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通史编撰述评
陈建明
近年来，编撰中国基督教通史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截至现在虽然已经出版了许多通史性著作，但却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1.教内作者为主，护教色彩较浓厚，缺乏有力度的教外著作；2.主要论述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史，对中国本土教会情况研究不够；3.规模不大，体系不完备。上述问题都是今后新编中国基督教通史必然要跨越的。
已故汤清先生曾在《中国基督教百年史》自序中说：“迟至今日，这一最为需要、最为重要的历史，还没有经过系统研究，具备良好的组织，而且可信靠的全部历史出现。”[1]卓新平先生在评述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状况时也指出：中国迄今“缺乏一部贯穿古今、史料详实、立论新颖的中国基督宗教通史著作”[2]。近年来，编撰中国基督教通史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认为编撰时机基本成熟的意见时有所闻。要在新时期编撰一部有份量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性著作，有必要回顾过去已经出版的著作，比较其优劣得失，总结有益的经验，以将它们作为进一步研究和著述的基础。
所谓通史，是指贯通古今，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作论述的史书。本文所指中国基督教通史，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内，而且是“把中国基督教史作一通论性的记叙，另外在时间上也注意到由古至今、上下前后之间的贯通性”[3]。至于专门史、区域史、派别史当然就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关于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编撰出版状况的综述文章，从上个世纪70年代算起，较早可见的是中国台湾查时杰发表的《七十年来中国基督教通史的研究》[3]。这篇文章提到了编撰于民国时期较早的两本著作，一是谢洪赉的《中国耶稣教布道小史》，一是陈金镛的《中国布道史》，但因难以见到原书，未展开讨论。该书对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 史纲》和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则做了详细分析。然而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中外学者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类型的通史性著作不断问世。随之，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陆续登载的涉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状况的文章有10余篇(注：这些文章中，较早可见的有何桂春撰《近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综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陶飞亚、刘冰冰撰《近年国内基督教史( 新教)研究简评》(载朱维铮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最近几年发表的较重要的文章有：李金强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之兴起及其发展》，陶飞亚撰《1949年以来国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评》，顾卫民撰《近年大陆的中国基督教史 研究概述》，鲁珍晞(Jessie G. Lutz)撰《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基督教宣教及教会史之研究》(以上均载《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1集，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1998年版) ，张先清撰《回顾与前瞻——20世纪中国之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载陈村富主编《宗教文化》第3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卓新平撰《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刘建撰《浅述基督教在华传布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钟鸣旦撰《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马琳译，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2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徐以骅撰《大陆中国基督教会史研究之再评介》(载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中原大学2 001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2年版)。 )。不过，这些文章基本上是概述中国基督教史各方面研究的情况，兼及通史著作的编撰出版，并非专门针对后者行文。笔者则在翻阅原书、参考相关书评文章的基础上，叙 述所见中外出版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性著作，并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期为新通史的编撰尽绵薄之力。
中外有关中国基督教(包括天主教)通史性著作，笔者见到的有如下一些：
