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邦初事件
周宏涛口述
播迁来台初期，不仅与日本签约煞费苦心，其间还有件事带给蒋公极大的痛苦，那就是毛邦初事件。我当时在蒋公身边，眼看着此事逐渐不可收拾，终于奉蒋公之命，代表他亲自到美国处理此事。
原先，毛邦初奉派赴美担任采购多年，随后在中华民国危急之际，蒋公指示把一千万美元外汇交给他保管作为空军购料款，以避免该款遭美方冻结进而落入中共之手。但他长久以来在美国挪用公款、生活靡烂，台湾这边却并不清楚，直到他和参谋总长周至柔交恶，企图打击周不成，开始抗命不归，引发中外瞩目的事端后，政府委任律师清查毛邦初的财务，这才了解毛担心自己贪渎内情爆发，又正值政府内忧外患交加，因此企图抹黑政府以混水摸鱼。
毛邦初不可恕之处在于，正当我国最需要美援之时恶人先告状，差一点使得美援不至，中华民国丧失大陆之后辛苦重建的形象，也几乎被他破坏殆尽。
毛邦初与周至柔交恶
起初毛邦初是深受信任的。他是经国先生生母毛夫人的亲侄子，身为空军副总司令兼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在空军颇有成绩，抗战时就因为蒋公的信任而奉派赴美担任采购，以后就一直没有调回国任职。一九四八年底徐蚌会战失利，蒋公于次年初下野之前，命令将采购武器的公帑一千万美元转入毛邦初的私人户头，以避免遭美国冻结。这笔钱原先设定是必须由俞国华及毛邦初联名方能动支，但是紧急状况不在此限；日后证实，这笔钱对毛邦初而言是个很大的诱惑。大陆沦陷之后，想混水摸鱼的政府官员大有人在，毛曾经挪用这笔钱做了私人投资，这也是他出事的远因。
政府迁台后，毛邦初和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之间的不合，逐渐浮现。周至柔是陆军出身，和同样是陆军背景的桂永清出任海军总司令一样，出任空军总司令。蒋公如此安排，在一九四九年将领纷纷叛变的情况下有効忠方面的考量，我可以感受得到，总是居副的毛邦初很难接受如此的人事安排。
一九五○年初，美援尚未恢复。空军司令部在柯克上将的协助下成立「中国国际商业公司」（C.I.C.），建立了一条新的航空采购管道，专为政府采购军用物资。没想到引起了毛邦初和他的副手向惟萱上校反弹，甚至向美方检举C.I.C.有采购弊端。当时政府是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如此的检举当然造成困扰。
在那个时候，一些采购作为确实有问题，这牵涉到蒋夫人的弟弟宋子良。
韩战发生后，诺兰参议员向蒋公反映，年初有中国官员透过旧金山一家杂货店采购了三百万加仑航空用油，中间人获得佣金十万美元；另外一事是我政府向美国采购了二十五架P-5l型战斗机，每架价格为三万六千美元，而美国的价格每架仅为一万六千美元。诺兰认为，这些事必须予以澄清，否则会使中华民国政府名誉受损，并使援华出现困难。
诺兰的讯息，其实和毛邦初及向惟萱有关，就是他俩释放的，其目的在于打击周至柔。购油案方面，早在五月间，毛邦初就透过驻美大使顾维钧向蒋公检举，他以空军驻华府办事处名义电告周至柔，建议取消此一合同，因为该合同每加仑的价格比华府市价高出三美分，也比空军办事处在华府购进的另外三百万加仑同品质的汽油，总价要多十万元；但周至柔在覆电中却坚持此一购油案已经成交，要他不必再多考虑。
至于P-5l机方面，事实上并无不法，空军的估价包括装运外加无线电设备及武器等费用，光是无线电及武器就共值一万四千美元。以毛邦初对P-51的报价不包括无线电及武器费用为三万三千美元，单价还要比空军总部高些。
毛邦初以后却检举，周至柔虚报瞒买无线电及武器等配备的价格。
蒋夫人之弟宋子良涉案
由于毛邦初的检举，蒋公决定召他返国述职。蒋公在士林官邸接见毛邦初并共进早餐，垂询在美工作情形，又命我就毛所报告的空军在美购料实况进行审查然后向他回报。毛当时职务是空军副总司令，派驻在美国负责采购空军各项物料。
