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正在看一本报告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讲的是共和国成立后又一次极左的扩大化了的反右运动的始末，有前因，有后果，反右倾运动导致了接踵而至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灾的大跃进，也成为了史无前列的十年动乱的序幕。
反右倾运动时我还少不更事，整个过程是读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书后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虽说年少，当时是个半大的孩子，但大跃进的后果也还是“享受”到一些的，一度顿顿吃“喇叭菜”，天天晚上喝粥，每人一小碗的情景也是留在记忆中的。大跃进时，政府鼓吹要消灭私有制，全民公社化，农民把土地、生产资料和一部分生活用品全部入社，家家吃食堂大锅饭。城市里消灭了所有的私人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之后，还动员妇女参加工作，因为我母亲也去了生产组劳动，我们就在里弄食堂吃午饭。没有荤腥，每天一勺饭一勺蔬菜，食堂的菜洗不干净，我特怕菜虫，于是在夏天就顿顿吃冬瓜，这段日子的食堂午餐也是记忆犹新的。
依旧上海的习惯，妇女婚后从夫姓叫唤，有钱人家，叫×太太，普通人家，叫×师母，解放后的工作妇女，不跟夫姓了，被称作×同志、×大姐，待里弄生产遍地开花后，“太太”和“师母”这种称呼基本上就消声匿迹了，比如我母亲，从原来的“王师母”立刻变成了“杨大姐”。上海人说“大”，形容胖叫“大块头”，形容家庭显赫有钱叫“大人家”，还有场面大、开销大等等，这时的“大”，读成“毒”音，而在说大姐、大家、大象等单词时，“大”就随普通话的发音。大家都这么说，习惯成自然。
从称呼的改变很能看出时代的不同。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后，“大姐”的称呼便不知不觉地在上海消失了，继之而来的是非常流行的“小姐”，当时似我们这般实不年轻的中年妇女，也被商店的营业员、饭店的服务员等等叫做“小姐”，确实感到汗颜。对妇女的称呼如女士、太太等都很恰当，可不知怎么地就是流行不起来。“小姐”这个代名词叫烂了，有些地方把它归于不好听的称呼，暗指出卖肉体和色相的女子，比如在云南的某些地区，就不能叫“小姐”，而应该称年轻的女孩为“姑娘”。
风水轮流转，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触及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重又吃香起来。同事朋友之间，对一些上了年龄的，尊称一声“老师”，就像过去都称“师傅”那样，渐渐地流行起来。而过去共产主义国家曾普遍使用的“同志”这个美称，也早已听不到了，我们知道，现在国际上这“同志”一词，约定成俗，专指同性恋的伴侣，一个曾经这么“崇高”的代名词沦落到了这般地步。
我们也终于老了，50多岁60多岁了，再怎么保养，再怎么打扮，人家也不再称呼我们为“小姐”了，我们成了“阿姨”。做“阿姨”挺好的，希望这个称呼能保持得长久些，别太早让人家叫做“老太太”才是。
200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