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诗昆 回忆非常岁月非常事 |
■ 刘 荣 |
付强：此文图较多，13张图，请像胶片那样横拉在3-4个页面的正中央或上、下栏。或者斟酌选几张您认为效果好的图排版亦可。您看着办。多谢费心。/刘荣2007年6月25日
20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蜚声世界乐坛，成为叶剑英的乘龙快婿；正当他风华正茂、光芒四射之际，却因政治纷争在文革中身陷囹圄，6年后才获得自由。
1990年，在国内备受争议的刘诗昆离开大陆，定居香港，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2007年3月14日，“两会”召开之际，作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诗昆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回忆非常岁月非常事非常人，为我们披露当年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与内幕。
非常岁月的“两会”
我有幸作为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亲眼目睹了中国43年来的民主进程。
1964年，我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已经有了“文革”的前兆。与会代表们在大会上的发言都谨小慎微，生怕因为讲错一句话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远远没有今天这样畅所欲言。
那时候，大会上实行举手表决，“赞成的请举手”，工作人员清点举手人数，然后宣布“手放下”，其中间隔只有几秒钟时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走形式。
说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走神，没及时举手，结果大会却宣布全体通过。
过去的大会一般都不公布具体票数，只是宣布通过法定人数与程序。而现在的“两会”确实是越来越透明了。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时，我担任计票员，在大会计票室里，我亲自感受了计票工作的真实可信。
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第三届全国人大只举行了那一次会议。10年之后的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召开，那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回想起来，那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都显得颇为神秘。
当时，与会代表多达2885位。我与部分代表被安排住在月坛附近的北京市委招待所。开会的那十多天时间里，我们住的地方被采取严格隔离措施，封门、切断电话线、里外不允许通信，与会代表就跟“地老鼠”一样被与世隔绝了——
每天早上，一辆辆车窗被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大客车把我们拉到当时中央军委管辖的北京京西宾馆院内，我们从楼内的地下通道步行走到军博地铁站，乘坐地铁在前门地铁站下车，然后穿过地下通道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
那次人大会议，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佳，那是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发言时间并不长。
直至大会闭幕以后，才将有关消息公之于世。
那时候，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召开时间都是不固定的，随行性较强，不像现在这样相对固定在每年的3月份。也没有规范的提案。
比渣滓洞还残酷的监狱
“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4月2日，江青指派她的亲信到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批斗大会，当场宣布：“刘诗昆是反党、反革命分子，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1967年4月5日晚上11时45分左右，我被限令离开北长街叶帅的家，到中央音乐学院接受劳动改造。
1967年9月3日下午，正当我背着箩筐打扫学校厕所的时候，来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地将我推进吉普车，拉到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零9个月的监狱生活。
在监狱里，我受尽了折磨，几乎病得死去。对比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监狱，还不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残酷的监狱，还有更残酷的，那就是纳粹德国的集中营。
