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曾业英
三、攻防结合：征桂目标的实现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还有更高的军事目标，即彻底消灭桂系的军事实力，夺取其最后的根据地广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直捣其巢穴”【92】。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以根本铲除桂逆”【93】，其中湘军为讨逆军第四路军，由何键任总指挥，粤军为第八路军，由陈济棠任总指挥，滇军为第十路军，由龙云任总指挥，并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4月12日，他电召何键到武汉“面商攻桂及编军问题”，决定“约编三师，以吴尚、周斓、刘建绪为师长”。【94】14日，又命何键选派所部20个团以上兵力，于月底集中桂边，5月1日开始攻击，15日以前占领桂林，然后向柳州前进；命龙云选派所部12个团以上兵力，限5月20日以前集中广南、剥隘一带，30日以前占领百色，向龙州、南宁前进；粤军因内部意见分歧，陈济棠主暂取守势，而蒋光鼐、陈策等人力主积极进攻，蒋介石为此密电陈铭枢以团结为重，勿操之过急，但秘密准备“不容稍缓”。他说：
粤中将士征桂既不一致，强之反召分裂，可祗可缓和，以资团结。但须知此种心理即为亡粤之根性，并知桂题不决，则粤必亡。此时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不容稍缓。今与湘何键、滇卢汉面定计划，决于本[月]底湘滇兵力集中桂边，桂逆必知，待其移兵防备湘滇之时，粤当出兵协同海军，以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如粤中真不能出兵，则决以朱绍良、方鼎英、李明瑞、杨腾辉各师由海道运粤而加之，以蒋光鼐等忠勇之师协同陈策海军直捣其巢穴，亦绰有余裕。惟兵站应亟秘密，准备请兄派员筹画之。如伯南(陈济棠字伯南)反对此举，则事先不必与其明言，届时彼当赞同也。上陆地点，三水与钦州孰便，请兄决定。【95】
而对陈济棠则仍然要求其选派18个团以上步兵，加上海军、空军，于4月底集中肇庆附近，5月1日出发攻桂，15日以前占领梧州。为满足龙云解除贵州周西成扰其后方的要求，早在4月10日，蒋介石就电令贵州籍人士、交通部次长李仲公“速电周西成，请其即日表明态度，共同讨桂，并派员来汉协商”【96】。后来，又要求新任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刘湘以川军赖心辉部协助龙云监视周西成的行动，他说：“赖心辉派李霖来汉，表明讨桂诚意，并称愿与兄(指刘湘)联络，中(正)意请兄与之接洽，使之监察黔方行动。黔周(西成)虽表示服从中央，但其与桂系关系太深，恐难置信。故请兄留意，并请相当接济赖部，中拟暂编其新编师也。”【97】4月23日晚，蒋介石为攻桂问题亲赴湖南长沙，与何键作最后部署，决定将湘粤滇三路攻桂时间分别延后5至10天。5月3日，他电令陈铭枢、陈济棠“如期攻桂，以免后患”，并告知“中央决定调黄绍来中央候用，而先以吕焕炎为广西特派员，伍廷飏代省府主席，视其以后内部如何变化也……总预备队如必要时，则可调李明瑞南来”。【98】其所派代表邱文、廖武郎也于同日抵达广州，以所携蒋之密令促陈济棠速就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
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扫除征桂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对退守鄂西的桂军残部更是穷追不舍，毫不放松。当时，退守鄂西的桂军尚有胡宗铎、陶钧、程汝怀三个师，叶琪师的一个旅，夏威师李朝芳、尹承纲旅各两个团，张义纯师的两个旅，另外是警备旅、特务团等，实力并未削弱多少，李宗仁、白崇禧盼望他们能够渡江取道湘西回到广西去。【99】而胡、陶、夏内部也有人建议“将军队扫数渡江，进驻湘西，与广西联成一气……以待大局之转变，转败为胜”【100】。这是蒋介石预料到的。