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曾业英
内容提要
蒋介石取得了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从军事学的角度说，主要是蒋介石对这次战争的整个军事谋略的运用的成功。战争爆发前，他留出一定和平斡旋空间，坚持后发制人，给人以被迫应战的印象，为其后来的军事行动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他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队、整顿纪律、争取友军、瓦解敌等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他又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有效地遏制了冯玉祥的攻汉决心，保障了武汉的安全，为湘粤各军最后攻占桂系大本营广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29年2月19日，以李宗仁为主席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本兼各职，任该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席，并派兵将鲁逐出湖南。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分兵进攻武汉，正式爆发了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南北统一后的首次大规模内战，即通常所说的“讨桂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但击败了武汉桂军的反叛，而且夺取了桂系的后方根据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相继逃亡香港。对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获胜的原因，此前学术界多归结于蒋有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实力远优于桂系，而对其军事谋略的运用，则少有评析，即使有也仅着眼于道德批判，不外指控蒋如何“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1】，如何从外部孤立、内部分化桂系等等【2】。本文拟从军事学角度，对蒋介石在这次讨桂战争中的谋略运用作一历史考察，敬祈方家指正。
一、后发制人：讨桂战争的爆发
讨桂战争爆发，原因复杂，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历史恩怨为其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8月上旬，桂系趁蒋介石北伐落败之机，逼其下野，可说是蒋与桂系结怨最深的一次。当时，蒋因在徐州被直鲁军击败，表示要引咎辞职，他“召集会议讨论，吴稚晖主张挽留。而何应钦、李宗仁则以蒋之辞职，由于自愿，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对吴之主张，大不谓然，勃然见乎色。”【3】在桂系诸将与何应钦的坚持下，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这件事在蒋介石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因此，当他复职后，就主“即解决何应钦兵权，钳制李宗仁、白崇禧”，“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4】冯玉祥的日记曾多次提到这种情况。1929年1月18日，他写道：“九点，方振武来，与谈第一集团蒋总司令充主席(指国民政府主席——笔者按，下同)，余充副院长兼部长(指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三集团阎(锡山)总司令充蒙藏委员会长，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亦充中央委员兼东北边防司令，独四集团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2月23日又写道：“昔在京时，蒋介石云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如何办理?余曰：同是一家，何分彼此?目下政府当务之急，只求得民心耳，徒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吾恐方灭一秦，又生一仇也。而蒋以恐军阀再现为由，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指下文将提到的编遣会议议决以师为单位编遣全国军队)，以为削除桂系兵权之谋。余曰：如畏之，何如以连为单位耶。”【5】冯玉祥这些话，虽也有为桂系打抱不平之意，但从本质上说并不在此，仅仅借此表达他自己或者说本系本派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已。然而，所言事实却是可信的，因为李宗仁虽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该院仅为谘询、建议机构，权力有限。这说明蒋介石的确在处心积虑削弱桂系(当然也包括其他各集团军)的权力。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动武的意思，而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和平“削藩”策，即冯玉祥所说的蒋介石“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的编遣全国军队的办法。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北伐战事刚刚结束，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普遍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来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稳定民生，任何人于此时此刻发动新的内战，都将是自召民怨的不智之举。诚如吴稚晖所说：“人民一闻战争咸生厌恶，湖北要想攻击中央，此次皆为反对。”【6】因此，早在1928年7月12日，蒋介石就在北平提出了《军事整理案》、《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整军方案，并迫使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三大军事集团领导人在文件上签了字。