入狱后，我们被囚禁在一个个小单间里，与世隔绝，饱受精神摧残，每天与外界的惟一沟通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和收听监狱广播。
记得在半步桥自新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时，曾连续5个月不给放风。而人的精神活动是多面的，如果思维只是单一地针对自我，就很容易思维疲劳。所以很多在监狱里呆过的人，出来以后变得痴呆、傻愣，甚至神经功能紊乱，患抑郁症。
从1967年9月3日被关进监狱，到1973年5月3日被放出监狱，我的人生从28岁走到了34岁，这是一段令我一生难忘的岁月。因为营养不良，再加上精神抑郁，出狱的时候，我的头发都白了。
往事不堪回首。在监狱里，每顿都吃不饱。一天两顿饭，每顿两个小窝头加一碗菜汤。窝头是馊面做的，烂菜叶子或烂萝卜头做的菜汤。
到了夏天，菜汤表面上经常漂着一层虫。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每天都吃了上顿盼下顿，一顿盼一顿。
如果三天不吃饭，人还可以忍受；可是如果让你三年都吃不饱饭，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与饥饿相伴的是口渴。因为盐放得多，菜汤表面总漂着一层白霜。饭后，口渴难耐，但是每天只发两碗水，根本就不够喝。
更不用说洗澡了，一年也洗不上三四次澡。有一次，好不容易有洗澡的机会了，结果水烫得根本就没法洗。
然后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持续地受冻。
功德林监狱是清朝修建的监狱，囚室里只有一块睡觉的木板和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冬天没有暖气，木头窗户呼呼地漏风。
我是9月份就关进监狱的，没带棉服，监狱里不给发棉衣，持续3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只有单衣、夹衣穿，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披着被子度日。
睡觉也变成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晚上睡觉时，100瓦的大灯泡却不准关。为了方便狱警夜查，还规定犯人睡觉时脸要朝外，不许翻身。
在监狱里，我没有坐“老虎凳”，但却被施以变相刑罚。
记得在自新路看守所时，我曾经连续53天“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早上，从囚室被带到审讯室，面朝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低头90度，腿不许打弯，一打弯就被狱警脚踹。每天持续10小时左右，只是在中午才被放回去吃一顿饭。到了晚上，腿肿得动都动不了。
类似种种磨难，有的人受不了，自杀了。但我不愿就这样死。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熬到活着出狱的那一天。
出狱以后，我在《红岩》中看到被称为“活棺材”的重庆渣滓洞，相比起来，那里的犯人待遇算是太好了，犯人不都是住单间，可以串联、递纸条，甚至还可以带着脚链跳秧歌，只有在犯人闹事了以后才不给水喝，而我们却是天天口渴，相比起艺术夸张的电影，我在“文革”中的囹圄生活更为夸张。
1972年12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其在狱中受到的种种迫害。
12月18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些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须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当时，我在狱中也知道了这一消息。后来我们的待遇也得到了些许好转。
一天，我在墙角处发现一张信纸那么大的破报纸，马上收起放入怀中。打了一夜的腹稿，然后从每天送来的报纸上用牙签一样大的扫帚条挖出六七个需要的字，吃饭的时候用口水和窝头当浆糊，贴在那张破报纸上，几个月后终于贴出了一封长达千字的“信”，藏在衣服的棉花里，只等伺机送出。
1973年3月的一天，狱警通知我说有人探监，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一看是我的前妻叶向真。（1967年4月，我被定为反党反革命分子后，为不牵连家人，我与叶向真办理了离婚手续。）乘狱警不留神之际，将那封信交给了叶向真。
信很快经由叶帅交给汪东兴，转交了周总理。周总理又把信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下令：“立即释放。”这样，我突然间就被放出来了。
作为目击证人为于桑洗脱“李震案”罪名
我的案子归口中央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中央专案二办”，都是军口的案子），与彭德怀、罗瑞卿、贺龙等人的案子列为一组，专案组的人企图逼我以叶剑英亲属的身份揭发叶剑英。
我获释后，公安部成立了一个复查小组作了一个平反结论，给我和叶向真平反。
