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１９６２年新疆边民外逃事件 摘自《党史文苑》

１９６２年新疆边民外逃事件
■　宋凤英
摘自《党史文苑》杂志2005年第17期　　 党政-历史广角

《报刊精萃》杂志与《梅州日报》也登有本文


１９６０年以前，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中苏边境中方一侧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１９６２年初，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了大批居民逃往苏联的事件。起初是少数居民外逃，从３月中旬至５月，发展成为成群结队外逃。在伊宁市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冲击政府机关、抢劫政府档案的事件。截至５月底，逃往苏联的中国公民累计达６万余人，他们带走大小牲畜２３万头、大车１５００多辆，造成耕地荒芜６０万亩。加上被捣毁的政府机关、企业和被抢劫的粮食、物资等，造成的损失累计在１亿元人民币以上。

　　那么，这一事件爆发的原因何在？中国政府又是如何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
　　
　　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方面煽动，是伊塔事件发生的最重要原因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的边界线长达３０００余公里，而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则相距遥远。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加上民族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新疆在清末以来长期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苏联之所以能够对新疆地区施加重要影响，与苏联在中国新疆地区广泛存在侨民不无关系。与散居中国东北、上海等其他地区侨民不同，新疆的苏联侨民人数众多、居住集中，与当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民族群众有着血缘纽带关系。而且在新疆，具有官方背景的苏侨协会，成为其保护伞，其势力和影响远非其他地区的苏侨可比。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这一特殊群体在我国新疆地区，甚至构成了一种“国中之国”的存在状况，中国政府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管辖。

　　苏联方面为了维护其在新疆的特殊利益，也在新疆大量非法发展侨民。新疆解放前夕，伊犁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６．５万户，共２０余万人。新疆解放后，苏联仍然继续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非法苏侨证件，鼓动他们加入苏籍，并移居苏联。仅１９５８年２月８日到１９５９年３月６日，苏联领事馆就发放侨证４５７５本，其中只有１５户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批准的。在发展中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的活动中，伊犁苏侨协会起了很大作用。苏侨协会本是社会团体，但是在苏方的支持下，具有了一定的行政职能。苏侨协会代行领事业务，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和遣送苏侨等工作，还大量发放假侨民证。

　　在５０年代，苏联方面通过新疆各地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等，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从１９４６年三区革命时期起至１９５８年一直使用苏联版本的教科书，受的是苏联国民教育，学的是我们的“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新疆是“东土耳其斯坦”等内容。这种片面教育，导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儿童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１５００公里，在此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基本情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亲密伙伴。意识形态的相同和兄弟般的关系，使得两国在伊犁地区的很多地方边界不清，两国牧民在放牧时经常越界。在中苏友好时期，当地中国政府和中国居民的边防概念模糊，边境管理不善，对边民流动现象习以为常。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苏边境地区中国方面长期没有军队驻防。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曾在新疆工作过，据他回忆说，他在１９４９年８月从莫斯科到伊犁时，只需苏联驻伊宁领事护送即可，因为在中苏边境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口岸只有苏方设立的边卡，而中方没有任何驻军和边境检查人员。直至１９６２年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３００余公里，而且只有３０％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对边境地区没有实施全面的、严密的控制，边界线上留下了许多无人管理的空隙，使边民能够经常零星地自由越过边界而不被发现。另外，就伊犁州的边境居民来说，伴随祖国观念的混乱，国界观念也极为淡薄。一些边民或者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联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干脆就到苏联境内去打猎、拾鹿角。少量人员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

　　１９５８年，由于最高决策层的失误，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其结果导致全国性经济严重失调，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上１９６０年的自然灾害，引起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甚至在许多省份出现了饿死人和逃荒的现象。就伊犁而言，１９５８年伊犁州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由于在农业生产上计划定得过高，没有留有余地，加上对粮食估产偏高，直属县市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方面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浮夸虚报现象。但总的来说，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新疆北部地区并没有出现饥荒现象。伊犁地区最差的时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只是所谓“三七开”，即吃３０％的细粮，７０％的杂粮，根本就没有恶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较平稳地渡过了困难阶段。
 
　　在１９６０年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积极插手这项工作。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开始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大量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国民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也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事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侨协会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大量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到苏联去。

　　６０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杂志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联。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语广播１９５０年曾自动撤销，但到１９６１年上半年又得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很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
　　
　　中国方面的应对
　　
　　伊塔事件是中苏之间的一场严重外交纠纷，中苏之间为此事展开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外交交涉。中国外交部从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４日开始，先后向苏联政府发出过三次备忘录和两次照会。中方严正指出：新疆北部居民外逃是苏方煽动的，苏联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是颠覆性活动。苏联边防人员非但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阻止，反而给非法越境者提供方便。中方要求苏方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边境正常状态，并交回外逃人员。

　　苏联方面也从４月２４日起，陆续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四次备忘录和两次照会。苏方辩解说，中国居民超过边界应由中方自己予以制止，而苏联接收中国居民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苏方还提出，中国应派人到外逃人员中做工作，劝说他们回国。对这些说法，中国方面当然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