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周西成
杨森
一
刘健群先生的《银河忆往》问世，以其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所描写的人物，声音笑貌，跃然纸上。我买来一本，一口气将它读完。其中有关川黔云南的旧事，我都略有所闻，于是读起来倍增亲切之感。
不过，他在「贵州怪军人周西成」一章中，有这么一段：「……有一次一个驻在重庆的将领失败了（姓名忘记了），把他的军火，由轮船上运退到蘷万。这一个消息，不知如何传到了周西成的耳朵里。周妙想天开，把涪州县大堂上的几尊老将军砲（满清时用的，早已生锈，成为废物），运到江边，用绿油布包里起来做成砲衣；把他的军队，布在沿江岸边用洋铁筒高喊停船，否则立刻开砲。轮船上的押运部队，本来是败军，而且数目有限，看见周西成沿江都是军队，又有新式大砲几尊，早已亡魂皆冒，乖乖地将轮船靠岸，听候处置。周缴枪之后，将人船一齐放水东下。据说这一次周得到的枪是好几千条，而且都是新式快枪，周西成变成了暴发户。（也真亏他化腐朽为神奇，想出了将军大砲的用途。）」
刘先生说：周西成从此已非吴下阿蒙，他开始募兵，自称靖黔军总司令，回贵州戡乱剿匪，登上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宝座。
这一段描写，滑稽突梯，读来足以令人喷饭，确是茶余酒后，作为谈助的好材料。因此最近以来，已有不少朋友向我提起，而且颇感兴趣的问我：「这位将领究竟是谁？」
「就是我么！」我总是这么坦然的回答。只是，接下去，我便需要大费唇舌，加以解释，关于这一件事，大概是刘先生为传闻所惑之故，因他已经指明了是 「据说」）。因为事实上我那次失败出川，周西成不但没有缴过我的枪，而且绝对不曾抬出涪州大堂的老将军砲，来吓唬我的队伍。我平生所带的队伍不大容易被人吓倒，而且也打得起硬仗，这是不争的事实。抗战期中，长沙第一次会战，我的儿子杨汉域，带一批弟兄，在硝烟四飞，弹下如雨，战壕里的弟兄被轰得抬不起头的时候，他曾有冲入敌人砲兵阵地，夺获大砲两门的战绩。
朋友们问的次数多了，我把同一桩故事，接二连三的覆述，实在是不胜其烦。我的口头更正，被传记文学编者刘绍唐先生辗转听到，他託人来和我说，可否请我写一段文字，就在「传记文学」上刊登。他认为这不但是一段史实的公开，而且原作者刘健群先生也必乐于看到这一段往事的真象。我细细一想，关于这事的来龙去脉，在我最近将发表的百万言自传上，倒是不曾表明，刘先生盛意可感，不便推却，于是我决定，写出来就写出来吧。
二
时间是在民国十四年四五月间。前一年，我以一师部队，一万多人，在潼川县城缴了熊克武三万多支枪，三十多门砲，他的军队全部投降。然后我直薄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四川一省，我占了十分之八的地方。其余在重庆和下川东一带，力量薄弱，各据一方。
刘湘和我是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的同学，他当军长，我当师长，他称川军总司令，我任重庆市政督办、警备司令，接替了他的第二军长职务。两次西进靖川乱，目标指向成都，第二次西上我获大胜，他回重庆。自此想尽方法，集结川境残余武力，利用银弹攻势，收买我的部下，企图一举而将我推翻。
周西成，这时候是在黔军袁祖铭的部下，当旅长。而汤子模跟刻为匪酋的贺龙，则都在川湘黔边酉秀黔彭一带，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土匪。刘健群先生说周西成和贺龙，同在汤子模的部下，大概也是传闻之误。