最早出版的通史性著作是外国来华传教士写的。清朝结束前几年(1907年)，加拿大传 教士季理斐(D. MacGillivary)编辑的《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4]在上海出版。全书正文有677页，另有 大量篇幅的附录。正文分别叙述来华各新教教派，内容包括各教派在华活动历史，宣教 、医疗、文字、教育等项事业，以及统计资料等，书末附录有大事年表、有关传教士传 记和传教方式的书目、人名索引，以及来华传教士名录。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来华差会史著作，并兼工具书性质。民国时期(1929年)，则有美国人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撰写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5]问世。全书共30章930页。赖德烈曾为来华传教士。该书将中国历史背景和在 华传教活动结合起来论述，并试图从政治、经济、思想和宗教的角度来加以阐述，比季理斐所著更像一部通史性著作。比利时钟鸣旦教授对该书评价颇高，认为其“大概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深入和完整的通史著作”[6]。香港李金强先生也认为该书“以近世西方教会宣教扩张运动及教会合一观点来撰写起自7世纪至1927年包括景教、东正教、天主教及新教先后来华宣教之千年史……为其时最具系统之中国基督通史，并为研究此 一门专史之重要参考书”[7]。该书附录专名索引和大量西方参考文献，说明作者治学态度严谨，同时也给后人研究基督教史提供了查找资料的方便。本书注重基督教差会的历史，忽略了华人教会的活动，是其明显不足之处。
民国时期由中国人撰写的一部较翔实的通史性著作是初版于1940年的《中国基督教史 纲》[8]，该书以后曾反复再版。作者为王治心，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全书分22章，第1 章为导言，第22章为结论，其余各章以时间为序，分专题论述了中国的宗教背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基督教与国民革命、非基同盟与本色运动等问题。该书站在护教的立场肯定了基督教入华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积极贡献。这“是开中国基督教通史类著作之先的一本书，自有他的地位与贡献”[3]。该书出版后深受教会及学术界注意，并不断再版。王治心教授“对于中国的国故极有研究，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又极纯粹，他编著中国基督教史是以中国宗教思想为背景”[9]。该书没有涉及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活动，这是一个缺陷。
民国时期出版了三部中国天主教通史性著作。1934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礼贤(Paschal M D' Elia)出版了《中国天主教传教史》[10]，这是一本32开、157页的小书 。第二本是《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刘准著，中国河北献县1937年版。该书已难寻觅， 笔者未见到样书。另一本是徐宗泽神父著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1]，全书约18 万字，首论开封犹太教，之后是唐元景教、明清以至20世纪30年代天主教，附录有圣教掌故。该书堪称中国天主教通史的代表之作。原载《圣教杂志》第25、26卷中，后汇为一册。每章后列有参考书目。引文出处为夹注，只有书名或杂志名，如圣心报、东华录 、中国宗教思想大纲。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因受“左”的影响，宗教活动及学术研究均未能正常开展，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亦同样如此。但此时期，中国台湾和香港则各出版了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性著作。1968年，台湾基督教学者杨森富出版了《中国基督教 史》[12]。全书共18章，4个附录，叙述了唐代至196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历史。作者自序中称：“本书与王治心先生前所撰《中国基督教史纲》有一共通点，即合编新旧二派基督教的历史于一书；所异于王著的最大地方，并不在乎史料之补充与更正，而是史学 观点的不同。前者以基督教的观点立论，而本书则纯以客观的史学观点立论，这一点也是笔者差堪自慰处。换一句话说，前者系纯为中国基督徒而编写的，而后者却是为广大读者而编写的。”本书较之王治心的著作增加了东正教、边疆地区与台湾地区、海外地 区的教会历史，以及中华圣经翻译史。正文中及书末的大量表格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统计资料。加之作者“在国学上有良好的造诣，又精通日文，所以能够吸取日文方面相关的基督教史的著作精华，并将之编写于书中，使他的书在内容上超越了王书”[13]。该书 的不足之处是，民国基督教的篇幅较少；引资料注释较少，且不详细；编排不合理，如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之关系”(第10章)排在“基督教新教之传入及其主要的各教派”( 第11章)之前。本书所论基督教含新教和天主教。该书立场仍然是肯定基督教的积极作用。
《十字架与莲花》[13](The Cross and the Lotus)，香港圣公会李兆强牧师著，1971 年由香港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为中国人首本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全书八章，起自景教，止于新教入华后之发展；篇幅不大，只有125页。本书宗旨在于期望中国教会走向本色化，同时希望传统中国文化在世界教会及文化发展中扮演 重要角色[14]。由于作者是牧师，该著具有护教色彩是难免的。