接下来两天，我与毛邦初详谈空军各购料案，毛邦初讲了不少，主要是指周至柔涉及不法。他说，他查明购油案的合同是经周至柔的首肯下，由宋子良经营的「中福行」进出口公司在台北签约，而由该公司设在旧金山的代理机构华南企业公司向美国一家石油公司购进的，华南企业公司成立的资本仅有二千五百美金，在旧金山只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而已，目前这批汽油尚未运交。他又说，在蒋公引退前后，空总签支迁建等各笔款项最为可虑，其中不仅仅是周至柔把四十几万美元公款自美汇到香港私人户头，还发生以公款汇交联勤总司令郭悔吾的妻子之事。
毛邦初对购油案的检举应是不错，确实是宋子良经营油料生意。次日我把中福行购油案向蒋公详细报告后，蒋夫人也很气愤地告诉我，宋子良曾假藉她的名义向毛邦初疏通过。以后，此一购油案的合同就取消了。
但是P-51机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采购管道经由中国商业公司，所以令毛、向两人不满罢了。
这趟返台，毛邦初奉命调任中国派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代理团长，至于他在美所主持的空军办事处，蒋公命令撤销。也就是说，日后有关空军采购方面不再由他负责，他必须把业务及所保管的款项交出。此外，蒋公指示把向惟萱调回台湾，也让毛邦初心里很不舒服。由于诺兰参议员夫妇于十七日早晨六点多抵达台湾访问，蒋公不希望毛邦初在台北和诺兰打照面，命令他当晚就返美，我安慰他后道别。
毛邦初离台才隔两天，蒋公接见诺兰夫妇并共进早餐后，傍晚召见我，交下众议员周以德（Judd，Walter）的来函，内容陈述去年十月空军驻美人员将一笔巨额外汇汇到香港的私人户头，请蒋公彻查。蒋公要我审核，我细阅内容，与日前毛邦初和我见面时告诉我的差不多，连口气都类似，讲的就是日前他声称的周至柔下令汇款事。此案绝非外人所能获悉，显然毛邦初利用外人作为政争工具了，心里不由起了厌恶之心。而这笔巨款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不能轻易放过，经向蒋公报告后，蒋公指示对此案展开彻查。
秘密调查
次日我约联动总司令部财务署署长吴嵩庆来官邸商量，讨论后决定在不知会周至柔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吴嵩庆知道兹事体大，他必须瞒着顶头上司周至柔，因此请蒋公颁发手令。我立即向蒋公请示，蒋公当即书就，并亲自交给吴嵩庆，调查自此展开。
诺兰夫妇在台期间，蒋公夫妇邀宴三次，最后一次除了交换今后中美关系方面的意见外，蒋公并把一封回覆周以德的信交给诺兰带回，这封信由蒋夫人代覆，内容是答覆周以德信中所述的空军去年十月之美金汇款案，我方已展开调查，一俟调查告一段落后，就会另行函覆。
那个时候，政府经费相当拮据，却依然有浪费。一九四七年起即居住在纽约的孔样熙即是一例，他原先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一九四八年一月辞掉董事长职后，每月仍自中国银行支用达数千美元，这在当时是笔极大的数目。接任董事长的徐柏园为了缩减纽约中银开支而向蒋公报告该行精简案时，提及孔祥熙用钱的事。蒋公指示，这是中国银行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应由中银自行纠正，以后不必请示。有蒋公这样的指示，我认为以后再有这类情事出现，就是管理不力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蒋公交下柯克顾问控诉向惟萱阻扰中国商业公司承购雷达案。何克在信中除指控向惟萱活动促使国务院取消了雷达出口许可证，并检举向惟萱在美国涉及贪污与亲共。
