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华人为什么留在美国？zt

华尔街华人为什么留在美国？（转）

送交者: 小荞 2008年09月12日15:33:55

美国的华尔街闻名全世界，在一条几米远的街上连通着全球，它的触角之远之细，是人们很难想象到的。这里代表着效率，代表着资本的流动风向，代表着经济最前沿，代表着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在这里人们说话的速度是最快的，直截了当的程度是让人们瞠目结舌的。

中央电视台为拍摄资本一类的节目曾经到华尔街来过好几个摄制组。但我此次来这里并不代表中央电视台来采访，而是以一个专栏作者的身份来与一群朋友谈心，听听他们在放松的状态下的想法。

　　令我感动的是当我从耶鲁大学坐火车近两个小时赶到这里时，我看到有六七个朋友正围坐在金融中心楼下的一个桌子前等着我。这是一个星期六，对于在这里已紧张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他们来说，今天显然是牺牲了休息时间，我心中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他们分别是：

　　奥本海默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山泉

　　美林证券公司副总裁陈毅松博士

　　THE LUDWIG GROUP,INC. 投行部主任 陈星明

　　美林证券公司副总裁史季

　　德意志银行副总裁李凯

　　SUSQUA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副总裁 黄凯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李匆

　　之所以能认识这些朋友，要感谢徐德清博士。1997年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时，我曾在江主席讲演的会堂外采访过他，他当时在耶鲁大学工作，专门赶来欢迎江主席。现在徐德清在苏州的世宏科技有限公司做董事长特别助理，遗憾的是前几天他已回国，否则他一定会有一些独到的观点。

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有好几千人，我现在交谈的是其中的极小的一部分，从与他们的接触中，我相信也是比较优秀的一部分。从我一下火车到晚上回家，他们的接送十分周到，直到第二天，还有电话问我是否安全到家。

　　我们交谈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6点多钟，不知不觉中度过了四个多少时。也就是说，包括我们一起吃午餐和他们上午从家中赶来，再赶回家，一天也就没了。整个过程我都对他们充满着谢意，所以我与他们的交谈完全不象我在国内做采访时的风格，基本上不打断，也没有很明显的主题，如果谈的过程中跑题了，我也并不强行打断，所以当时谈话的氛围极好，有些话题争得不亦乐呼，回来整理录音时，发现有许多交叉的说话无法听清。

　　我的整理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他们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的看法。还有三十天，投票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饭桌上，只有一谈起这两个候选人，其争论就开始了，有时饭菜都凉了许久，而且美国人是动真感情。我刚来美国时，共和党正在纽约开会，会后布什的民意调查一下子高出了好几个百分点，民主党形势很紧张；星期四晚布什与克里当场辩论后，克里的民意调查又上来了一些，这种此消彼涨的感觉真让人感受到了某种紧张，就像看一出真人秀。那天围绕这个问题，我们的交谈也十分热烈。第二个问题也是我本人一直想知道的，几乎每个人来美国的人来时都是想回国的，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就留下来了，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天交谈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就在华尔街金融中心的奥本海默基金公司的办公室，窗外就是911遗址。在进入金融中心时，每一个外来人必须要照相备案，我们一共来了那么多人，这样就花了不少时间在进门上。据介绍，现在工作在这里的人，如果有外来者访问，他们一定会告诉别人应提前十五分钟办理进门手续，联想到入关时的按手印等等繁琐程序，我们都在议论，911后，美国的生产效率是不是会减低，而且吸引人才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因为签证的难度让许多学生已转到别的国家了，以耶鲁大学为例，今年中国申请的人数与去年比减少了30%，就在我签证时，排在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签过的，全部被各种理由拒签。所以我在想，当一个国家在衰落时，各种迹象都会一点点显示出来，但并不会那么明显。想想看，十九世纪，英国有多强，殖民地有多少？但将近一个世纪后，美国才取代了她的位置。但无论如何，今天的美国依然还是让你感到富饶，富足，人们的优越感和开放带来的社会的活力，作为外来人，他们对于陌生人良好的态度感受尤其深刻。下面的谈话我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的记录方式，我觉得这样便于读者了解原生态的东西，本来人们在将所做的组织成为语言时就过滤过一次，如果筛选过多，我觉得会少了许多生动。