因为我在重庆的时候，对于酉秀黔彭一带的股匪，不论剿抚，都很头疼。酉秀黔彭包括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各县，地区辽濶，山险路窄，地形尤其复杂。东是湖北，南为湖南，西走贵州，四省边界，犬牙交错。那几县地方相当富庶，还有很多着名的特产。好些年里，盘踞其中，飘忽不定的土匪，一共有三大股。一股是汤子模，一股是罗镜光，一股就是贺龙，各有三五百人枪。清剿的部队一来，他们向不抵抗，东边来往西边逃，北边剿往南边窜，走不多少里，就是邻省的地界。因此，我们四川内争，连年用兵，我虽然肩负戍守川东南的重任，对他们那三股匪，始终苦于鞭长莫及，只好让他们占山为王，骚扰地方。
经过几次的清剿和招抚，到了后来，三股匪中，总算被我敉平了两股。汤子模拿了我几万块钱，我把他的匪众调到一处地方集中，然后加以解散。另方面，罗镜光也得了我五万块现大洋，将他的几百人枪，统统交给我，再回家去做太平绅士，果然得到善终。
唯有贺龙，狡狯谲诈，他只有数百人枪，可是号称几千。他和我派去的军队捉迷藏，打游击战，对于我的招抚，更是置之不理。贺龙是湖南人，我一把他逼急了，他便越过边境，跑回湘西。
因此，据我所知，周西成倒是不曾在酉秀黔彭干过棒老二（川语土匪）的。他是黔军，隶属袁祖铭的部下，驻防地是重庆下流，向以出产榨菜著名的涪州。
三
话说回来，当年蓉渝对立，刘湘、袁祖铭、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等人联合起来，组成联军。希望根本铲除我的力量，将我推翻，然后由他们共分四川。
十四年四五月间，战事在永川爆发，我请黄毓成为川军总指挥，驻隆昌，指挥前方军事。我的部队，计有三师九个独立旅，不过因为收编的部队太多，份子复杂，素质也不整齐。黄毓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功于云南起义，护国军兴，他在蔡松坡部下当梯团长，我是蔡松坡的参谋。我和他订交于民国二年，癸丑二次革命，我们在重庆并肩打过王陵基，王当时在拥护袁世凯的川督胡景伊手下当团长，兵败后黄毓成邀我同去贵州、云南，这是我和滇军发生关系的渊自。后来我在四川当了督军，黄毓成便被我请来帮忙，他与我是生死不渝的知亡之交，我对于他，非常相信得过。
王缵绪和我中学同学，他从我很久，可说是当时我麾下的第一员大将。我的三师九个独立旅，就有两个半师是由他指挥的。
大战一起，我也到达隆昌，亲自调兵遣将。我先派杨春芳等旅，由泸州推展到长江南岸的合江，再与我北下的大军会合，两路采钳形攻势，一举攻占重庆。没有想到王缵绪竟会被刘湘收买，临阵倒戈，发出一道通电，声言反对在四川用兵，主张「和平」，记得接到消息时我正在喫饭，一气一急，我连嘴里的饭菜都吐了出来。
王缵绪的部队旣多，武器又是很精良的，他实在是我部的主力，他一倒戈，我的钳形攻势顿告瓦解。不但如此，王缵绪在遂宁不听命令往重庆进兵，他反过来直扑成都，这一来，我变生肘腋，腹背受敌，在隆昌四面楚歌，情势十分危殆。这时候，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刘湘是以两百万元的巨款，把王缵绪收买过去。自王缵绪以次，我的部将如蓝文彬等（就是台湾电影明星蓝天虹的叔父）也被刘湘或多或少的化钱收买了。他们算比王缵绪好些，只是按兵不动。
胜券在握，忽然发现了自己身陷重围，进退维谷，无可奈何，于是黄毓成劝我，云南既是旧游之地，滇军中朋友很多，如今之计，何不南走云南。
王缵绪叛变了，我的实力尚存六七万人，川中各将领的力量，仍然数我最大。只是形势逼迫，不得不走。我为制敌机先，不免要用用捭阖之术，我想不论我和川军那一方面合作，都同样可以兼併群雄，重震声威。但是，我新经挫败，雅不欲贻人以投奔投靠的口实，君子俟时而动，谁想跟我联合，应该让他们来求我。于是，我开始把部队移转到自流井一带，而以川南重镇宜宾为中心，宜宾，距离云南边境，所在已不远矣。