而李、冯、阎等人肯于在文件上签这个字，也是因为他们懂得“现在人民恶战事甚于恶蒋”【7】。该方案规定组织编遣委员会处理编遣事宜，选择最精锐而立有战功者编成50或60个师；另组宪兵20万，维持国家治安。10月8日，蒋介石发布第一期改编命令：他自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编为13师，冯玉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第二、三集团军各编为12师，李宗仁为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编为6师，旋增为8师。各集团军收编的北洋军阀部队不在其内。【8】东北易帜，南北统一后，蒋介石于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经过激烈争吵，17日终于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7条。该《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分为8个编遣区，即中央直辖部队编遣区(二次北伐后收编的直鲁军等)、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第一集团军)、第二编遣区(第二集团军)、第三编遣区(第三集团军)、第四编遣区(第四集团军)、第五编遣区(原东三省部队)和第六编遣区(川、康、滇、黔各地部队)；同时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战时高级编制；各部队原有长官暂时照旧供职，听候编遣完毕后由编遣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但在编遣期内，非呈明编遣委员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委派人员；缩编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师，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师；现有各部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移动。【9】这是一个绝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而不利于桂系及其他集团军的编遣方案。它全面施行以后，不仅各集团军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员、调动军队的权力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收归中央政府，而且军事实力也将远逊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军。蒋除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的海军外，还拥有第一及中央直辖部队两个编遣区总计22个师的陆军，其他各集团军则至多不过11个师，仅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一半。据训练总监部部长何应钦说，截止1929年3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军中的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13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独立旅、三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团，约24万余人；中央直辖部队共编为12个师、两个步兵旅，约22万人，总计46万余人。而缩编后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却只有13个师，约23万人，刚好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1/2。【10】由此看来，蒋介石的和平“削藩”策，正在稳步推行。但是，也正是这时，桂系不甘心坐以待毙，决心武力抗蒋。
2月19日，桂系不顾全国编遣会议刚刚通过的《程序大纲》的有关规定，利用行将裁撤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改组所辖湖南省政府，并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解决鲁涤平、谭道源所部武装。21日，武汉政治分会如实电明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各委员，由于鲁涤平对所属武汉政治分会的“指导监督”，“任情阻抗”，经该会常会议决，已免其本兼各职，所遗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该省政府委员何键继任。【11】同日，李宗仁托辞治疗目疾，秘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入湘桂军夏威部李明瑞旅、叶琪部杨腾辉旅进驻长沙，鲁涤平率部走平(江)、浏(阳)，后退入江西。22日，叶琪率部攻常德谭道源部，李明瑞、杨腾辉旅移师浏阳、醴陵，追击鲁涤平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变”。
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对于“湘变”，蒋介石事前是有所闻的。据当时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鲁涤平出走情形：二十日夜半，鲁接下游电告，谓湘局已无法维持，请其速即通电下野。鲁得电后，即通知省府委员暨湘省军事长官，定于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召开紧急会议；一面令驻省所部，预备开拔。七时许，鲁率马弁多人，由南门外祝威岗私邸，赴省府会议。旋闻李(明瑞)、杨(腾辉)部队已距省垣甚近，形势紧急，乃中途折回，径率师部直辖部队，及戴岳旅全部，仓皇出走，由东屯渡向浏阳退去。”【12】此报道应该说是可信的，有鲁涤平自己的谈话为证：“在上月二十日下午已接到武汉方面进兵警报，当时部下群情愤激，余以湘省几经蹂躏，剀切晓谕……并表示欢迎何键来省主持湘政。二十一日七时，武汉兵到，本人即率所部两团退出南门，即假水道来京。”【13】两相比较，说鲁涤平事先接到了“电报”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一说“二十日夜半”，一说“二十日下午”；前者直说电报来自“下游”，后者未明言。至于鲁涤平接到电报后，未组织抵抗便主动退去，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表明：蒋介石虽事前知道了武汉的“进兵警报”，但并未要求鲁涤平组织抵抗，而是要他“通电下野”，主动撤退，采取了先礼后兵的隐忍态度。
