、白等一旦占领衡州，非但三湘七泽之间，无险可守，而且影响所及，必使武汉势孤，全局震动，而一般素日不稳的野心军阀，难保不纷纷响应，则中国之为中国，殆将不堪闻问。去年（民国二十五）六月五日，余奉委员长电召，由晋飞京，商讨西南异动事件。截至七日傍晚以前，委员长仍旧抱着「积极准备国防照常肃清残匪」的原则，始终没有调动部队南下的意思，直到七日晚上，一连接到好几个关于粤桂军队业已深入湘南，正向衡州急进的警报，为作万一的准备计，才决定派遣部队占领衡州。当时余即电令在浏阳清剿残匪的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及武胜关一带，正在构筑国防工事的四十三师、九十七师，兼程前往，余本人亦奉命离京飞汉，主持一切。八日午刻，余飞抵武汉，马上设法调集车辆及船只，以便在武昌的部队，可以即日南下，而在汉口及武胜关一带的，也可以仅速渡江。当时幸得鄂省主席杨畅卿（永泰）及平汉路局长陈廷炯之助，所有鄂省府所属各轮船都归我使用，仅着一个晚上的功夫，把平汉路拨出的六列车，全部运过江来。这其中的经过，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九日下午，我坐飞机赶到长沙，我们南下的先头部队，也就坐着列车同时到了。当时湖南当局正极力周旋着桂方派来的贵宾李品仙，忙碌得很，表面虽也招待我，却完全是敷衍的。后来听说李品仙之来，是湖南当局派李觉用去桂林接来的，早于六日到了长沙，据李品仙说，桂军指日即可到达衡州，所以湖南当局认为可靠得很。当日下午，我和湖南当局谈话，他的态度很兴奋，措辞很动听，几乎和西南是一鼻孔出气。他附和着西南假名抗日的口号，以为中国现在只有立即抗日一条路，对于西南所言出师抗日，只有因势利导，让其通过。其声言中央军绝对不可占领衡州，更断言其绝不能够占领衡州。我当时正色告诉他，抗日要有诚意，不可自欺欺人。中央为消灭战祸计，非首先占领衡州不可。而且一定可以占领。这次谈话，结果便是不欢而散。至是日晚九时，以再私人关系晤谈，他虽似乎略有所悟，却还是两可依违的态度，直至十日早晨六时左右，中央军的先头部队，毕竟比桂军早三个钟头到了衡州，这样铁的事实，才使得他掉转头来和中央表示好感。说到当时到达衡州的部队，实际上人数并不多，不过事先曾令七十七、四十三和九十七等三个师的师长，务必随着先头部队同到衡州，遂使对方惊疑，以为我军全部开到，因而打消了他们的预定计画。桂方代表李品仙，就在这一天离开了长沙，而湖南当局的态度，也就马上变更过来了。自从以后，湖南一省固然是没有问题，其他预备响应的不稳份子，亦复收起野心，表示服从中央的命令，而粤桂军队亦暂时知难而退，一场箭在弦上的战祸，终于没有爆发，使中央得有徐图政治解决的时间，这个关键是颇不在小的。
三 粤军服从中央
自西南异动发生以来，中央始终抱定政治解决之方针，不愿诉之武力，六月十日的占领衡州，其用意也就在此。不过一般怀抱野心的官僚军阀，依然执迷不悟。粤桂军入湘部队，虽则暂时撤退一点，然而扩充军队，抗拒中央，依然有加无已。六月半以后，我赴衡州、祁阳一带，视察一遍，旋于是月下旬赴京，向委员长覆命。当时秉承委员长意旨，并已素日往还之旧谊，与粤军各将领确取联络，劝其声张正义，效命中央，以促陈济棠之觉悟。七月初旬，粤军第四师师长李汉魂首先通电，服从中央，第六师师长邓龙光继李之后，表明态度，全国观听，为之大慰。及至七月九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驻粤绥靖主任，兼第四陆军总司令，驻粤各军悉归节制，而广东空军人员亦全体发动，离粤北飞，于是陈济棠乃不得不自认割据之错误，与抗命之失败，而于七月十八日通电下野，离粤赴港。二十二日，余汉谋率领所部开入广州，遵照中央决议，肃清西南两机关及一切非法之组织，使广东恢复于中央统治之下。所谓两广问题，算是解决了一半。
四 桂局和平解决
去年（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奉委员长命飞往广州，协助余幄奇（汉谋字）整理广东军务，并进行对于桂局之解决。抵粤以后，与幄奇开诚商洽，幸无隔阂，粤中本多旧雨，更足减去不少的困难。不过广西方面，形势迄不见佳，前方彼敌对，一天比一天加紧。余为准备万一，并为办事便利计，呈准委员长，将原在武昌的行辕，经长沙移来广州。此外并酌量调来若干部队，从事于必要之部署。不过余对桂事的意见，始终遵照中央政治解决的方针，军事方面虽有部署，总是希望备而不用。加以余与李德邻、白健生两位都有旧谊，私人感情都很不错，早在去年一、二月间，本就准备赴桂，和他们开诚商讨共赴国难的办法，因山西剿匪的牵掣，迟迟不果，现在形势严重，一天比一天险恶，更觉公谊私情，必须尽余应尽的力量。自七月三十日起，余即商同余幄奇，同派邓世增飞桂，带去我给李、白两的手函，敦劝他们服从中央，完成统一，以免损伤耗国力，牺牲部队，重苦人民，而留今后共同抗日的地步。