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妻子获签证）
经过几个月艰辛努力，我的实验终于完成，论文也有了结论：登革病毒不能在致倦库蚊中肠发育，故不能成为登革传播媒介，这和古伯的预测一致，他显得特别高兴，对我也特别看顾。
89年秋初，古伯接受了纽约《时代》周刊的专访后特意把我介绍给记者：“他是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已经完成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如果你需要可以采访他。” 他显然有意抬举我。记者特意让我穿上白大衣，拍了照才开始采访，我很快明白记者的兴趣不在科研，而在政治，可我并不热衷谈论那场政治风波，即使当时我既不理解也不接受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手法，我仍努力避开敏感话题回到科研课题。事后，《时代》并没有登刊对我的采访，这事却令古伯认定我是专心科研的学者并有意留我。鉴于当时89后的不明朗，我很想继续留美深化课题，更想把分别已久的太太接来团聚。古伯了解我的想法后，很快办好了邀我妻子以访问学者身份前来CDC的一切手续。
几经波折，内子的赴美申请终于幸运地通过了研究所，学院，教育部的多重批准，没想到临门一脚却被美领挡了回来。当我从越洋电话里获悉“拒签”的结果，如同被十磅重锤敲击了一下，脑袋顿时一片空白，一夜苦熬，不能入睡。几经考虑，我决定求助新任研究所长卡尔博士。
卡尔是生物学博士，为人谦和有礼，但由于我长期埋头实验室内，平时很少和他打交道。当我早早的,也是罕有地走进所长办公室,把妻子被拒签的结果告诉卡尔的时候，他马上读懂我内心的茫然和求助的热切。卡尔让我稍坐，马上打电话给其时已升任为虫媒部主任的古伯博士。我在旁边听到对话，古伯指示：尽一切可能帮助获取签证。卡尔挂断电话后安慰我：“CDC和美领同属联邦系统，有内线电话开通，我准备用内线打通驻穗美领说明你和你太太的情况，请求美领准予签证。”他让我稍后再来找他。
两个小时后我再见卡尔，他告诉我：已经通过电话，但因为当晚是中国国庆，美领也休息，要改日再谈。啊，为了妻子签证一事，我竟忘了十月一日祖国国庆！还好看到卡尔如此热心帮忙，无力的内心算是打了强心针。三天后卡尔告诉我：美领已经批出签证，而且我太太无需再往美领面谈。当我笑逐颜开地把这一消息告知同事，他们都纷纷表示要为我太太的到来举办一个特别的PARTY庆祝我们夫妇在美国的二次“HONEYMOON”。
一个月后，我拥着太太参加了热心同事组织的欢迎PARTY，即席发言感谢大家的关心，感谢卡尔的大力帮助，并赠送了礼物。可我内心深处更多的是感谢古伯的鼎力相助，没有他的全力支持，我们夫妇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在美国团聚呢？我感动，我感谢，我感恩。如果语言真可以表达这种心感，那么恕我愚笨――无法找到准确的语言。我以为一切语音表达的感谢都是苍白的，唯有勤奋工作，做出成绩才是有力的表示。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太太全副身心投入新的实验，而且又有了新的进展。古伯来了，他流露了让我们到科州的意愿。敏感的我马上表明了愿意跟随他到福特科宁工作，古伯再次显示了极大的热情：他让手下速办聘我为CDC客座研究员的一切手续，而且未等完备就自己花钱为我们夫妇买了直飞科州的机票，要让我们尽早在新的天地开始新的生活。
飞离波多黎各前一天中午，同事为我举行了告别PARTY，这真是一个“SURPRISE”，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因为数天前我已经在中国朋友家里举办了告别PARTY，不少美国同事亦有参加，而且诸事繁忙，我实在没有想到所里还会为我搞告别PARTY。当不同肤色的同事们拍着手把我们夫妇迎进彩带瓢挂，食物满桌的会议室我已感动得微醉微醺。在卡尔博士致辞后，我竟不避语拙分别用简单的西班牙语和英语表达了真诚的感谢，“没有合适的语言可以表达我的心，没有单纯的物质可以维系彼此的心，只有友谊。我为友谊而来，我带着友谊而去！”同事们多次用热烈的掌声回应我的答辞，令我激动不已。我明白不是我的答辞说得好，而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感动了彼此。我想世界上无论何种民族，如果彼此真诚，彼此的心都是相通的。关键是真诚。（下续老板邀我住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