此外，1965年香港出版了周亿孚著的《基督教与中国》。该书没有采用通史体例，而是先比较儒、墨、道、释各家思想的异同，次论述基督教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影 响，最后才分专题介绍中国基督教的几个发展阶段。1971年，台湾释译出版了穆启德(Joseph Motte)编著的《中国天主教史》[15]，时间断限为唐朝景教至1960年代。该书为通俗性读物，没有注引文出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史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大陆学者从单纯研究反洋教运动发展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各个方面，并对之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1981年，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6]在上海出 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著作。全书35万字， 分为15章，所记历史，以1540年葡萄牙国王要求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 动为开端，结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论述了传教士参与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教育活动的情况，重点分析了几大教案、教会教育和医疗慈善事业等。1991年12 月第2版增补了《圣经》的翻译和传播、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两章。2004年该书 以新的装帧面世，但内容没有修订。其优点是“从事实出发，史料大多取之于传教士的 论著和传记及外国人写的传教史，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和言论，现身说法，再以中国的记载印证，一洗不切实际的浮夸之词，给人以信史的感觉”[17]。文末所附中外文参考书目举要为当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传教史提供了查找资料的方便。“但该书成书较早 ，作者本人曾是教会中人，既有熟悉史料的优势，也有唯恐自美之嫌，有些方面仍深受 ‘政治批判’的传统影响。对外国传教士为甚么到中国来传教，比较多的强调了政治原因，对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涉及较少”[18]。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无论如何，本书填补了大陆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关于传教史的空缺，是一本奠基之作。
继顾长声书出版15年后，1996年5月，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亦在上 海出版。所述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时间断限为公元635年～1949年，但重点放在马礼逊入华以后至民国时期的新教历史上。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15年的发展，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研究手法，摆脱了“政治批判”的影响和“公式化的陈述”，对中国基督教有了比较客观的态度，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本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其特点是从社会史的角度阐述中国教会历史，注重新教的“本色化”运动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对于传教士也给予了事实求是的评价，既指出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强行进入中国的事实，又客观评价了他们在西学东渐及维新、改革中起的积极作用。全书40余万字，史料翔实，体系建构较佳，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可看作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附录的中西文参考书目和专名中外文对照表，为读者进一步查考提供了方便。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教授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征引相当翔实，考证细心，也持平公允，带着实而不华的作风”[20]。本书与顾长声书一样，不太重视教会本身的发展和组织管理情况。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出版了《中国基督教百年史》[21]和《福临中华——中国 近代教会史十讲》两部著作。《中国基督教百年史》内容丰富，约50万字，由著名中国教会历史学者汤清博士撰写。全书以差会史为中心，叙述1807-1907年间基督教在华之 发展及其贡献。本拟分两卷，上卷记述开创和广传时期差会和传教士在华传教百年史；下卷记述中国教会逐渐成长健壮的四十二年史(1908-1949)。作者本意是在下卷完善赖德烈著作忽略华人教会的缺陷，可惜上卷完成，作者即去世，故下卷未能成书。本书的特点，一是史料十分丰富，作者曾往国内外若干教会及公立私立图书馆搜集资料；二是注重差会和中国教会的组织发展和开展的各项事工情况。写作手法上，第一章对中西历 史、文化背景和基督教加以论证，第七章对中国基督教广传时期的各项事工、教案和中国教会的建立加以讨论，其余各章则均铺陈史实，述而不作。《福临中华——中国近代 教会史十讲》[22](1807-1957)，由香港教会历史学家梁家麟著，作者遵守史学规范，做到善恶必书，忠于史实。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把悠长的中国教会历史精简而有深度地刻画出来。全书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却是在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研究成果，并将自己的心得融会贯通其间。正如作者的老师王尔敏所言：本书“避免直接引括与考据辨伪的琐碎工夫，却能吸收资料及各家研究论断，拣择至当，融会贯通。建造全面整体架构，完成一代史实的豁显呈现”[23]。由于本书是以专题形式探讨中国基督教的演变史，从体例上看还不是一部结构完备的通史著作。