1973年10月，复查报告出来了。我和叶向真的案子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其目的是妄图打倒叶剑英同志。”上面有周恩来“拟同意”的亲笔批示，并有叶剑英等10位国家领导人的亲笔圈阅。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找我和叶向真在北海旁边的三座门（注：当时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谈话，询问我们有无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签字表示同意。巧合的是，就在我们细阅案子纪录准备签字时，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红电话机突然响了。
当时，中央的红电话机是保密机，这种电话是加密的，不能拨号，只能接听。红电话机那边称：“公安部部长李震已经失踪24小时了。”
于桑接了电话之后，立即就给平时与李震来往密切的陶鲁笳等三人打电话。然后，就匆忙乘坐一辆灰色苏联产汽车走了。
后来我听说1973年10月21日中午，在地下热力管道的地道里发现了李震的尸体。
李震死后，江青一伙咬定李震死于谋杀，想除掉于桑、刘复之。
10月23日至25日，政治局几次分析李震死因，多数人认为李震是他杀。但是，为了有利于案件侦破工作的开展，对认为李震是“自杀”的于桑、刘复之两位副部长采取保护性隔离审查措施。
当时主管中央政法委工作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叶剑英将我和叶向真当天在三座门所目击的情况告诉了华。
华后来找人在三座门召集我和叶向真谈了两个小时，反复追问我们于桑在接听红电话前后的反应以及当时的细节。
结果，于桑先获释。刘复之后来才获解脱。
与江青之间的“交恶”
当时，对我的事情，毛主席发了三句话：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注：这是原话，东西指的是钢琴音乐作品。）要让他继续演出。
那时候，主席一句话就敲锣打鼓，连夜游行，连发三句指示可见规格之高了。作为主管文艺口工作的江青没有一点表示怎么说得过去？
1973年10月的一天下午，江青让吴德（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打电话给叶帅的秘书，说当天晚上在钓鱼台接见我。在一旁的叶帅笑了笑，说：“看来这回是好意了”。
我被告知在三座门等候。吴德的司机开车拉我去钓鱼台。实际上，在此之前，我是见过江青的。1964年，我在毛泽东驻地为他弹琴时，江青曾请我跳过舞。
当晚，专业演员出身的江青，在我面前上演了一出政治戏。
我刚到大会议厅，江青就很热情地迎了上来，说：“刘诗昆，我们都等着你。主席对你很关心。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要让他继续演出。你的案子都是整叶帅的，是林彪和四条汉子（注：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搞的。他们不仅搞叶帅，还搞我呢，中央二办很坏，他们不但给叶帅立专案，还给我立了两个专案，我不怕。去年，我去看叶帅，见到牛妞（注：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小名），都怪我不好，当时忘了问起你。”
说话间，她拿了一些白兰花（注：花很小、很香的那种），交给一个穿军衣的护士，让她先放在冰箱里，让我走的时候带给牛妞。
当天在座的有姚文元、王洪文、吴德、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李德伦、殷承宗，加上我和江青，共10个人。江青坐中间，我坐她右边，姚文元坐她左边。那天晚上，江青为我安排放映了一部电影《红袖倾城》。（注：那时候不许看外国片，内部看电影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
那是一部美国电影，讲的是一个西班牙斗牛士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弹钢琴的镜头。江青很舒服地躺在椅子上，为表示亲近，她让我帮她拿着她的玻璃缀面的大皮包。“文革”时期规定不许用皮包，一律都用军挎包。
看完电影后，江青问我：“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志婉的人？”
我说：“认得，她是我父亲的同学。小时候，我还叫她徐姑姑。”徐志婉是我父亲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江青当时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当馆员，与黄敬同居。徐、江二人一直有来往。
“那你父亲现在哪里？”江青问。
我说：“我父亲现在还被关在上海的监狱里。”在我被抓进监狱后不久，我的父亲刘啸东也在上海被抓，1973年还被关在监狱里。
江青拖着腔调说：“真奇怪！”然后，她扯着嗓门喊“洪文！”王洪文立马来到江青面前。
江青用手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说，“你们上海怎么搞的？刘诗昆的父亲现在还关在你们上海？告诉春桥，就说我说的，立刻释放！”