为阻止胡、陶等部渡江转进，蒋于4月5日抵达武汉当天，便在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司令(未到任前由刘峙暂代)、刘文岛为武汉市长的同时，命令刘峙按原计划攻击前进，务期消灭逆军，以除后患。4月8日，又致电四川刘湘：“能速派一师以上兵力东下更好，但须集中荆(门)、沙(市)，截击溃逆，万勿在宜昌停留，使残逆漏网也。”【101】9日，再电何键速命湘西谭道源率所部至石首、公安、松滋一带截堵武汉方面溃军。10日，指令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朱绍良、副司令官夏斗寅率所部自天门、仙桃镇向荆门、沙市追击；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方鼎英率所部自武汉、嘉鱼溯江而进，不得有误。11日，电令门炳岳率所部会同谭道源阻止桂军渡江南窜。其间，他还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面对已经反正的门炳岳、危宿钟各旅长“照委原职”【102】；一面致电胡、陶，声明“此次背叛，罪在李、白，对兄等不加追究，如将所部交所属统领，对兄等行动更不加束缚，居汉出洋皆可”【103】。随即派出行营参谋主任贺国光、孔庚为谈判代表，奔赴荆门、沙市胡、陶军中接洽有关事宜。
在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压力下，4月12日，程汝怀等人致电贺、孔，表示桂军各部已在荆、宜(昌)停止待命，请速到沙市会商一切，并请转陈蒋介石命令前方部队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未加理睬。陈绍宽继续率海军攻击前进，13日在马家寨与桂军展开激战。14日，蒋介石命令朱绍良、张发奎等务于15日占领荆门，17日以前占领沙市。15日，川军刘湘部东出巴东，到达宜昌附近，蒋再电朱、张所部和陈绍宽海军加速西进，以与刘湘收夹击之效。同时命刘湘以重兵扼守巴东，严防桂军西逃；谭道源部限22日前赶至长阳、五峰，阻其南渡。胡宗铎等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表示输诚。16日，蒋指示行营总参谋长贺耀祖复电孔庚，桂军须即日退出荆门、沙市，所有部队开至建阳驿、半月山、鸦雀岭等处，接受点验、改编。次日，他踌躇满志地电告刘湘：“胡、陶等来乞降，愿听命改编。彼自愿离队出洋，刻已派员谈判中。我军昨已占领沙洋，荆门亦于今日可占领。已令朱(绍良)师长由荆门出当阳，与庚师在宜昌附近联络矣。”【104】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三人联名通电下野，鄂西战事暂告一段落。
鄂西战事虽暂告结束，但蒋介石仍要求各路追击部队对胡、陶、夏所遗桂军严加戒备。29日，他一面电令方鼎英部“暂驻原地，一俟新编各师(指胡、陶桂军)调遣完毕，再行移动，于此休息期间请竭力整顿部队”【105】；一面指示谭道源：“胡、陶、夏已离职出洋，荆、宜各师皆已就范待编，可勿进攻。惟仍须严密戒备，由宜都至巴东一带须择要配备警戒，以防疏虞，并与海军陈(绍宽)司令切实联络。刘湘部唐式遵师长已占领巴东，亦请联络，与其分配警戒任务。”【106】5月3日，蒋介石听说“吕超、潘宜之、戴天民尚在宜昌播弄是非，并怂恿各师入川扰乱”，随即令贺国光“切实查明，并限令宜昌部队将吕、潘、戴等解京惩办”。【107】8日，他甚至电饬刘峙：“鄂西各师移防，限元日(13日)以前开拔完毕，不得延缓，并派队严密监视。如届期不移，则应以违抗命令，用武力解决之。”【108】至于夏威及其所部欲回广西，就更不是蒋介石所能容忍的了。据蒋说“夏威所带军队六团[四月]廿三日以前本想由宜都经黔东回桂，后经阻止乃夏威始与胡、陶廿四夜同船东下”，并于5月1日到达上海。【109】他还曾电令何应钦以“不著痕迹”，且极为“优待”的方式，与“令其劝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从速离桂出洋，最好不与外人知”的动听之言，暂留夏威于上海，“盖恐其回桂报告鄂情也”。【110】5月3日，夏威行将离沪，蒋电令陈铭枢等人务于香港阻其回桂，他说：夏威“约明日可到港，当时言明到港后，候其家眷即行乘船赴欧洲考察。