“湘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湖北此举，破坏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制止，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为维持中央威信计，断难照准”。【14】但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央当以最大努力，避免军事行动。”【15】冯玉祥也证实“自湘事发生，中央宽大为怀，促其反省，当时曾迭电垂询玉祥意见”【16】。2月24日，蒋介石偕行政院院长谭延亲赴上海，与李宗仁会商解决办法，希望李与中央保持一致，李也答应了蒋的要求【17】。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177次会议，讨论武汉政治分会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案。会议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此举与“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及编遣会有关决议相违，应派监察院长蔡元培会同国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核办；至双方军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为顾全大局，会议还对武汉政治分会前次所议略予迁就，议决湖南省政府主席暂由何键代理，并于3月2日发表正式任命令。【18】
会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李济深，促其即日赴汉彻查“湘变”缘由。3月7日，针对社会纷传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决意用兵一事，蒋特地致函李宗仁，解释说：“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而兄之命令，亦不能有效”；“中央为防范计，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于威信不失，则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19】这封信清楚表明蒋介石虽然在备战，但还是为和平解决“湘变”留有空间，他强调“调度军队”，目的在“防范”，是为了“正当护卫”，他“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中央威信不失，“余事而无不可从长计议”。也就是说，如果桂系“能具‘就事论事’之精神，以中央决议为最后之判断者”【20】，能给蒋介石中央政府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起码也可暂时避免。
但是，桂系上下一致认准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决心武力对抗到底。李宗仁虽反复声明他“始终为拥护蒋主席完成统一之一人”，表示当与中央一致，但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武汉政治分会“处置鲁(涤平)部，实出于拯救湘民、安戢地方之至诚，毫无个人权力杂于其间”【21】，何况这类“整顿内部，消除隐患”之事，其他各集团军已早“有不少先例”，极力为“湘变”辩解。【22】他公开指责蒋介石为“湘变”这样的“局部细故，劳师动众”，甚至将裁兵公债移作战费，并于3月8日宣布辞去国府委员一职。【23】他还大拂蒋意，极力阻止李济深前往南京【24】。白崇禧虽远在平津，但据蒋介石情报系统“确报：一、湘事未发生前数日，由奉开来北平机车十数辆，现集中唐山；二、唐山部队束装待发，开拔费已支给；三、据日本人消息，白有要求该部通过济南之消息。”【25】由此看来，“湘变”的发生，并非白崇禧后来信誓旦旦所说：“今天当真主面前可说我毫无所知。”【26】否则，何以解释白崇禧于“湘事未发生前数日”，调集机车十数辆，集中唐山这类遥相呼应的举措呢?事实上，白崇禧与武汉、两广是有联系的，而且态度坚决，毫无议和之意，其所致李济深、李宗仁密电足以说明这一点：
任、德(按：李济深字任潮，李宗仁字德麟)两公商定大计后，请即秘密各回原防，共筹应付。希望保兄(?)速准备，任公可敷衍言和者，以便离沪。武汉四集之地，决不能守，更无所用其留恋。在相当时机，应全师南返，占领宝(庆)衡(阳)、茶(陵)、攸(县)、赣州之线，准备与敌作强固之持久战，引诱敌军深入，以待我两粤援军之来到，然后猛烈袭击，一举歼灭敌军，胜算终属于我。【27】
至于“湘变”的实际发动者胡宗铎等人更是表现强硬，毫不让步，不但明确表示他们对湘事的处理，与政治分会条例没有抵触，而且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下达的双方军队各回原防，不得自由行动的命令。
3月4日，以上命令已下达五天，入湘桂军叶琪部仍在益阳继续进击谭道源部，并于5日进驻清水潭。13日，又过了九天，叶琪部还在攻击前进，占领常德，迫使谭道源退守湘西桃源、大庸等地。【28】但是，3月16日，胡宗铎等人却致电胡汉民、李济深，专责蒋介石调集皖赣境内各师，向长江上游进兵，“显无和平诚意”，并请示胡、李二人，如蒋军“窜入湘鄂境界，职部是否应迎头痛击，以保中央威信之处”。【29】其对抗到底的决心，暴露无遗。
蒋介石看到胡宗铎等人已不把他视为“中央”政府的代表，知道战争已不可避免，其“发电之日即密令动员之时，日内必实行向中央各师袭击，而冀以迎头痛击之词诬指中央为戎首”【30】。他一面命令叶琪等“迅即遵令停止军事行动，克日退回原防，毋得故违，致干法纪”【31】；一面加紧部署军事，令所部各师迅速完成战前准备。3月26日，蒋介石最后下达讨伐桂系令，称“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32】讨桂战争正式爆发。
从上述讨桂战争的爆发过程来看，有一个事实很明显，这就是蒋介石始终坚持后发制人。他虽早有消灭桂系及其他各集团军之心，却无即刻动武之意，而是从整编军队入手。这样做，对他来说，既名正言顺，因为他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又合情合理，易为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所接受。“湘变”发生后，他仍没有马上宣战，而是在秘密军事动员的同时，留出一个和平斡旋空间。直到桂系上下，决心孤注一掷，武力对抗到底时，他才最终下了讨伐令。整个过程，给人以被迫应战的印象，为其武力讨桂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