八月三日，邓世增从广西飞回广东，带来李、白两位的回信，措辞空洞，不得要领。随后我和幄奇续派邓世增和香翰屏等不断的飞桂，我自己又不断的写信，不断的去电，常常忙到午夜两三点钟还不能睡。此外，我又特别电请在鄂隐居、轻易不见客不发言的严立三（重）先生，写一封情理交至的手函，劝他们两位务以国家、民族为重。总之，自七月底至九月初的这一个多月中间，信使络绎，函电往还，可说是以极舌敝唇焦之至。中间时好时坏，忽弛忽紧，宛如恶性疟疾，更是一言难尽。不过我总抱定主张，始终忍耐，直至九月初间，大体接洽妥当，复由居觉生（正）、程颂云（潜）、朱益之（培德）三位大员赴桂，作最后之商恰。九月五日，三位大员离桂返粤，桂方表示服从中央。同月十六日，李、白两位发表和平通电，旋即就任中央任命之新职，所谓西南异动，至此告一段落。
五 和平统一与国内外的观感
上面已经说过，西南问题这一个不祥的名词，在中国政治上闹了不少的年数，有些过分悲观的人们，更认为是中国政治之癌，完全是一个不治之症。现在经几个月来，全国上下一致努力的结果，竟把这个不治之症，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且还是和平的解决，这对于国内外的影响可就大了。就国内方面说，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使全国上下都确切认识了中央安内攘外的精神，和确切信任了中央和平统一的诚意，委曲求全，至再至三，虽有兵力，备而不用。只要地方当局表示服从中央的命令，完成国内的统一，其他一切，都可不问，所有请求，都可考量。凡此种种，都无非为珍惜国力，保全元气，以为今后共同御侮之用。第二，使地方当局本身，经此一度试验，亦恍然于名义之不可终假，中央之不可久欺，公意之不可逆拂，而非服从中央，放弃割据，别无获得同情，自立不败之道。趋势所及，可以永断一般人割据自雄之念。至就国外方面说，第一个吃惊的当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眼见着中国国家统一的基础，已经不可动摇，他所惯用而且有效的以华制华政策，业已无法使用，于是他的狰狞的真面目，便在无可抑止之下更加显明的暴露出来了。所有八月底至九月底一个月当中，连续发生的什么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汉口事件和上海事件等等，其原因都不外此。此外，说到欧美方面，则一致表示惊异赞叹！这可借重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R.Howard）的话来作代表，他说！「对这个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所以从此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确是增进不少，欧美舆论，乃至日本一部分正当的舆论，都对中国逐渐好转起来。好几个月以来空中、地上的奔驰，酷暑亢阳的薰蒸，以致手脑口舌的疲劳，意绪精神的痛苦，总算不是毫无代价的了。
自广西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后，所谓西南异动，已算有了解决，同时我赴广州的任务，亦自认就此结束。惟当时中央为办理两广善后事宜起见，决定在广州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就原自武昌移来广州的委员长行辕加以改组，以军政部何部长遥领行营主任，而命我以参谋长名义，实际负责主持。我自维七月间赴粤的原意，正和三月间赴晋时一样，抱定「闻命即赴，事毕即行」的八个字的方针，决不有所留恋，只要事情办了，决无任何希冀。因此我便对于中央，表示坚决的辞意，正所谓我以一身来，还以一身去，颇欲在此功利主义深入人心的趋势当中，树立一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风气。适逢九月十七日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地一期学员毕业的日期，分校主任因我过去在武汉时原系奉命指挥该校的关系，电请回武汉去主持，我乃呈准委员长离粤北行。
原载《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6号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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