王洪文说：“是是是，我立刻传达！”
几天之后，我的父亲就被释放了。
文革后期，我曾整过三份揭发“四人帮”的材料。其中一份是揭发江青在大寨时期的讲话的。那时候，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
江青曾窜到大寨发表讲话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中央有人架空主席，你们知道这个宋江是谁吗？” 到处散布类似这样的风声，来攻击叶剑英、邓小平、周恩来。新华社摄影部杜修贤因为工作关系，亲耳听到很多江青个人召开会议的讲话，他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
另一份是吴祖强（注：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中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告诉我的。当时。有一部美国电影《鸽子号》，讲述一位美国青年独自驾驶鸽子号环游世界的故事。全片以孤舟航海为经，爱情波折为纬，突出勇气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主题精神。其中有女主角不顾一切跳入海中，男女主角在水中拥抱的场面。据说江青在看了《鸽子号》后说，如果是她，她也会跳进水里扑向自己的爱人。
另外，还有王心刚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我也把它整理成了一份材料。
我将这三份材料交给了叶帅，叶帅把它装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专用的牛皮纸信封里，起笔写上“专人专送邓副总理”，警卫参谋马西金立刻坐着汽车送去了。
一个星期后，邓小平告诉叶剑英事情的结果是，张玉凤告诉邓小平说，“材料主席已经看了，主席很生气。”我后来得知，当时邓只送了江青在大寨讲话的材料。
结果后来邓小平又挨批了。叶剑英被逼请假。中国的政治真是风云莫测。当时我也很紧张，如果材料落到江青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巧的是，当时新华社的朱穆之也写过一篇江青在大寨讲话的材料，结果，当时就被打成反革命，而我则逃过了这一劫难，幸免二次入狱，恐怕直到江青集团覆灭也不知道当年毛主席看到的那份揭发江青的材料是我写的。
人物资料：
刘诗昆，中国著名钢琴家。1939年3月出生。3岁学钢琴，17岁荣获“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19岁在世界上最顶尖的国际音乐大赛──“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上荣获亚军。1990年定居香港。除继续从事钢琴演奏外，还在香港和内地多个城市开办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音乐艺术幼儿园，至今已近80个。与此同时，创办乐器公司生产钢琴，集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企业家于一身。
1958年,前苏联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这是有史以来，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音乐比赛，包括钢琴比赛最轰动的一次。
在莫斯科，刘诗昆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100多位世界各地的钢琴好手，一举夺得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三名。这也是当时华人在国际钢琴比赛中级别最高的奖项。伴随着刘诗昆事业上的一展鸿图，一份特殊的爱情也不期而至。
下面是最近凤凰电视台记者曹可凡专访刘诗昆时，刘诗昆披露了当年为何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离婚的真相。
曹可凡：你那时候认识你的第一个妻子叶向真是不是也是因为你的钢琴？
刘诗昆：也有原因吧。我和我的前妻叶向真认识是在得奖以后不到一年。我回国以后中国整个音乐界、文艺界正是强调所谓民族化的时候，强调民族化，音乐一定要和中国本民族相结合，那么在这个政治概念的要求下，当时领导就给我指定一个任务：你创作一个民族化的钢琴曲。因为过去钢琴曲都是外国曲子，当时有些人写了一些中国钢琴曲也是很简单的。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就用我们中国民族的管旋乐队，二胡、琵琶、古筝、三弦，全是民族乐器，把它们与西方交响乐团、交响乐队这样一个编制，这样一个构造，完全按照那个东西做成乐队。
曹可凡：就是后来的新钢琴协奏曲。
刘诗昆：我是钢琴主奏，用民族交响乐团代替西方的交响乐团来协奏。
曹可凡：在当时的音乐界是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刘诗昆：就象《梁祝》，当然《梁祝》还是西洋乐队给小提琴伴奏，但是《梁祝》是用中国的题材，用中国绍兴戏浙江越剧音调的题材，我呢，整个全部用中国的乐器给西洋的钢琴乐曲协奏。
曹可凡：所以当时《梁祝》跟你这个《青年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两个民族化的代表作。