我正在研究柯克的来函时，顾维钧二十日的电报刚好送到我的手上。顾在电报中表示，雷达出口证经向国务院交涉未成，但国务院准由我政府自购并建议以后不必再由中国商业公司承购军品。后来我才知道，向惟萱是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称，中国商业公司采购的这批雷达，可能会转运到中共涉及资匪，这才使得出口证的核发出了问题。其实，随后FBI就查明向的指控毫无根据，而且中国商业公司的报价也是最低的，百分之一的佣金利润绝对合理。
我马上向蒋公报告，蒋公指示雷达交易案应即依顾大使的建议，迳由大使馆申请，由陈纳德协助技术方面的工作。蒋夫人也说，空军要加强防御战力，非藉助雷达不可，否则有飞机而无雷达，就等于没有眼睛一样，会遭到无谓的损失。
毛、向两人的阻挠已毋庸置疑，我把意见签在报告中，次日呈给蒋公，建议应成立军事联合采购团来取代当前的各军种在美办事处，至于采购团团长，军方建议由正在美国养病、有意辞国防部长职的俞大维出任。
周至柔愤而请辞
三月九日中午，经国先生打电话来说有要事商量，请我到他家去一趟。离开官邸，照例我会先向蒋公报告；但才走到蒋公办公室外，就听到蒋公正和王世杰谈话，声音颇大像在指责什么人，这样我就不好进去了，于是留个字条就到经国先生那里去。
经国先生告诉我，周至柔于上午十一点递了辞呈给王世杰，辞职理由是蒋公不信任他的操守。他要我立刻向蒋公报告。
我回到官邸见了蒋公，这才知道王世杰来，为的也是此事。因为王世杰奉命主持调查毛邦初指控周至柔贪污案，是在未知会周至柔之下进行，周得知后感到受辱，愤而请辞。经国先生建议蒋公慰留周至柔，如此一来就要把查案之事当面告知周总长，并且说明这么做乃是为了维持空军总部的信誉，如果能在一般项目之下发现相关帐目，则整个事就可以清清楚楚了。
次日，王世杰约我共同接见空军政治部主任徐焕昇以听取报告。徐焕昇检附卷宗为证并报告说，空军于一九四六年以俊，就有个对外不公开、但对内公开的「财务公开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行政系统外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管自航委会时期开始的历年结余经费，总共有美金近七十三万元、黄金十万零一千多两、港币七十四万余元、银元三十五万五千余元以及台币五百七十五万余元之巨。其中存放在香港的财物有美金四十五万余元、港币八十一万余元、英镑一万一千余元，周以德所指的四十五万美元，正是其中一笔，并没有拿出来用过，有案可稽。
这桩疑案自此可谓大白，周至柔并没有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不过所有公款都存放在前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①设在广东信託公司的户头，仍令人费解。到了晚上九点，蒋公接见王世杰了解整个案情之后，指示既然是结余公款，为何要成立一个编制外的委员会？又岂能如此使用？他命令空军总部，迅速把这些存款调回来，改存中行。
蒋公下令彻查毛邦初
十一日是星期曰，蒋公交下致毛邦初的电稿，内容是召毛、向返国述职，并嘱咐不要与即将返国的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同行，因为他担心蒋廷黻受到毛邦初的影响。可以见得，蒋公决定要彻底解决此事了，不论周至柔或毛邦初，他谁都不偏袒。
十二日下午，蒋公先回官邸，我留在总统府与王世杰、周至柔商量毛邦初人事问题，我建议先取消毛邦初的空军办事处主任职务，但维持其在军参团职务，周、王两人都同意，周至柔随即拟了电稿，交给我转呈蒋公。十六日，蒋公指示我拟致毛邦初及皮宗敢电文，告知自五月一日起空军驻美办事处结束，毛邦初专任军参团团长，皮宗敢则接办采购业务。