说到这个话题时，我想是接通了每个人国内外的长长回忆，在这个主题的谈话中，有四句话可以概括一些复杂的心情。

　　第一，人生的许多大事都很少是设计出来的，也就是你无从想到的。

　　第二，人真的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

　　第三，第三，生活是不可假设的，也是不可逆的。

　　第四，选择既是经济学上常用的一个名词，它也是留在美国的这些中国人更多的要面临的问题。

　　在涉及这个话题时，我说刚才有许多人发言不多，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每个人都说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刚说完，陈毅松就说，如果你们感到舒服就说，不想说也可以。他后面的这些话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特点，如果可能永远是把选择留给别人，而不象国内，选择并不是大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词汇，我们已经更多地习惯了必须，而不是有选择。在他说这话的一刹那，我迅速感到了这种差别。其实这样的访问还可以继续下去，尽管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会不同，但是上述所说的四点，将会像交响乐中的回旋曲式一样反复顽强地出现。

　　下面的话题，我基本上用的是个人自述，中间他们在叙述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争论，但考虑到便于理解，我还是让一个人的自述尽量不被打断，保持其完整性。

李山泉：我是1984年来的美国，当时对美国了解不多，对金融就了解更少，当时来美国一个最想的事情就是把外语弄好。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当时去欧洲时，晚上人家请吃饭，两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德文德文不会，英语英语也没几个词，所以吃饭简直就是受罪，只好看着这边笑一笑，看着那边也笑一笑，极其难受，我的局长吃完后我们一起到外边一起抽烟对我说，没把我给憋死。当时又不能抽烟，又不能说话，只能这边笑笑，那边笑笑。当时就觉得口语太重要了。后来就决定学外语，当时还住在中南海，每天早上起来在河边大声读，有一天黄华从后面走过来，吓得我不敢读，那时候那个英语真的很差。来到美国后，什么也不懂，一看有发展经济学，我想可能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学了之后可能帮助中国发展有用，学了一年后发现，真正在经济学中有价值的其实是金融，我上了很多课后，我发现国际金融是最有用的。我就想研究金融更能帮助中国，学完一年之后我是按时回去的。我当时与江泽民总书记还是坐的一个飞机，那时他是上海市的市长。回去之后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把金融这个东西学好。但回去之后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些机会没有了，这时我就跟领导讲，还想去外面读一读，领导就同意了，当时连学费带奖学金都有。这就又来了。当时领导让我读研究生，不能读博士，读完二年后，正好1989年，那时已没有人管你读不读博士。当时想，还是读博士吧，等我读一年时，有一个好机会来了，这时有一个挑战，就是放不放弃博士学位。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搞实践的，这个机会是一个公司，一个星期去两天，从赚钱的角度很好，从金融实践的角度来说，也很好。后来，也就是我现在这个老板，让我跟他做，我那时就斗争要不要学位，跟我太太商量后她说，即使毕业了，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工作。这样我就来到华尔街了。当时还有一个身份问题，如果一个公司解决你的身份，那是很多人希望的，所以我就来到这里了。

　　为什么不回去，小孩子大了，两头够不着，我的老大是在国内生的，到这边读书，再回去跟不上，再加上我的身份也解决了，这样就在这边过起来了，后来再有一些回的机会，政府机关是回不去了，有一些公司用你，但是由于许多原因也没有成功。但我还是经常与国内保持联系，前些时候，我就写了一些东西，是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思考。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区别是我在美国这边不用担心我说话说错了，这边没有这个问题。有些东西不可逆，也可以回去，但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回去的话可能考不取任何一个学校，受的教育的体系也不一样，他可能也不习惯。对于我来说做一个职业的经理人很好，这是我所适合的。其实一咬牙也就回去了，但是，还是没有回去，这里面的原因的确很多。我参加了美国籍，这没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到了欧洲我的同事过去了，我在哪儿拉着个箱子过不去，因为中国护照他要查你这这那那，极其不方便。其实，在这边，也失去了中国的许多的东西，发展中的许多的东西，但我也不后悔，路走下去，就走下去了，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好东西全要到。有所得就有所失，这是必然的。没什么可后悔的。其实人最重要的是永远要不停地充实自己，今天比明天提高了，这就行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再回去就高不成低不就，我这样的年纪，再给什么人打工就不合适，再说给你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别人等了很长时间的，凭什么就一下子给你了，这样也不好工作。