请与港政府切实交涉，严密监视其乘船赴欧，不许其回桂。至夏部驻宜都各团，昨日已一律移至北岸宜昌，决不能回桂，勿念。”【111】在蒋介石的坚决阻止下，夏威及其所部终于未能回到广西。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备战，蒋介石自以为已胜券在握，于5月初正式发动了湘粤滇三路会攻广西的第二期“讨逆”作战。湖南何键依据蒋介石的部署，“以主力经永州、全州，径攻桂林，以一部由右翼经西延、六峒、义宁绕攻桂林之侧，一部由左翼经灌阳、栗木、恭城，直取平乐”。其部队被编为四个纵队，以周斓师为第一纵队，“集中新宁、武岗，向义宁”；以刘建绪师为第二纵队，“集中永州、东安，向全州、兴安”；以吴尚师为第三纵队，“集中道县、宁远，向文村、灌阳”；以范石生师为第四纵队，“集中江华、永明，向恭城”；以罗藩瀛师为总预备队，“集中衡州、永州”。5月5日，各纵队及总预备队如期集中完毕，开始分途出击。【112】云南龙云早在4月24日便已决定出师讨桂。5月3日，他命所部分三路入黔，先助李攻周西成，然后向桂之柳州前进。【113】广东陈济棠也于5月6日就任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率所部香翰屏、陈维远、蔡廷锴旅和陈策海军各舰队沿西江西进，集中肇庆，准备进攻梧州。
但是，战争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蒋介石预设的方向发展。首先，龙云所部滇军就“始终未入桂境”【114】。其次，尽管何键所部如期对广西发动了攻势，却没有出现蒋介石原先所期待的局面：桂军因此“移兵防备湘滇”，粤军趁机“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原因是桂军这时已与冯玉祥秘密商定了一个联手抗蒋的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冯玉祥的任务是由河南进攻武汉，威胁攻桂蒋介石中央军的后方，而桂军的任务则是“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115】。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讨贼军”(后改称“护党救国军”)，自任南路总司令，命附桂粤军“徐景唐部由石龙向广州东部进攻”；桂军“分两路向广州西部进攻”，黄绍指挥第一路“由现地经肇庆、三水向广州进击”，白崇禧指挥第二路“经怀集、四会向广州进击”。【116】这一形势，是蒋介石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说估计不足的。5月9日蒋介石致南昌朱培德电，应可说明这一点：“闻冯决攻汉，桂逆已达肇庆，形势将有变动。请兄来京面叙。”【117】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形势，蒋介石首先指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封锁消息，不让外界了解黄绍竑、白崇禧提师东进的真相。5月7日，蒋致电熊说：“两广战争消息，不准各报登载。”【118】接着，为抵御桂军的进攻，他先后两次电示陈济棠，一次是要求陈立即破坏某些失控的军事装备和设施，他说：“飞机如亦不听命，则请即刻派队烧毁，不可犹豫。军事惟有决心，此时万不能再信政治手段解决，否则反中逆敌缓兵之计也……虎门长洲炮闩，从速拆卸，勿延。”【119】另一次是要求陈密切注意敌军动向和肃清内部、巩固后方，他说：
桂逆主力行方不明，则应严防其最险一着，即出小北江，以断粤湘联络之道是也。李扬敬与余汉谋在北江实不安心，军事不进则退。又须巩固内部，凡内部稍有可疑之部队，应从速解决，或至不能妨碍我主力进行。而与逆军隔绝之处，万不可犹豫不决，临时仓卒，反陷其计也。此时我主力，第一，当先肃清内部，第二，在巩固后方。即先占领石龙、石滩，与虎门联成一线，为我根据，以待中央海陆军之增援；一面设法占领惠州。而广州一时之得失，无足重轻，只要能保存实力，则恢复省城绝非难事。李逆(指附桂李务滋部)已占领石龙，则我军更应回兵扫除后方障碍也，此乃上策。次则以陆军一部与海军扼守河口，而以主力向北江肃清可疑之部队，然后应付西北江之桂逆，是为中策。如固守省城，以待东、西、北江逆军之逆军(衍文)来围攻，是为下策。请兄抉择。但火车不可为逆军利用，应当集中使用。如我退守东江时，粤汉路车应设法毁坏，万勿姑息，使敌不能运用也。今我军既有海军与飞机，又有铁路能为利用，则切探敌踪，输运军队，扼止逆军，肃清内部，皆非难事。军事只求交通方便，则一兵可作数兵使用也。请断行之。【120】