没多久，毛邦初开始把事态扩大。六日深夜，皮宗敢在越洋电话中告诉我，毛邦初打算召开记者会「揭露周总长的罪恶」。我心想，此事愈来愈棘手了，立即把整个状况告诉周至柔。
我们谈到将毛邦初、向惟萱自美国引渡回台的可能性。以后证实，毛邦初先前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奢靡，开始抗拒蒋公命令不回国后，他更是陆续挪用公款，把几笔加起来达数百万美元之巨的公款存到瑞士私人银行户头，另外买了两百万美国不记名的国库券，这些国库券可以兑成现款。而蒋公对毛邦初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指示追究到底。
毛邦初拒办移交直接影响到军事。五月下旬，共军连续小规模攻击我浙闽沿海小岛，我方游击队暂处劣势，但美国各项军援未到，尤其是空军油料因购买不顺，一直处于匮乏状况，使得空军妩法经常起飞支援。
毛邦初以空军总司令部贪污为由拒绝办理移交，其实他控告周至柔把四十五万美金公款自美国转存香港一事，经查证，在周提款的第二个月就已经列入空总财务监督委员会的帐上，当时虽然没有向上报告，但是要诬指周私吞该款就不应该了。我草拟了要求顾大使以明确态度处理毛案的训令稿，呈给蒋公签发，训令里也提及对毛所指控各节的调查情形，蒋公于六月九日核定训令。
董显光于七月八日返台，我于次日去拜访。他告诉我，毛邦初的态度很坏，坚持不办移交，我驻远东委员会代表李惟果及俞国华都曾和他研商，考虑到毛邦初可能对外宣洩其不满而受到反我政府者的利用，因此都主张从缓处理。董显光也谈到毛邦初坚持不移交的理由是，孔令杰到美国后告诉毛，蒋公认为周至柔在手续上有问题将来要予以处理，毛邦初宣称既然有问题，现在既不处理反而加以袒护，他怎么相信？六月致顾维钧电文就可以证明。
我没想到孔令杰这趟原来是为劝毛邦初返国，结果目的不但没达成，反成了毛的藉口。而董显光也认为，派与周至柔关系不错的皮宗敢接办业务，令毛邦初愤慨不已，在人事布置上更欠考虑。
十二日，我接到空军周鸣湘主任的电话，得知毛邦初已于十日把中福购油案交给《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皮尔逊发表，以破坏美国援华法案，其用心可谓毒辣。将近一年来，政府一直因担心破坏形象而低调处理，先前努力至此已经失败，蒋公正式下令予毛邦初停职处分并限令回国听候查办。
七日早上八点半，我向蒋公及王世杰报告最新发展，蒋公因为要主持会议，命我去与周至柔及王世杰商讨此事。王世杰于十时约集陈诚、周王柔、叶公超及我，在总统府秘书长办公室开会，陈诚及叶公超至此才正式接触此事，众皆认为蒋公应明白表示处理此事的决心究竟为何。陈诚问，毛邦初是否会把总统与夫人牵扯进来？我回答，总统与夫人从来没有使用空军款项，不会被牵涉到，陈诚这才不谈。
政府全面动员
九月五日，王世杰秘书长在总统府和我谈毛案的处理问题。他因病请假多日，四日才开始上班。王世杰非常担心此案拖得太久会影响军援，他主张应设置调查委员会，在美进行初步调查。
八日，黄少谷秘书长在外交部长办公室召集毛案会议，出席者有叶公超、董显光、周至柔、萧自诚、时昭瀛、沈昌焕、袁守谦、陶希圣、周鸣湘以及我。叶公超报告七日他与蓝钦谈话时，蓝钦催询毛案我方进行情形，并且建议应采取紧急措施，促毛将公款帐册及档案交出，如毛拒交，可徵询律师意见，并由律师展开诉讼程序，不过这必须取消毛邦初的外交官身分；另外即使美方给予政治庇护，也难避开他的法律责任。蓝钦也说，国务院将与我方合作，因国务院不愿在国会那边产生足以妨碍援华计画的障碍。
十一日早上，我把最近毛邦初在美发布的新闻汇集起来，向蒋公做简报。我指出，蓝钦公使七日与叶部长谈话时，对我方长期缄默表示关怀，以为我尚有不可告人的把柄落入毛邦初的手中，毛案现已成为国际事件，对政府的打击极大，昨天顾维钧回覆王世杰电，主张成立调查委员会，希望藉各委员个人公正的声誉，挽回美国朝野对我的视听，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司法或其他途径。