史季：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上海电视台做经济栏目，搞得也挺有声有色的，第一年的片子就得了奖，送到中央台也得了奖，台里还很重视，后来台里一些大的采访他们都会叫我去。正好上海大中型企业要引进国外管理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全面质量管理，有一个教授团从美国组织起来到上海做讲座，我在他们团跟了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他们要回去了，跟他们的团长聊时，他说，你大学毕业不久有没有兴趣到美国深造，当时周围的朋友也有出去的，我说好，但没有太当真。两个月后他们就有一个邀请信过来了，只要将好些手续办了，考托福和GMAT就好了，当时毕业不久，这些考得还不错，又有奖学金，这样就出来了。父母让我自己选择，我想自己年轻，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当时我跟台长说，学好后还可以回来，他说好好，当时单位都要写介绍信，这样就来了，来了拿了个商学硕士，念书的地方是弗吉尼亚，风景好，但不象纽约有那么多的商机，第一份工作就在纽约，当时觉得纽约集中了最好的和最坏的，这个城市比较适合年轻人想挑战生活的好奇心，也觉得很好。第一个工作是大中国银行，我觉得他们的管理与国内非常相似，他们有一部分是外派的人，国内派过来的，那些人的工资相对比较低，所以他们当地招的人，比如说像我，他们觉得是给多了，他们总是说小史你还年轻，你还锻炼几年吧，你即使有管理这个部门的能力也不会提拔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接触了其他一些朋友，这时我就想到其它美国大公司试一下，积累一些经验会增强个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当时在中国银行觉得与国内没有太大的区别，后来就去了富利银行，这是一家在新英格兰地区很大的一个银行，由于合并问题需要以后上班去波士顿，但我的朋友们都在纽约，再加上自己想积累一些投资银行的经验，就又选择了美林证券，当时觉得不错，当时想换一个公司一定要好一些的，当时经过三四轮面试后就进来了。我觉得我们这个部门如果做得好，提得就比较快。但是，过了两三年后我的感受又不一样的，好像有一些瓶颈，因为中国人升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上升很困难，这中间不光包括业务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中国人，不管怎么样你是中国人，你的语言问题，美国哪怕一个高中生讲的语言都比你更流利，更能知道你的老板喜欢什么，比如说谈体育，你必须迎合他的兴趣，后来你发现有一些因为与老板的关系好，他就会更省力一些。中国人一般在哪儿做事，他们有些人就靠吹，周末与老板航海，烧烤等。那么下次提级就会容易得多，中国人相对欠缺一些。说到回去，我周围的朋友有两类人回,
一类人911后没工作，还不如回去，就回去，还有一些人，国内相对机会好也回去了，有些人过了一两年就又回来的，他们觉得两边都不是那么回事。有些人在这边有了学位，有工作经验，总觉得是个什么，但国内不这么看你，给你的那些态度可能受不了，除非你在美国本身就不好，还有一些人回去后想比美国还要好一些，但事情并不是想的那样，就容易出现挫折感。美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努力我未来的生活是可以预测的，国内我就不知道。国内中资银行的老板有许多要么下台要么坐牢，基金的老板也如此，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即使有一些后台，也不是那么确定，当然不怕这种不确定性也可以。如果想相对平稳的生活也就在留这里。