此外，蒋介石还指示何应钦命何键根据新的敌情，改变主攻方向，由原先以主力“径攻桂林”，改为“乘虚急袭平乐”。后因何键坚持桂林、平乐方向同时用兵，蒋又亲电何，果断命其“应以一部趋桂林，主力速转向平乐，务于五月十八日以前达到该处后，直趋梧州，并以范(石生)部出连山，向广宁、四会前进”。5月13日，何键所部第四纵队占领平乐，对攻粤桂军后方形成包抄态势。【121】
但是，蒋介石很清楚，从战略全局看，桂军攻粤，即使得逞，也毕竟是局部问题，而河南冯玉祥攻汉则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武汉一失，不但前功尽弃，且湘粤攻桂各军，也势必腹背受敌，直捣桂巢，焉能有望?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抵御桂军攻粤的同时，同样重视甚至更加重视防冯攻汉这一战略大计，并当即指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武汉坐镇指挥。
如前所述，蒋介石原本一直在联冯讨桂，即使有所防范，也是为了逼冯讨桂，但事实上，蒋对冯玉祥又一直很不放心，长期采取既拉又防的两面政策。早在3月1日，蒋为四川内乱，就曾致电冯玉祥，促其率部平川。【122】其真实目的，冯玉祥一看便知，“盖蒋欲本军平川，彼则专力对桂，且恐我与桂合也”【123】。4月初，因“冯、韩……无出兵确期”，蒋介石一面电令何应钦明白告诉尚留在南京的鹿钟麟，请他催促韩复榘“速以主力出武胜关，我第二路正面主力，必待其入关与我切实联络后，方能开始攻击”；一面又命其严加注意冯、韩动向，“瑞伯(鹿钟麟字瑞伯)态度、行动，亦请留心”【124】；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屯兵石家庄，牵制冯南进。挑拨冯、阎(锡山)关系，以阎制冯。4月7日，蒋电何应钦说：“请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兄驻宁之秘书长或参谋长来汉一叙。如徐声钰回京，可将冯与其面谈之计划关于先攻晋一段，与百川兄有关系之人面谈之，使百川兄知冯对其之怀抱也。”【125】可见，冯玉祥斥“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126】，并非凭空捏造。又如扣留外购军事装备之事，4月7日，蒋电示宋子文：“凡在外国所购枪炮、钢铁、飞机等件，非有中正命令，无论其任何机关护照，作为无效。非正式留存于海关，但不明说扣留也。”【127】其实，此举也是冲着冯玉祥而来的，因为他所购的飞机随即便在上海被扣【128】。再如展缓驻济日军撤兵问题，4月9日，蒋电示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接收胶济，须迟一个月方可实行，最早亦须迟至本月杪。其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不可私相授受)，否则政府不能负责也。”【129】所谓“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就是为防止日军撤走后的山东落入冯玉祥之手。此中奥妙，早在3月4日已为人窥破，并向冯作了报告：“日人虽急欲解决济案，惟蒋又恐鲁归我方，故迟延不决，是其过不在日而在蒋也。”倒是冯玉祥不太情愿往这方面想，3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八点起，段其澍来，言外间谣诼繁兴，王外长不愿解决济案者，恐鲁省落于二集团手耳。政府果如是，殊不识大体也。”【130】但很快就被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妇人之仁。