刘诗昆：那么我是因为这个曲子认识我的前妻的。我后来演奏这个曲子我前妻来看、来听，听了以后她还很感兴趣，我前妻她很喜欢。当时她叫叶向真，她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文艺。有一次，她拉她的父亲叶剑英就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我演奏这个曲子。
曹可凡：事先知道么？
刘诗昆：事先不知道。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她有时候就经常找我来，她因为很喜欢音乐和喜欢文艺。这样我们就慢慢恋爱了，一直到1962年结的婚，生了一个大儿子，这个儿子已经44岁了。
曹可凡：按照现代的看法来说，很多女孩子结婚之前，老岳父总是会找这个女婿谈一次话，说一些诸如我的女儿将来就交给你之类的话。那么当时叶帅有没有跟你做过这样的谈话呢？
刘诗昆：没有，没有，这没有。因为那时候结婚以前我已经是她们家的常客了，一天到晚在她家里。
曹可凡：那你和叶帅的女儿谈恋爱，有没有思想上的压力？
刘诗昆：当时没有。那时的人们很简单，就是大家爱了，也没有因为她是元帅的女儿，我特别想高攀她，也没有因为觉得她是这么一个高干的子女，有什么顾忌。那时候就是两人相爱了就相爱了，就很简单。那时候不像今天，那时候我们年轻人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想法。
曹可凡：那时候尽管你和叶帅是两代人，而且你是他的女婿，你们其实像朋友一样。
刘诗昆：叶帅这个人很有人情味，他平时在生活中，我觉得他在高级的领导人中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他不是说是平时整天讲大道理讲原则话，他平时很有家庭味，很有人情味。
曹可凡：那你还记得你当时在哪举行的婚礼呢
刘诗昆：婚礼是在她家里，叶帅的家里。那时候是1962年的冬天，1962年的年底前。当时我们的婚礼陈毅还去了，聂荣臻去了，罗瑞卿去了，去了好多好多。
曹可凡：周总理还送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刘诗昆：周总理不是托人送，托人专门给我们祝贺，专门托他的秘书打来电话祝贺。后来不久我们见了周总理，周总理找了我们握了手，还给我们祝贺。
曹可凡：那时候叶帅是不是送你一个肖邦的纪念物是吧，背面有他题的诗。
刘诗昆：你都知道这个事。那时候叶帅想送个礼品给我们，说实话那时候这些高级干部真是相当的清廉，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也买不起什么贵重的东西。后来想到什么呢，他到波兰的时候，访问波兰的时候，当时他作为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波兰人送给他一个盘子，一个镀银的这么一个盘子，它也不是纯银的，那个盘子当中是一个肖邦的头像。那他想这个跟我有关系，他就把这个盘子上面找了外面人刻了字，就是祝贺我们两个新婚。就把这个盘子也作为叶向真的嫁妆就送给了我。
曹可凡：那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叶帅的家庭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紧张，因为那时候是供给制。
刘诗昆：其实这老一代的领导人啊，他们确实是很清廉的。叶帅，我具体说吧。他就是靠他的工资生活，当然他们有些，是有些优越条件，比如房子，当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居住条件好得多；出门有汽车，出外也可以坐专机，他到那个级别。但是他平常生活，特别是吃饭就指着他这个工资，而且房子他还要扣房费的，一个月也要扣几十块钱房费的，水电费等全得扣在里面，还有党费，他要交几十块钱党费。完了以后所有的生活，他有个管理员，专门给他做账。一天油盐酱醋全得算在他这点工资里面，包括叶向真的穿衣服。所以我和叶向真认识的时候，她跟我第一次见面，就穿了一件蓝布的中山装，那时候女的属于女式的中山装，敞领的，那件中山装洗得都发白了。后来我到她家去看，她就没有什么漂亮衣服，穿的是布鞋。那时候真是，当然街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衣服，但是确实也买不起。他们家子女也好几个，确实生活挺紧张的。吃饭那时候真是没有额外照顾，就是仗着那点工资去买。
曹可凡：叶帅是所有老帅当中很有文采的一位军人，古诗词作的非常好。
刘诗昆：古诗词写的非常好，那时候毛泽东跟我讲，陈毅也很会写诗吗，毛泽东给陈毅信里说，你要学诗，要向叶剑英，董必武两人学习，说毕武善五律，剑英善七律。叶帅他也会弹一点简单的钢琴，还会拉点二胡。
曹可凡：所以跟你有共同语言。
一生戎马生涯的叶剑英精通琴、棋、书、画，而弹钢琴的刘诗昆偏偏对军事、历史情有独钟。刘诗昆与叶向真的婚姻把他与叶帅的爱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乘龙快婿与岳丈间的默契和谐、与爱妻家庭生活的恩爱甜蜜，使刘诗昆的日子过得舒适平静。然而，这种平静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一场灾难悄然而至。
曹可凡：那你和叶向真结婚以后，这样的平静生活只过了几年？
刘诗昆：没有几年，文革一来一个大的波澜。