我不退回成都，用意是让侷处川北的邓锡侯、田颂尧能够乘机入据蓉城，邓田坐大，四川便将产生一股新兴势力，与我联合，力量足以应付刘湘。另一方面，刘湘向来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阴险诡谲，出尔反尔，他若眼见邓田占了四川省会，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说不定倒转过来连络我，又恢复往日的合作局面，驱除邓田。
在这样的决策之下，我的部队逐渐集中，逐渐南移，司令部由自流井而宜宾，由宜宾而川滇边境的高县与珙县，摆出一副进取云南的姿态。表示个人暂时无意于川局。
殊不知，王缵绪叛变，带走了我的主力，他们打仗，仍然雄风不减当年，进兵神速，出人意表。邓锡侯、田颂尧还来不及开进成都空城，王缵绪早已抢先一步，占了成都。连我所设的兵工厂，也被他捷足先登。同时，刘禹九部下的一名团长刘文辉，混水摸鱼，乘机占领西康雅安。
这两支兵异军突起，实已严重威胁我的后路。我为解除后顾之忧，急调原驻川康边境的陈遐龄部，进驻乐山，先行稳定。陈部虽然人数只有三四千，但是兵精粮足，武器犀利，是所谓养精蓄锐已久的劲旅，倘若刘文辉、王缵绪南犯，他们很可以抵挡住一阵。
局面粗定，八月，我留守成都一带的部队，陆陆续续的向乐山集中，这时，我为了便于指挥连络，将司令部设在宜宾。
安定不久，内忧外患，开始交相煎逼。王缵绪不敢和我照面，刘湘也不愿逼我过甚，六七万训练有素的部队，倘使背水一战，回师反扑，他未必是我的对手。同时，他还忌惮王、邓、田、刘，因为他们个个都在等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机会，被我打垮固然不好，两败俱伤更是划不来，他唯一的办法，是竭力培植刘文辉，利用他来对我加以监视局面僵持，他们人人心情苦闷，苦闷的情绪凝而为一，一盘散砂终于团结起来了。他们各派代表，举行会议，便用会议的集体名义出面，公然对我提出要求，要求我下野，离开四川，条件则是：我的部队仍可保留。
他们这么样做，最巧妙的一点是要求旣经会议公决提出，因此他们谁也不须出面，谁也不会得罪我。同时，当时他们以为这个要求提出来了，我决不可能轻易答应，于是：「哀的美敦」书下过，我若置若罔闻，他们的「联军」，也就可以顺水推舟的组成。
那里知道，他们对我下这么一个「哀的美敦」书，却是正中我的下怀，我竟欣欣然的一口应允。我怎么会欣然俯允所求？说起来很简单，第一、我需要出川求援，第二、以当时的处境，我实在不能不走。
因为，我的部队，多年来都驻扎在四川膏沃之区，地方富庶，生活安乐，薪饷高，喫穿都好，那时当兵的收入，要比时下公务员好得多。然而一到川滇边界，童山濯濯，寸草不附，贫瘠边远，地穷水恶，大部份的官兵，一时不能适应，住不惯，喫不来苦。加以我的干部和士兵，在川军中向称优秀，四川各将领以为我时运蹇滞，穷途末路，纷纷派人前来争揽，许以升官，许以厚利，士兵悄悄逃跑的颇不在少。影响军心，至为重大，这一层使我极感忧虑。
还有，为了进取云南的问题，我的高级干部，意见纷纭，不易统一。四川籍的干部不赞成取云南，他们认为由川入滇地势险峻，我军实在难获必胜的把握，倘若再来一次失败，那么全军大局实难想像？却又有云南籍的干部希望入滇，但是他们有附带请求：将来我军平定了云南省，大军旣然喫云南，用云南，那么部队就应该交给云南人。
放眼云南，山高水深，艰险重重，我无法否认，打这一仗，我的胜算不太大。尤其，我当初改走川南，分明也是摆个入滇的姿态，一面安定军心，使大家认为我们还有路走，另一方面，何尝不是也在静观变，看刘湘他们那一帮人，等我避开了以后，再怎么样来群雄角逐。一遇有利时机，我随时都可以引军北上，重复故土。
现在，四川各将领集会频仍，联军之议，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情势已不容我再守株待兔。因此，我晓得自己唯有出川之一途。我一出川，「联军」没有作战对象了，势将土崩瓦解，此其一。我一出川，部下都明白我是为了争取外援，可以重新激发他们的士气，苦守等待，此其二。我一出川，川中将领心腹大患旣除，他们必将掉转枪口，相互火併，重起争霸全川的野心，我明知道，最强大的力量走开了，他们谁也不会服谁。这才是顶顶重要的第三点。