上午九点半，黄少谷以此为中心召开小组会议，讨论了三个多小时才结束。经请示蒋公，决定设置调查委员会，内定司法院长王宠惠担任主委，邀请中外委员参加。然而，周至柔获知后坚决反对，不惜辞职以示决心。小组于是在下午五点再度在国防部集会，重新研讨后，保留成立调查委员会，改循司法途径进行。
这个时候，王秘书长坚决主张由我赴华府处理毛案，因为整个案子我最清楚。对于赴华府，我却是有些心怯，因为不知道此类司法案件能否处理得当，而且蒋公身边的工作尚无适当人选可以接替。不过十五日中午我随蒋公同车返回草山时，蒋公命令我准备赴美，代表他把整个事情弄清楚并公开处理，我只有说是。
台湾这边，希望毛邦初能够悬崖勒马，赶快办理移交。然而，希望毛案善了以挽回政府的信誉的努力很快就成泡影。九月十九日上午，我接到俞国华的覆电说，鉴于毛邦初、向惟萱近日来的态度，恐怕政府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意愿，反而会成为授以他俩恶意宣传的资料，所以暂停进行。我心知，调停之计已经难以进行，只有循司法途径解决一途了。
蒋公于二十一日亲自召开毛案会议，与会的府院高层及周至柔讨论毛案进行程序后决定：一、辩正毛、向诬衊之言论；二、进行司法动作迫毛、向移交；三、同时进行调查委员会以正视听。会议结束后，政府的公开声明稿交由黄少谷起草。至于前往华府这趟，则尽速启程，蓝钦公使已经了解整个情况，并且把实情告诉国务院。
毛案果然引起美国朝野的注意，也造成政府的困扰，因为此刻正值美国参议院讨论军援我国之时。顾大使于二十三日来电说，周以德对我方对毛案的措置仍然持疑虑，希望我国能自行解决，不要求美政府引渡毛、向两人回台法办，否则他及其他众议员将会「有所主张」。
赴美兴讼
二十八日，我随同查良鉴、夏功权一行五人带了大批相关文件飞往美国，对毛邦初提起民事诉讼已势在必行。我也负有蒋公亲自交付的使命，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及传达他依法对毛邦初追诉到底的决心。十月二日我们抵达华府，皮宗敢、俞国华、陈之迈公使及谭绍华公使到机场迎接，在车上和俞国华谈了才知道毛邦初已经把公款转到其他处所，根本不打算移交。和李惟果交谈时，我也严厉抨击毛邦初，并且强调不和他见面。
处理毛案，面临究竟调查委员会的动作先行，还是讼诉先行的考虑。十一月初经过讨论后，决定先组成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聘请了中外公正人士组成。董显光认为，委员会一旦成立，整个事件可望迎刀而解；我和俞国华都不这么乐观，最后乾脆各下注十元美金打赌，结果当然是董显光输了。毛邦初非但没有接受，反而变本加厉，连蒋公都一併攻击。
毛邦初对外是以爱国者自居，打着制止政府贪污腐化的旗号，来合理化他拒绝办理移交及不交出所保管的公款，实际上他自己绝非清白。查良鉴对中国银行查帐发现，毛邦初于战后在美国任职六年期间，不单在维持办事处、买汽车、交际各方面大肆挥霍，奢侈地花光五百八十万美元办公费，甚至还超支三十八万美元；后来在清查他的私人帐目时，又发现果然帐目不清。毛邦初挪用公款和一个中国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开设一家商店，另外还在美国西岸开了一家商行做生意！也难怪他想尽各种方法拒绝移交了。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二时，我方律师向华盛顿地方法院递状，对毛邦初、向惟萱起诉，要求法院下达禁制令，禁止两被告在十天内动用或贷出款项和转移文件，以及判决将全部公款和文件交还国民政府。法院于两小时后即发出命令，并通知毛、向两人于下星期一（即十九日）至我方律师处接受初步调查。然而这两份通知书皆未能送达，因为他俩都已避居纽约以免接到法院命令了。