4月17日，蒋给何应钦连发两电，前电言犹在耳：“如日本不允展期，则请政府以明令责成孙良诚(冯玉祥部属，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接防可也。”后电又到：“前计是被动时万不得已之举，今既可缓和(指日允展期撤退)，自当专心平桂也。”【131】“万不得已”才同意孙良诚接防，其防冯之心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蒋介石的多方掣肘下，冯玉祥自觉再“不可不图生存之道”了。4月15日，他指示秘书长魏书香、参谋长陈琢如：“山东事已如此，可速电路局预备火车，以便运输军队回豫。”25日，电示南京鹿钟麟：“大局不佳，可设法归来。”28日，“电孙良诚速将兵由山东撤回开封”。5月6日，面谕所部“可于夜间在武胜关潜埋地雷，敌来即发，一面深沟高垒，勿使得前”，并请邓飞黄“起草讨蒋宣言”。12日，表示要“通电宣言护党救国”。【132】16日，授意所部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发表通电，促蒋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从而公开挑明了联合桂系共同抗蒋的态度。
随着冯玉祥联桂抗蒋态度的明朗化，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之前，他的唯一目标是讨桂，敌人只有一个，即李、白、黄桂系集团。因此，不管冯玉祥对讨桂如何消极，他始终坚持以“和缓”为主的单纯防御策略，以免树敌过多。4月13日，他在致何成浚、唐生智的电报中，对此有专门交待：“此时鄂西残逆，尚在荆、沙，其实力未消，桂巢亦未捣，如另树一敌，似不相宜。故决先征桂，而对其余，应至和缓。但我第五路军可陆续移运于石庄以北，务须保持秘密，并不可逾石庄以南一步，军略与政略应须一致。请兄弟(此“弟”字似为衍字)务照鄙意，不可稍有参差也。”【133】即使冯玉祥决定自图“生存之道”，从山东撤退之后，也仍不改初衷地电示何成浚：“冯放弃山东是恐我方进攻，乃为避战计，决无攻汉之理。此等大事，当有一定方针，请兄万不可如此主张，否则必误大事也。各部不必移动。”【134】并电告朱培德说：“近日鲁孙(良诚)撤军豫西，鹿钟麟亦擅离南京，冯方各种行动，令人莫解。但中(正)只注重政治，决不用武力，以静观其变也。”【135】就当时军事形势与任务而言，蒋介石这一策略无疑是可取的，因为蒋毕竟尚无足够的军事实力，同时应付所有的地方反对派。但是，随着冯玉祥态度的急剧改变，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几天之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5月4日，他致电武汉贺国光、刘峙说：“冯未必用兵，但应准备，速将现已计划武汉临时阵地限期构成为最后防线。次将武胜关阵地侦察，亦筑防御工事，暂取守势为要。”【136】到了5月9日，蒋介石“闻冯决攻汉”，当即要求刘峙对冯所辖河南省的“防御须赶速完备，盖恐其出我不防也”【137】。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从此便由单纯防御转变为攻势防御了。
为保卫武汉，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遣散已改编为新编各师的仍集结在鄂西长江北岸的胡、陶旧部。他认为“冯之所以企图攻汉者，以仗胡、陶旧部为之应援也，故必先解决其声援或可消除其野心”【138】。为此，5月9日，他致电驻守沙洋的朱绍良：“冯有攻汉之决心，恐与胡、陶旧部联络。中(正)意如其各该部能如期开动、分散各处，然后再定去留为上。否则必须用武力根本解决之，先清肘腋再对外敌。请兄本此意旨，切实施行。”【139】次日，又进一步要求朱：“刻已令巴东唐式遵部、宣都谭道源部于删日(15日)前切实准备，对宜昌监视。如新编各师不能遵令如期移动，则最迟须于删日一律缴械。请兄督促缪(培南)、夏(斗寅)各师，并确定日期，共同进剿，以免参差。倘其移防经过荆门、沙洋时，亦应临机缴械，不使其窜豫也……万一正在进□荆□，而尚[未]解决以前，冯方先来攻汉，则兄亦督促各部先消灭胡、夏残部，然后与武汉挟击其攻汉部队可也。”【140】同时指示夏斗寅：“新编各师确与冯方沟通，约期攻汉。