至于争取外力援助一点，那也是势在必行的。我曾痛定思痛，检讨我这次失败的原因！全力扩军，以致份子复杂，奸宄混迹。大量制造军火，因而枪械陋劣，不足以用。因此我急于得到省外的大力援助。吴佩孚新败奉军，虎踞洛阳，拥兵百万，官拜直鲁豫巡阅副史兼长江巡阅史，我这个四川督军，就是由他保举得来，他对我素极爱重，一向兄弟相称，如今我势偪力穷，我不找他，能找谁呢？
这就是所谓我失败出川的种种前因。然后我再说出川的经过。
四
我向他们反提条件：一、我的干部不得随意更换。二、我的部队不许化整为零。──他们一一应允。我说走就走。
带了一百多名参谋、卫士，我从宜宾泸州之间的江安出发，乘的是一条小火轮。那上面，当然不会如刘健群先生故事中所说，有几千条新式快枪（真有几千条新式快枪的话，也不会往并无自己军队的地方运送）。
过重庆，时值夜晚，山城灯火辉煌，层层叠叠，我命火轮偃旗息鼓，熄灭灯盏，静悄悄的顺流而下。记得当时船上人人提心弔胆，颇显惊惶，我为了安定军心，装做若无其事，站在船头，和他们谈笑风生。我还说：
「刘甫澄（刘湘的号）他们，只怕现在麻将打得正热闹！」
涪州，那时确是周西成的驻地，我过重庆人不知，鬼不觉，他那边显然不曾得到情报。时至今日我还在想，倘若当时周西成晓得我顺流而下，一路出川，他不把我捉住才怪？试想，无论川军黔军的将领，有那一个不忌刻杨某？抓到杨森，就凭杨森这颗脑袋，价值决不在几千条新式快枪之下。──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理。
周西成和驻守重庆的刘湘一样，万万想不到我敢轻舟简从，公然闯过鬼门关，而且一关二关三关乃至于无数关。这在他们心目之中，确是不可思议之事。我正是利用他们这种心理，过重庆、过涪州、过万县，顺利出川，一路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更莫说被周西成用假大砲吓倒，缴了几千条快枪。这一次处处化险为夷的行程，我唯一的损失倒是在过了万县以后，小火轮驶经一处乡镇，突有一批不知隶属何人的军队查问，我为息事宁人，以免打草惊蛇，暗暗的送了两千银元红包，换了声声的道谢，以及高声一喊：
「请开船吧！」
事后，也不知道聊以解嘲，还是别具用心，周西成逢人便说：
「杨惠公下野出川，船过涪州，我那有毫无所知的道理？只不过，头几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化身为一条小龙，浮沉于汪洋大海之中，被许多虾兵蟹将，幺魔水怪包围住了，拉拉扯扯，正在无法脱身。突然之间，看到一条百尺大龙，排山倒海而来，那些小丑，见了立刻纷纷走避。我这才突围而出，刚要向那条大龙道谢，一瞥之间，我发现大龙面貌和人一样，他正是杨惠公。后来一惊而醒，不几天便听说杨惠公单骑过涪，我感于他有恩于我，而且物以类聚，惺惺相惜，当然就睁只眼闭只眼的请他过去了。」
于此一端，也可以想见周西成这个人，临机应变，信口开河的本领。
他的这一段胡诌，在川黔军将领之间众口腾传，不胫而走。有人指他附会迷信，胡说八道，周西成便争得脸红耳热的说：
「我说这些个话，绝对不假，不信你们各位请看，」好多人不约而同的当诉我说，说时他便把头低下来，反手指着自己的后颈：「我的后颈上生癣，是不是？你们去看看杨惠公的后颈脖么？他也生癣，其实，这不是癣，这是龙鳞。」
许多年来，我后颈上确实有癣，但那当然不会是「龙鳞」。我生的是鱼鳞癣，症状是后颈的表皮增殖，呈鳞屑状，这个毛病对于健康并无影响，不过要说澈底治癒，倒是很难。