而毛邦初到纽约还有另一个目的：找李宗仁为他撑腰。
毛、李合流
十九日，毛邦初透过律师发表了一项声明说，蒋公已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是篡位者（usurper），李宗仁才是合法总统，所以华盛顿联邦法院依据蒋公所代表政府提出的诉状而采取法律行动是不合法的，该法院没有管辖权。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国各报均登载李宗仁于十一月九日致函法院宣称他是总统，毛邦初及向惟萱的职务是由他任命的，蒋政府所提诉讼无效。
二十六日，我与俞大维见面，他说他在纽约曾与一名以电话访谈李宗仁的记者晤面，那位记者告诉他，李宗仁确实有庇护毛、向主事，李宗仁并曾召一直为其处理涉美事务的甘介侯以及前内政部长李汉魂来谈，但李汉魂谈到一半就退出了，由此可知李宗仁背后并无任何有利支持。晚上，经律师研究后，决定三项措施：
一 、由大使馆通知国务院否认李宗仁所声称的地位，并由国院通知法庭；
二、由大使馆通知国务院，毛、向之职位已经撤消，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处理任何公务；
三、通知国务院转知法院，我方律师为巴德森（Patterson, Han Robert P.）及李海（Leahy, William E.）巴德森律师亦坚决主张，应查封空军办事处。
二十七日，我接到蒋公的来电，指示调查委员会应继续积极筹备成立后，我再回国。我想我会遵照蒋公指示办理，不过毛邦初已经公开否认政府地位，调查委员会似已没有必要成立了。事实上，自从毛邦初拒绝接受法庭通知并否认政府之后，一般美国人民及媒体多已改变态度不再同情他了，华侨尤然，华文各报开始报导毛邦初是贪官。
二十九日，联邦法院开庭，毛的律师并未出庭，我方律师请求法庭驳斥毛所提的答辩状，并且封闭空军办事处，由法庭派员接管，以及延长禁止毛动用公款的抑制令（Restraining order）；同时请法庭宣读国务院于二十七日的覆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总统为蒋委员长。开庭仅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我方的请求完全获准，退庭后就立即前往封闭空军办事处。空军办事处里的十五名成员有九人是我国军官，虽然曾要求他们向新的采购单位报到，但是他们支持毛邦初，全部辞职。
毛邦初继续有大动作。十二月四日，他突然接受华府地院传票，上午出庭时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方式向法院提请将包括我在内的五人小组交给他的律师调查。我方律师迅速赶到，向法官指出诉讼的主体是国民政府而非我们五人，法庭最后拒绝对方律师的请求。
初见甘介侯
六日开庭。早上我看《纽约时报》见李宗仁告诉记者，他是中华民国总统，将会返台主政，我为之心痛，觉得此人恬不知耻。上午十点半开庭，先由毛邦初的律师辩称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李宗仁，并引述甘介侯对合法总统的解释。律师说，甘介侯现在就在法庭内。
法官并没有要毛邦初的律师指出谁是甘介侯，我倒是起了好奇心，因为从来没见过他。大使馆参事王守竞悄悄地说，就坐在我后面一排。毛的律师说，中国合法总统是李宗仁，李并未命令毛邦初移交空军办事处，所以请求法庭将整个案子撤消；其次，法院监管（Court custody）妨碍了空军办事处的采购业务，务请立即中止。下午，换我方律师李海辩论，他驳斥说：「毛邦初在九月间还有电报向蒋总统自称『职毛邦初』，以此为名义提出报告，现在政府命令对他不利，就转而认李宗仁为总统了。」李海继续指出，国务院已经通知中华民国政府，现在在台北的蒋委员长为该政府的总统，蒋总统于去年三月一日复职以后，李宗仁就不是代理总统了，以十月九日杜鲁门总统致蒋总统的国庆贺电可以例证。