如其果不遵令移防，则速照逸民(朱绍良字逸民)兄计划切实施行。否则彼方以乡谊来联，恐陷其毒计，请兄严防而解决之，以免贻两湖后患也。”【141】5月12日，何应钦到达汉口，依据蒋介石的指示，随即“召集各师长会议”，诱骗胡、陶旧部新编各师长赴汉与会，由预接密令“可不必到会”的谭道源、方鼎英等人趁机将其所部全部遣散，从而彻底解决了鄂西胡、陶旧部对两湖的威胁。【142】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示所部必须对河南实行攻势防御，积极做好对豫作战的准备。由于当时鄂西胡、陶旧部尚未全部遣散，他再次强调该计划必以解散胡、陶旧部为先决条件，以免冯部占领襄樊，联合胡、陶旧部，攻我武汉。5月11日，蒋致电何应钦等人说：“闻四日前信阳集中兵力有四师之众，现在未知去向，其必开往南阳、唐县无疑。证诸李纪才报告【143】，更可确信其必逼近襄樊，或占领襄樊，使鄂西胡、陶旧部发生变化，然后进取武汉，或其占领襄樊后，先派一部压迫荆、沙，与胡、陶残部会合，再攻武汉，故我军对此必先解决胡、陶旧部为惟一要着。”对刘峙所部“正面武汉主力”，他认为宜“固守孝感、应山之线，暂取待机之势，不宜到花园以北。但如其武汉〔胜〕关守兵不多，则我军可派遣一得力部队占领之，然主力应仍在孝感也”。他电告何应钦等人：“刻已令第五路移驻济宁，方(振武)部移驻徐州，刘镇华及晋军三师集中石家庄、顺德，约哿日(20日)前可以集中完毕，以时间计之，或尚能策应，武汉不致失机。”为有效防止冯玉祥“果先攻鄂”，他认为“第五路应由津浦路运至徐州入陇海路较为敏捷”，因此，他要求何应钦等人将“武长路之钢甲车速运来津浦路候用”，“并令李纪才将襄樊各路汽车速集中花园，勿稍留滞”。【144】
蒋介石防冯进攻武汉的第三个措施是收买冯玉祥部将为内应。早在4月10日，武汉刚刚克复，蒋介石就在汉口召见过韩复榘。据冯玉祥说，蒋召见韩时，“张口向方(韩复榘字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145】。5月8日，冯玉祥攻汉风声骤起，蒋介石立即电示贺国光、钱大钧：“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钱大钧字慕尹)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146】或许蒋介石自己也觉得如此要求石友三，未免过于性急和不顾后果，因此，紧接着又补发钱大钧一电，表示宜嘱石友三不可过早暴露自己。他说：“石友三派李明志来京接洽，刻已派其回汉见兄，请托前任石部秘书现为总部参议某君，与李同访友三，并再接济其五万元，由经理处领支可也。嘱石将冯之最近计划与命令抄寄报告，并嘱其久驻南阳，非至其长上有反抗中央命令时，不可露泄其真实之举动，盖过早恐于大局反不利也。此意应口授，不可形诸文字。”【147】蒋介石这一招还果然屡试不爽，5月22日，韩、石二人便通电“拥护中央”，给了冯玉祥重重一击。仅仅过了五天，5月27日，冯玉祥即宣布下野，这已是后话了。
当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心思也是一清二楚的。4月23日，他就对人说过，蒋介石在“设计谋我”。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蒋氏视我军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至于怎么“设计”，怎么“处心积虑”，他解释说：“蒋令晋阎出兵豫西，刘峙直捣汴、洛，又利用杂牌军队攻我南面，是对我军取包围法也。”【148】这一观察与前述蒋介石的防冯部署大体不差。也正因如此，冯玉祥虽表面上与广西李宗仁等人遥相呼应，令所部通电拥护其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并无攻汉的实际行动。相反，为了自保待变，自4月28日起，他便命令所部“为本军计，当退守潼关以西”，以免“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所谓“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指的就是“晋阎”即阎锡山“出兵豫西”。5月1日，冯又指示魏书香：“我军将石友三部四师，驻扎紫荆关，留一师或两师驻武关。陇海路部队可尽移陕、甘……如此布置，关外无事，则埋头训练，兼事屯垦，一旦有事，则率领数十万健儿，直捣中原，必为无敌之师也。”【149】到了5月15日，更命令豫南韩复榘、张允荣部炸毁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脱离武汉前线，全军收缩西撤。