曹可凡：那么当时你对很多生活的想法有了很多改变。包括你跟叶向真的关系。
刘诗昆：对，不是改变。我们后来就商量，我说我们俩赶紧离婚。为什么呢？我说，我不离婚，你的父亲必须要受我的牵连，我已经定性了，我是反革命了。这个事就很麻烦了。所以当时我就在这三天，我跟我的前妻叶向真就办了一个离婚手续。
曹可凡：就这么三天时间。你们上哪办的？
刘诗昆：当时就是北京也没有地方办离婚的，因为公检法全砸烂了。结果就跑到北京卫戍区，就是北京的解放军的最高管理机关，因为当时都军管了。公检法、公安局、法院检查院都归军管。就跑到北京卫戍区，正好那卫戍区司令是傅崇弼，当时他也是站在叶帅这边的一个老将军，就找了他，说我们俩要办离婚。他一听说为什么要办离婚呢，我们说了这原因，他也觉得很理解，说那就办了。就由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给盖了个大印，说我们俩离婚就这么个印。
曹可凡：你还记得4月5号那个晚上，你离开家的时候跟叶向真的可以说是生离死别的那个场景么？
刘诗昆：那个时候我们俩就说，这一生也可能还见得到，也可能见不到了。当时我就把我所有的一点东西全给她了，身上所有的钱，连粮票全部交给她。因为我当时有个孩子，那时候孩子不到三岁，我想让她带着孩子过，反正我这人就是将来随着这样一个历史的波浪吧，可以说随波逐流，冲到哪算哪，我当时个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曹可凡：当时4月5日晚上离开叶帅的家，被羁押在中央音乐学院里边，据说有一天晚上你特别想念叶向真，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趁着守卫不注意的时候，还翻墙又回到她们家。
刘诗昆：有一天，那时候我就非常想我儿子，因为当时我儿子才两岁多，不到三岁。我也不知道叶向真的音讯，也不知道我儿子有没有人管。有天晚上我就趁劳动的时候跳墙，因为墙很矮，出去看我那儿子。其实那时候叶向真已经带我儿子离开了叶帅的住地，她单独弄个小平房，小四合院住那儿，害怕牵连他父亲。我看我儿子，儿子很小。他见了我说：“爸爸你(被)斗了？”我回答说“斗了。”他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就是你挨斗了。后来我就看了看他，我非常心酸。与儿子这次相见，也不知道下回什么时候再见了。(然后)我又回到中央音乐学院。
刘诗昆希望通过离婚来保全自己与家人。然而，1967年底，他仍然因为一场政治阴谋而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刘诗昆在里面一关就是五年九个月，他被迫离开了自己钟爱的钢琴，与外界音信隔绝，人生跌至谷底……
曹可凡：那在监狱的时候，其实你始终有个信念，你希望能够跟外界进行联系，所以你制作了一封特别的信，最后通过叶向真送到了叶帅手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诗昆：我是与世隔绝的，我一个人关在牢房里，一天就是面对四壁，或者是面对六壁，四面墙，一个地面一个天花板，全是水泥的，地下一个木板，就睡那个木板上，那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的情况，那时候监狱里也没有纸，也没有笔，根本不能跟外界联系，你根本外面的人都见不到。每天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的着作，每天要看，还有就是每天下午，每个牢房，那时候都是政治犯，发一份《人民日报》。发给你，下午发了，晚上收回去。这个报纸是发了晚上要收回去的。不能留下一片纸在牢房里。
曹可凡：《人民日报》是你当时唯一能和外界沟通的渠道。
刘诗昆：我就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想法，一个愿望，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总要挺着，争取能够活着出去。我一定要留点字迹在身上，就是我死了我在遗体上能够有个字迹，说明他们根本就知道我不是间谍。
曹可凡：那你没有纸笔怎么写信呢？
刘诗昆：有一天换了一个新的牢房，这个牢房里任何纸笔没有，但是换别的牢房，不是每天发报纸吗？也不知道怎么，那天在地上遗留一张残存的烂报纸，半张烂报纸，可能他们没注意，当时人也不知怎么的人变得一下子那么智慧，我说这东西能救我说不定，我就如获至宝把它叠起来把它藏在身上。你知道那个时候每天发报纸，晚上收回来。每个牢房有一把扫把每天均要拿它来清洁卫生。这个扫把扫地时接触地面那面是软的，但是扫把根那边是尖的，非常尖。像个针一样这么坚硬。后来我就把扫把撅下一根棍，那么我就在脑子里构思了一封信稿。你知道报上任何字都有的，拿任何一张报纸，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一个字。
曹可凡：你等于是在牢房里做一个排字工人。
刘诗昆：这样我就每天把我已经构好词的信稿，我今天正好想到要这个张字，就拿扫把的根抠个字。报纸的字非常小，在上面一个小小的眼儿，一个洞眼，当然也不能抠多，抠多就象一个蜜蜂窝，马蜂窝一样的，那也不行，每天就抠个十个八个字。那时候报纸都是纸很次的，很软的，看完了的报纸软软扁扁的，谁也不会说里面有几个小洞眼，谁也不会注意，这样抠。我就拿原来得到的那半张报纸作一个底版，就把这新抠的字贴上。当然没浆糊，但是我们那时候每天吃饭吃什么，就一天两顿饭，每顿饭有两个小窝头，恰好那个棒子面粘粘糊糊的，把它粘上，正好跟浆糊一样。我就拿那个小字抠下来，比方说十个字，八个字，正好贴在那张半拉报纸上。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贴了一封信。