我同意刘健群先生的说法：「天间曾有周西成这样的一个人，也做了这许多的事情，该褒？该贬？该痛恨？该鼓掌？通通不关我的事，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如是而已。」周西成为贵州做过不少事，这是事实。他和我没有一面之缘，但是几十年里，我不知听到多少人说过：周西成很佩服我，他在贵州严军纪、剿盗匪、办教育、兴建设，凡事都参考我在四川的作为。甚至于有人告诉我说，周西成不止一次在当众训话的时候，公开承认他事事仿效杨惠公。
周西成自封黔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我读刘健群先生的《银河忆往》，晓得周西成死于李晓燊联结滇军夺权之役。而我却在八年浴血抗战的末期，亲历长沙三次大捷，以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于湘桂会战，日军进占独山，大后方局势岌岌之际，临危授命，遵领袖蒋公之嘱，主持抗战末期，以至胜利初期的贵州省政。
力御顽敌，抚揖流亡，当时我的任务是无比艰巨，但是军书倥偬，政事繁剧中我还有从容自在的心情。我曾在百忙之际抽出时间，去参观周西成造在贵阳的主席官邸，那是一幢肯构肯堂、美仑美奂的西式洋房。我前后走了一遍，始终觉得有些安排布置实嫌不伦不类。譬如说，每一间卧室都附有一个小小的空房，照洋房格局那里应该是盥洗室，偏又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我很讶异的问别人，这些小房究竟为何而设。守屋者满脸苦笑的告诉我说：
「起先是抽水马桶间么！但是洋房造好了，周主席跑来一看，就皱眉头。他大发脾气的说：『那有厕所跟寝室连在一起的道理？痾屎撒尿，臭死人！还不赶紧给我把这些厕所搬到花园后面去！』」
又有一次，一位有收藏银癖币的美国人，他因公途经贵阳，特地央人先容，专诚来拜访我。寒暄过后，他请我设法帮忙，替他搜求一枚贵州省发行的银元，他从怀中掏出一元美金，作为换取这一枚银元的代价。我问他那究竟是甚么样的一枚银元呢？他指手画脚好半天，才说清楚，原那是贵州省政府，早年纪念川黔公路落成的纪念币，那块银元的正面，镌刻了一部汽车，──贵州人第一次看见的汽车，不论是在银元上，还是在贵州省境。而那条曾在抗战时期，成为大后方交通动脉，为抗战尽了最大力量的川黔公路，就是刘健群先生所描得很生动的贵州怪军人，不曾读书，略通之无的周西成排除万难，建造竣工的。他曾说：「杨惠公曾经在四川建成第一条公路，我也要在贵州造一条。」
如应斯响，他的宏愿终于达成。
五
附带的，将我「失败出川」以后，四川一省在极短期间所发生的急剧变化，略微说明，以为本文作结束。川东：刘湘和袁祖铭为争夺重庆利益，冲突开始尖锐化。川北，王缵绪占了成都，又窃夺我所设的兵工厂，邓锡侯、田颂尧想分一杯羹，三者之间形如水火。而刘湘除开奉送王缵绪两百万银元，还允许他在我离川以后，发表他为川军副总司令，兼盐务局长。事成，刘湘食言，王缵绪遂将刘湘恨之入骨。
于是，四川将领人人有气，人人自危，纷纷派人到湖北，和我联络，许以种种优渥的条件，只要我在表面助长他们的声势。我趁此机会，要求我的部队移驻重庆以下，富庶肥沃，古称天险的下川东，谁先让，我便加入那一边。刘湘唯恐错失，首先应命，因此，我留在川滇边境的大军顺利东移，川中将领心怯，纷纷送礼。邓锡侯拱手送梁山，我照收不误，各方代表热烈欢迎我回川，咸称省长督军，任我择，成都重庆，随便我住。我轻松一笑，我说我的意思最好还是恢复原职：督军兼省长，至于驻防地，我也不逼人过甚，选定长江下游自重庆江北以至与湖北接壤之地，司令部设万县。于是在民国十五年二月，我从汉口乘一条大轮船，浩浩荡荡，又返回四川。
【完】
原载《传记文学》杂志总第55号(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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