随着冯玉祥全军西撤，武汉形势缓和，蒋介石迅将注意力转向两广战场。当时，粤军李扬敬、香翰屏部及海军中山、江大等舰正在广东清远、芦苞一带，与白崇禧亲自率领的吕焕炎、王应榆、黄旭初部对峙。5月18日，陈济棠下达总攻击令，命香翰屏部沿广三路进攻，陈章甫、李扬敬部直逼芦苞，海军各舰自马口发起攻击，戴戟部及教导队向军田增援。21日，粤军大获全胜，先后收复芦苞、白泥、大塘、清远等地，桂军损失数千人，王应榆被俘，黄旭初受伤，残部向四会溃退。与此同时，何键也命令各纵队协同粤军夹击梧州。为增援粤军，5月19日，蒋介石命令李明瑞、杨腾辉率所部两师南下，先后于25日和28日从湖北经上海海运抵达广东。30日，李、杨沿西江挥师西进。6月2日，与湘、粤联军共克梧州。6日，李明瑞在梧州就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拒绝接受黄绍竑、白崇禧所派代表请其收编黄、白桂军的要求。12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17日，俞作柏命李明瑞等人三日内攻克桂平。18日，各部开始总攻，李明瑞、杨腾辉部由藤县攻江口，范石生、许克祥部由大湟山绕攻桂平之侧，海空军也投入战斗。桂军不支，纷纷请降。23日，李、杨进入桂平。白崇禧、黄绍竑自知大势已去，随即将残部交吕焕炎、梁朝玑统带，先后取道龙州、越南，逃亡香港。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7月15日，俞作柏在南宁宣布正式成立广西省政府，就任省政府主席之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以夺取桂系根据地广西为目标的第二期作战的最后胜利。
蒋介石所以能最后夺取广西，有以下几个明显的原因，首先是他成功地阻止了鄂西桂军残部返回广西，不但迫使胡、陶、夏等人宣布下野，而且就地解决了其所遗残部，从而削弱了广西桂军的抵抗能力，也瓦解了冯玉祥攻汉的计划。第二是他始终坚持以主要力量打击主要之敌，对攻桂各军的内部分歧和非主要之敌冯玉祥部采取了以防为主的“团结”、“缓和”之策，避免了内部分裂和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第三是他有效地遏制了冯玉祥的攻汉决心，保障了武汉的安全，巩固了攻桂各军的大后方，为李明瑞、杨腾辉两师的南下增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总而言之，一句话，与蒋介石的攻防结合的正确抉择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1929年讨桂战争爆发前始终坚持后发制人，为其武力讨桂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他又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队、整顿纪律、瓦解敌军、争取友军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并在战争过程中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正因如此，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或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能成为这场战争的胜者，除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外，善于运用军事谋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