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后的中国,有三件事一直压在中国人的心头:“反右”,“文革”,“六四”。这三件事到现在也没听到人民曾“比作亲娘”的党给人民一个认真的“说得过去”的说法。大概党是真想让人民在快活中把他们给人民犯过的事给忘了。
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平先生以他自己的大量的采访和深入的思考写成的这本长篇记实，书名为禅机>>，副标题是为1957 苦难的祭坛，就是警示人们不要忘了共和国的历史上的一段狰狞的日子。
作者对1957年发生在中国的“国家对人民的集体犯罪”做了许多翔实的叙述，并試图对这场“罪行”的原因和更多的背景给出解释。其中有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描述尽管不一定客观但也相当的精彩。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国有太多太多的谜。最大的谜就是被看作是“人民心中的太阳”的毛泽东他究竟在想要什么？
“反右”是毛泽东在中国通过严酷打击知识分子实现了他的“一言堂”的一场运动。胡平先生认为1957年使中国”从晨光里一盆新绿的生机盎然,到元气大伤,筋骨断残,浑身贴满意识形态膏药的江河日下”的转折点。
“反右”以后，毛泽东的共产党完成了一党专制。然后紧接着以“公”的名义把中国人的财产充公并通过让中国人整天听，说，学那些“不懂”的东西而变成“机器人”。正如作者所说：“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它的规模，目标，策略，手段得以凸现，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地震憟之后，并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
“寒意”后的六个点是什么呢？我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遭到摧残。知识分子们的人格在“生存”的考验下，开始分化，“跟风”和闭嘴，中国远离科学而中国人则远离“真”。“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传统生活的辞典”。中国生活“戏剧”了。现在，许多侥幸活过“反右”,“文革”的老人们都已近耄耋或已离开这个世界了，而党欠下上百万“右派”的“太多”并没有償还，尽管“右派”朱熔基当过总理。
一九五七年，我还在吃奶。读完禅机>>，我知道了不少“那些”。毛泽东策动的“反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和肉体的蹂躏，其手法之歹毒令人发指，其手段之残酷令人耸然。而他在十年以后却还能再一次发动对他曾经的战友，对知识分子，对年轻人，对工人，对农民，对军人，一拨一拨地打击，愚弄，直到他没了力气。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却得经历中世纪般的荒唐？而这领导“伟大光荣正确”以国家的名义对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犯下巨大罪行的领袖为什么还能安祥在天安们广场？人类文明是这样被嘲弄。
人，不应该老回忆去，特别是回忆那些亲身所经历的苦难；但人又不会在眼前的快活里就会把曾经的苦痛都轻易地忘掉。人们需要反思，要想办法防止同样的 悲剧重复或是在子孙那里再发生。而我们中国“从我们漫长的历史里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从历史里得到教训”。
胡平先生在二00三年写的这本书里，提出了许多许多应该想但快活的中国人不去想的问题，邓小平的“重视知识”已经使很多知识分子和党一条心了，还有很多人“闭嘴”了。我们的党还在以他惯有的方式解说着中国。说的不干，干的不说，现在的中国已经进了“鼠”时代，“不管白鼠黑鼠，不被抓住就是好鼠”。
对过去的“不清”也就是对未来的混浊，人们也许应该就“深深”在现在的快活里，或许还是该多知道些中国过去发生的没有解说清楚的事。应该读一下禅机>>。
这本书里介绍了很多“右派”的遭遇，像吴晗，“反右”时积极，文革却死的更惨。像爱党爱新社会的老舍，巴金，“反右”时都积极，文革开始不久，老舍就自己“去了”，而巴金活到百岁。到晚年巴金怀念老舍：“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他有多少思想在翻腾，有多少话要倾吐，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盖了一床破席。没有能把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出来，老舍同志带着多大的遗憾闭上眼睛”。而巴金老人自己就不遗憾吗？他倡议建的文革博物馆，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没开工。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或许中国的历史和政治都是含糊，那也该多知道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