着名钢琴家刘诗昆是我国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中荣获大奖的演奏家。因为音乐，他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结缘，成为叶帅的乘龙快婿。正当他事业有成、婚姻美满之际，一场“文革”劫难却使他婚姻离散，并且深馅囹圄。在狱中，他用报纸粘了一封揭露真相的家书。那么，这封家书能递出牢房吗？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刘诗昆的爱琴人生。
曹可凡：那在监狱的时候，其实你始终有一个信念，你希望能够跟外界进行联系，所以你制作了一封特别的信，最后通过了叶向真送到了叶帅手里。
刘诗昆；到了1973年的4月，春天，叶向真就非常想来探监，她已经放出来了，她父亲又有了一定权了。她非要来探监，经过一些周折，就不能不让她来探了。当时叶向真探访我是在秦城监狱一个接待室里。当时告知说你的前妻叶向真要来看你了，要探访你，什么时间，当时专案审查人员说，我们给你规定一条纪律，你见她的时候，只准谈一些私生活的事情，不准谈任何涉连到你的案件案情审查的事情。如果你一讲，我们立刻就把你给带走，而且要加重对你的惩治。那么当然就不能跟她口述，因为口述我说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们就把我提着走了。幸好我早有备这封信。当时接见我的时候，有一个大长桌子，我坐在这个地方，她坐在这个角上，那边几个审查人员，看守全在那边，离得比较远一点，都盯着。当然我跟她表面就说一点生活常识，问我儿子怎么样啊，他们当然无所谓，所以这时候我就把信从袖子里面的棉花里面掏出来，在桌子底下，偷偷地塞给她。叶向真当然也很机灵，手一拿，马上意识到了就攥在手里，若无其事地上边跟我谈着话，就把这东西揣在口袋里。
曹可凡：这个镜头完全像电影里的。
刘诗昆：这样以后，后来我才知道，当然她回去以后，就把这东西给他父亲看了。那么叶有了这封信，叶就好办了。立刻送到毛泽东的面前，因为叶帅已经身居要职，掌管全国军队的日常总领导工作，掌握这样重大的军权了。后来毛主席一看这个，毛主席马上“立刻释放”四个字，口头的。这样不久我就突然间就被放出来了。所以放了以后呢，当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我就被叶帅他们送到301医院住院疗养。就是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疗养。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又对我表示了一个关心，想起我了，毛泽东发了三句话：一个叫你们要关心刘诗昆；第二句话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这是原话，东西就等于说是音乐作品──钢琴作品。第三句话，要让他继续演出。
毛主席的指示，使刘诗昆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生活似乎又恢复平静。然而，当人生经历过如此巨大的风雨沧桑后，当年的钢琴神童是否还能继续辉煌？饱受摧残的刘诗昆还能继续他的爱情和钢琴之梦吗？
曹可凡：那你出狱以后第一次上台演出演的是《黄河》？
刘诗昆：不是，正式上台演出的是跟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那么第一次当人面弹琴弹的是《黄河》。
曹可凡：可是这个曲子你根本就没有弹过。
刘诗昆：当时因为我没有单位了，就给我一下送到中央乐团了。我报到的时候，中央乐团全团人已经上下皆知。说刘诗昆要来了。大伙说都等在中央乐团的那个院里，都聚满了人了。我一进去，大伙就把我围住了，围在排练厅里。当然这些也都是熟人，当时都是乐界的，文化大革命前都是很熟的。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最好奇的一件事就是刘诗昆还能不能弹琴。因为我在文革当中，那时候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已经五年十个月关在单人牢房里，就是五年十个月我没有见过钢琴，在这五年十个月之前的将近一年里头，我被关在劳改队里头，那个时候也没有弹过钢琴。当然见还是见过，因为在音乐学院里的时候，琴总还是在琴房里放着嘛，就是没有摸过。我出了监狱，又放出来以后，我又住了几个月的医院，这样算起来就是说有五年十个月眼睛没有见过钢琴，有七年多手没有碰过钢琴的键盘。要一般的弹钢琴的人，这包括钢琴家，已经没法再弹了。
曹可凡：手的机能肯定就退化了。