据钟鸣旦教授介绍，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有若干部新通史面世。一部是 拉尔夫·R·卡维尔(Ralph R.Covell)著的《孔子、佛陀和基督：中国基督教史》[24] ，但严格地说，这不是关于基督教传播史或中国教会史的著作，其目的在于分析中国历史上把基督福音和中国文明相结合的一些重要的尝试，因此“它是一部思想史，一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基督教思想史”(本书前言)。第二部是鲍勃·怀特(Bob Whyte)著的《未结束的相遇：中国与基督教》[25]。这部书也不是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史，“而是研究基督教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相遇的情形”。其主要目的是总结其他学者的见解和论述 ，重点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教状况(本书绪论)。第三部是法国汉学家、神学家约翰 ·沙博尼耶(Jean Charbonnier)著的《中国基督教会史》[26]。该书关注的不是基督教 ，而是基督教徒；不是传教士，而是中国的基督教徒[27]。因而这也不是一部真正意义的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注：该书中文版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名为 《中国基督徒史》，译者为耿昇、郑德弟)。
近几年外国人写的中国基督教史还可以见到两部，一部是韩国人写的《中国基督教史略》，另一部是日本人写的《中国新教史：基督教的本色化》。《中国基督教史略》[2 8]约29万字，由韩国人李宽淑著，从景教到中国的635年述至1949年，含天主教、新教 、东正教。作者自序谈及本书的缘起道：“我自幼就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几十年 来，专心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利用各种机会到各地去实地调查，收集原始资料， 自问小有心得，遂写成一本《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突和发展》，1995年在韩国出版。 ”后来作者在中国学者朋友的鼓励下“重整框架，补充资料，奋斗一年，写成了这本书 ”。1998年在中国出版。本书对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历史叙述较详，而对于30年代至19 49年的历史则着墨很少。写作征引的资料主要是中文文献，缺乏西文文献是本书的一个缺点。公元2000年，日本人山本澄子(Yamamoto Sumiko)著的《中国新教史：基督教的 本色化》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这一时期大陆出版的专门论述中国天主教的著作有：《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1 4万字，顾裕禄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一本以史实为基础的通俗读物 ，时间断限为明万历至1988年。《中国天主教简史》，21万字，晏可佳著，宗教文化出 版社2001年4月版。该书始述唐朝景教，然后主要叙述1246年柏朗嘉宾请求传教至1958 年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的历史。类似史话，以二手资料为主。
值得注意的有一部2003年出版的《中国天主教编年史》[30]，顾卫民著。本书作者以编年史的形式客观地描述天主教会在中国曲折发展的历史。本书在时段上分为三个时期 ，即唐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时期，主要是依据天主教入华的三次历史过程来划分 。该书除了将天主教在华历史按年叙述外，而且做了进一步加工，即1.“为有助于读者了解史实原委，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年份之下，附上原始文献，以备查考”。原始文献包括中国皇帝的有关谕旨，奉教士大夫为传教士著作所写序跋，重要的护教和反教文献 ，相关的游记与诗歌，传教士著作、日记等。2.“许多重要的中西历史人物，均有生平 、职官及著述简介”。3.配有多幅教会建筑及历史人物图片。这些都为读者提供了阅读 参考的方便。本书没有编制人名和组织名称的索引，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研究中国东正教的著作可谓凤毛麟角，这与东正教在华活动稀少是相对应的。截至目前，能够见到的只有张绥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31]。该书出版于1985年，以一半的篇幅(第三编)介绍了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分为俄罗斯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东正教会的建立和分布情况。时间断限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第一座东正教堂建立至1966 年止。作者“掌握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并经过细致的考证、分析，作出高度的概括，用流利的史笔作出认真的叙述”[32]。书末所附东正教要理问答、人名译名对照表和参考书目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东正教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填补了国内东正教史研究的空白。
除以上通史性著作以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几部断代性的著作，因为这些断代史可以视作阶段性的通史。
1930年，英国人阿·克·穆尔(Arther Christopher Moule)出版了《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33](25万字)，其中文翻译本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作者将早期有关在华基督教的中西文资料译成英文，经过筛选排比，叙述了中国早期基督教900多年 的历史，即唐贞观九年(635)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含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和1294年传入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其特点是以史料见长，写作态度严谨。附有大事年表和专名索引。