下午开庭时，甘介侯坐在我的前面，我实在很想狠狠揍他一顿。不过我没有真的这么做，只是在李海痛斥李宗仁绝非代总统时，堆起笑容拍拍甘介侯的背说：「这个律师说得很对！」甘唯谁诺诺，马上换了座位。四点四十分，法官宣布，对于管辖权方面，将于十日提出书面裁定；至于法院监管，则仍维持现状。这是我方的胜利。
事情到此已大致明朗，我把准备回国的意思向顾维钧报告，顾维钧同意，并肯定我这趟来美所做策画连络的成效。十日，法官宣布他的裁定：「一、中国政府因其官吏违抗命令，要求美国法院予以审理，诉讼自应成立；二、对毛、向二员手中所持公款，应执行假处分，两人不得使用；三、法庭接管空军办事处之措施继续有效，除本案有关文件之外，房屋、器具统交大使馆接收，所有文件准双方律师调阅。」
我们初步打赢了官司，大家在旁听席都很欣慰。
向惟萱追撞我车
我打算于十二月十八日搭机离美。就在收拾好行李准备动身之际，又横生枝节。
十五日，皮宗敢驾车送我去拜访俞大维并顺道送傅参事回大使馆时，一辆轿车突然挡住我们的去路，向惟萱在车子里。我们的车子无法动弹，只好下车。
向惟萱在车里说，他要找我谈话。傅参事说：「现在我们有其他约会，恐怕没时间。」我说：「你可以到我们车上谈谈。」向惟萱听了，就把车子驶到一旁，皮宗敢马上开车，向惟萱见我们车子走了，又倒车过来想撞我们，但没撞着。皮宗敢很火大，认为他根本没有意愿来谈话，我们继续开到俞大维的住宅前，向惟萱的车子又来了，顶住我们的车。皮宗敢这回没下车，趁机脱困离开。
十六日，我奉命与俞国华一起飞往纽约贺胡适的六十岁生日。傍晚飞返华府，王守竞告诉我，毛邦初及向惟萱知道我准备返国，正守候在我下榻的旅馆大厅，准备送法院传票给我，传我出庭作证。此举将破坏我整个行程，我已经离台将近三个月，这让我有些担心，大家商量之下，认为提前返台也可以，于是由大使馆秘书顾毓瑞帮我联系机位，王守竞帮我到旅馆拿我的皮包等私人物品。四十五分钟之后，王守竞打电话告诉我，毛邦初正派人守候，并且盯牢他的车，想来毛必然也派了人在机场及车站守候，以防我离开华府。这个时候已是午夜二时，最后大使馆顾秘书乾脆安排王姓亲戚开车带我从大使馆的后门离开，一路开上公路，两个半小时后抵达费城，然后买了火车票前往芝加哥，再搭机前往圣保罗，绕了一大圈，终于在大使馆的协助下安然搭机离美，结束了这趟任务。
毛邦初在中华民国局势艰难、最需美国朝野支持之际，做出严重破坏政府形象的事。但蒋公终究尊严地撑过去了，被毛指控贪污的周至柔，经过仔细查访并无其事，反倒是经过法律行动之后，毛自己被查出奢靡漤权，甚且数度挪用公款做私人投资。他眼见美国法院不可能支持他，在法院尚未审理终结前就于二月间携款逃亡到墨西哥，这总算让美国人了解究竟是谁出了问题。不过那时政府正忙着对日和约签订问题，蒋公也不想再对毛案伤脑筋，一切循法律途径解决。
毛邦初何以如此胆大妄为，在于他深知政府亟需美援，误以为政府不敢正面迎战此事。美国法院最后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判决，中华民国政府有权向毛邦初索还六百三十六万余美元，终于让世人知道真正的贪渎者是谁。
注释
① 黄光锐于一九四六年即退役，随即以军队代表身分出席制宪国民大会，旋赴香港经营银行业，其后赴美定居，一九八六年在美病逝，享年八十九岁。（《中国战史大辞典——人物之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
摘自：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9月30日第一版
网上见【析世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