刘诗昆：退化机能，脑子也退化了。但是我因为学琴，不到三岁就学琴了，童子功很强的，学的很正规很扎实，这样那天大家把我围起来，看我能不能弹钢琴。当时说实在的，我真是这么多年，因为我刚从医院出来，那时候我哪还顾得想着弹琴啊，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得料理掉。那么大家说弹琴，非让我弹，不得不弹啊。有几百个人把我围住了，可是弹什么啊，当时没的可弹，弹得不好又得倒霉了。因为我以前所弹的全部曲子，都是大、洋、古、封、资、修，都不能再弹，再弹就要犯政治错误了，当时只有两个钢琴作品可以弹，一个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再有一个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红灯记》也没法单独弹，是要跟着京剧唱一块弹。可以单独弹的，当然《黄河》也要有乐队，但是没有、离开乐队，也可以单独弹(的曲子)，只有《黄河》。我就把钢琴协奏曲黄河四个乐章从头到尾给弹了一遍，弹了一遍以后大家听得很入神。一看还能这样完整把这个曲子(弹下来)。《黄河》协奏曲的曲子，说实话技术也有相当的难度的，我把它弹完以后，这时候有一个乐团的同事，一个团员就说：“刘诗昆，你这个曲子什么时候练的？”这个话正问到点上了，因为《黄河》协奏曲创作的时候，我已经被关到监狱里了。当时我放出监狱不久，大家知道我放了以后送了医院，那么大家说你是不是在医院里刚练了这个曲子。
曹可凡：因为这不可能在你逮捕之前就学会的。
刘诗昆：逮捕之前还没有这个曲子。《黄河》协奏曲是根据《黄河大合唱》，原来是个合唱，冼星海的合唱。那个时候还没有钢琴曲，那么我被关了以后，而且我已被关了一段时间，这个曲子才问世的，才创作的。
曹可凡：所以大家以为你是不是在监狱里还能够弹琴。
刘诗昆：如果你练一定是在监狱里练的。
曹可凡：那条件还不错。
刘诗昆：后来我说，我说我这个曲子不瞒你说，我说我这个曲子直到刚才给你们大家弹之前，我一遍都没有弹过，一遍都没有练过。大家说，那你怎么会的呢？我说我关在监狱里的牢房里的时候，你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机关、单位、团体，包括农村村子里边，都有很多高音喇叭，大喇叭整天就播送毛主席语录啊，播送新闻，再就是播送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所以《黄河》这个曲子那个时候，整天作为政治的一种宣传，整天就播放。我在牢房里的时候，远处有顺风的时候经常传来《黄河》钢琴协奏曲的琴声。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传来的，因为那时候高音喇叭太多了，这个《黄河》我一听我就知道，这是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曲调，但是谁创作的，当时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直到放出监狱后才知道有个《黄河》协奏曲，可是这样听听我就听会了。因为从小我父亲给我练耳，就是他在钢琴上弹，很多很多音，同时按下去，这音都不谐和的，我能把每一个音都分解得辩听出来，说出每个音的音域。所以我听像这样多声的钢琴乐曲，因为钢琴乐曲是多声的，同时弹出，有很多声音同时发出，那每一个声音在我耳朵里，就像X光透视一样，里面都是立体的，都是分解的每个音，同时发出8个音，我每个音都知道，它8个音，每个音具体是哪个。不是光听一个主旋律、主曲调，这样我就都听会了，这样我就从头到尾等于是我全是听来的，我根本就没有练过。那么这个事儿，大家也觉得很奇特。你怎么会没练过这样一个难的曲子。没练过我会弹，这个就靠我小时候第一个是童子功，第二个就是靠我的耳头对音乐的一个特别的(敏感)，对音高的辨听力。
曹可凡：那当你从监狱里面出来，应该说是所有的生活恢复平静了。那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说，当你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为什么最后没有跟叶向真复婚呢？
刘诗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分开了，分开了大家在个人生活上已经有点疏远了，觉得既然已经这样了，干脆也就不一定要复婚了。说实话，我跟叶向真两个人，我们并不是打翻天闹离婚，我们是非常平和地在那一个特定环境下(离婚)。后来我们决定也无所谓再复婚了，就分着过吧。我们分着过也是好朋友，我的儿子从来都没有讲过到底归谁，儿子到现在40多岁了，我跟叶帅的全家现在都还像一家人一样，大家亲如一家。你说朋友也好，说一家人也好，因为我们，我和叶两人都思想比较开通的。不是说要不就合要不就闹得脸红脖子粗。好像自然而然的，慢慢就离开了。大家好像隔了那么久了，个人都有个人不同的生活。
曹可凡：那后来叶向真其实是在拍《原野》的时候找到了她的另一半是吗？
刘诗昆：对对对。拍《原野》时候的摄影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罗丹。他的妈妈是钱壮飞的女儿，他是钱壮飞的外孙子。
曹可凡：那你认识现在的妻子盖燕是什么时候？
刘诗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黑龙江齐齐哈尔演出，她做报幕。
曹可凡：也是主持人？
刘诗昆：对，也就是主持人嘛。
曹可凡：当时你们是怎么相恋的呢？
刘诗昆：很自然地就认识了，后来她到北京，我们慢慢就认识了，认识了好多年才结的婚，一直到八九年才结的婚。我1990年去香港，1989年结的婚，完了一起去香港，生了一个孩子，现在的这个儿子8岁。
现在刘诗昆钢琴音乐中心，包括刘诗昆的音乐艺术幼儿园，共有学生近万名，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连锁企业了。
刘诗昆也成了一名企业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