法国人裴化行(H.Bernard)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本书原名传教士列传，汉译本改现名。叙事时间为1514-1589年。作者在导言中谈到应当关注16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因为他们“所造成的新的思潮总是不断地寻求出路，便是在明清两朝最黑暗的时期，也是一样地努力。终能在今日，对于文学、科学及哲学上大放异彩。从此，这些教中栋梁的历史，虽然是年代久远，为我们现代的人却不能不彻底明了。将往事移到今日，可以使它们对于现代重新发生影响”[34]。本书引用传教士的资料丰富，并提出传教事业必须进入中国文化。
《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35](1807-1842)，李志刚著。本书研究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在澳门、广州、马六甲等地的传教活动，以战前为主。香港学者李金强认为该书 “综览中西史料，探究传教士为研究早期新教传教士入华最具系统之中文著述”[14](1 4页)。大陆学者吴义雄也认为该书搜集利用的资料比大陆的著作丰富，对史实的研究“ 也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中文著述”，“是迄今所有研究传教士问题的中文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36]。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吴义雄著。 本书虽然论述的仅仅是1807-1851年间的新教差传史，但内容翔实，达到45万字。征引 的中英文史料非常丰富，论证亦很有力，在理论和方法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曾获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37]，查时杰著。该书虽称论文集，但其主体内容即民国基督教史，已经具备专著的性质。其通史性部分含民国基督教史(1911-1927)；抗战时期的基督教会(1937-1945)。另外还论述了四十年来的台湾基督教会(1945-1992)，附录有中国大陆基督教会简史(1949-1981)；大陆教会近十二年来的发展(1979-1991)。
《当代中国新教》(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38]，韩德(Alan Hunter)、陈剑光合著。这是一部英文著作，笔者尚未见到汉译本。时间断限为1949年至1990 年代。内容有1.社会和政治处境；2.新教群体调查；3.历史遗产；4.新教与中国宗教文 化；5.基督徒生活的多样性；6.佛教与天主教；7.进入90年代。从结构上看，此书采取的是专题论述的形式，不是通史著作的写法。
2004年4月，孙尚扬和比利时学者钟鸣旦合著的《一八四○年前的中国基督教》[39]出 版。本书导言“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和第十一章“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国 ”由钟鸣旦撰写，其余各章均由孙尚扬撰写。本书内容虽然在时间上涵盖了从唐元到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历史，但是在体例上更像是专题研究。正如后记中所指出：有些章节的主要材料和观点主要取自孙尚扬的《利玛窦与徐光》或《基督教与明末儒学》，有 的发表于其他论文集。作者将该书定位为大学教材或者是一部研究性较强、比较注重思想分析的教学参考书。该书参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使得本书的立论建立在丰富扎实的文献基础上。
已经出版的通史性著作不足之处大概有三个方面：1.教内作者为主，护教色彩较浓厚 ，缺乏有力度的教外著作；2.主要论述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史，对中国本土教会情况研究不够，3.规模不大，体系不完备。关于第一点，从上述通史性著作的作者身份看，既有中外传教士或信徒，也有中外教外学者，总体上看，以教内学者占多数。如李金强教授所推崇的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赖德烈著《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三位著述，由是成为中国基督教通史之典范”[14](7 页)。而这三本书的作者皆为教内学者。一般来说，教内作者的著作护教色彩浓厚一些 。关于第二点，可以说过去的通史著作重视外国在华传教活动，忽略中国本土基督教历史几乎是通病。正如陶飞亚教授所说：过去的大多数研究“并不是直接以中国基督教史为对象的。如果中国基督教史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中国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本身的发生和发展的话，那么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的”。他提出应当注意“研究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中国化的课题”[18](65页)。笔者对此非常赞同。至于第三点，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正是因为缺乏规模宏大、体系完备的通史著作，才有了完成此任务的要求。上述问题都是今后新编中国基督教通史必然要跨越的。
应当说，100多年来(起于19世纪下半叶)，欧、美国家和中国两岸三地的中国基督教史 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的成果，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已经有许多科研机构和学者在从事基督教史的研究，并涉及到众多的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题论著。从研究趋势看，外国学者的著作从西方中心论转向中国中心论，而中国学者则从 以政治为出发点批判基督教转向比较客观地评价基督教。所有这些已经为编撰新的中国 基督教通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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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02期
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212114249.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