黄凯：我很简单。我出来的时候，当时我的想法是学完学位一定要回去，我是通过教育部出来的，教育部说你出去读一个博士学位，学好后回来，当时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我还与我的外祖母讲我学完后一定回来。来了之后开始学，当时觉得很多东西很新鲜，生活水平也比那个时候的国内好得多，那个时候在学校热水也没有，那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生活水平很艰苦，尤其我从哈尔滨来就比国内更艰苦。到这边后第一步是要把太太接出来，这边看到这么多好的东西总要和太太一起分享，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是把孩子接出来。等快毕业时意识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与他们赚的钱很有关系，普通的工程师在这边与国内相比可能是多少倍，我当学生时帮学校管理计算机一年我就可以赚一万多美元，所以，我想还是在这边多看看再说。我是搞工程的，这边的实验室条件等都要比国内好得多，生产的产品水平也不一样，想再学一学，看一看。找到工作后，基本上就随其自然了。我一直对国内很感兴趣，但一直没有发现什么样的好的机会，时间越长，就越跟不上国内的感觉，越来越脱节。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李凯：我的经历很简单，在美国学了两年后，又在商学院读了个博士，一共用了六年半的时间，纽约大学商学院就在城里，坐地铁做面试很方便，就留下来了。至于说到没有回去，好像很自然，念完书后就找工作，就干，一干就这样好多年就过去了，并没有多想。经过一个有意思的衡量，是这两年开始，回去的事情才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回国几次看了看，其实觉得很无奈。表面上看机会很多，其实是不一样的，国内也有机会，在这儿呆久了人气也不行，也不认识什么人，再一个国内人的素质的问题，国内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很厉害，人家可能说不出什么道理，但很会做，这么多年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所以与我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头一两年回去不要想做什么事情，你什么也做不了。你不懂当地的市场，也不了解当地的人，也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说要到美国来的话，这个决定对以后会影响很大。站在这儿往回内看的确看不清楚。

陈星明：这里有的东西国内没有，国内有的东西，美国没有，这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很多事情不是钱的事情，我们学的东西在国内没有，这就没办法，想干，也轮不到你，当时机成熟了，年纪也大了，我一直对国内很有兴趣，很想回去。

李匆：对于个人出国的原因，一是为了丰富人生经历，二是增加职业发展机会。因为我们这代中国人，注定会在有生之年有和外国人面对面的机会，不管是竞争还是合作。能有机会到发达国家实地学习、生活一段时间，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而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步伐也越来越快，资本市场国际联动的趋势越来越强，走出去多一些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多一些对其他市场的了解，对个人的职业发展也不无益处。

　　美国没看过，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肯定要受到美国文化或其它方面的冲击，这就影响到了你的利益，因为海归越来越多，总归要正面对撞一次，所以你还不如出来看一看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来美国的原因。其实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是学不会的，你的母语可以妙语连姝，但英语你说得人家听懂了就不错了，所以，我对语言这个问题不再抱希望，当然这个与年龄有关。语言是与文化相关的，不仅是个符号。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面临的。我上一年学后发现自己想了解的东西还未开始呢，发现有那么多的东西要了解。所以总是想多了解一些。不过，我认为，将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发展很快，你们学的东西能用得上，我相信会像香港一样。

陈毅松：其实从我来说我是想回去，但是还没回去，我出来的时候，就是想来拿一个博士学位，我从航天部出来，我们所是做卫星姿态和轨道控制，我是502所，我来是到辛辛那提，美国登月的阿波罗曾在那里当过教授，在那呆两年后，开始做论文，那个系在美国排前十名，学校一般。后来我想换个好学校就转学转到宾西法尼亚大学，这也是美国的长春藤学校之一，我去的那个系正好是江主席的导师顾玉秀所在的那个系，我的导师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我是他的最后一个学生，后来他就退休了。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我刚转学时，贝尔实验室的人来招人，人家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从中国大陆来，然后他就说我帮不上你任何忙。因为当时高技术对共产党国家来的人是有限制的。但我还是没有改专业，后来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了金融行业来了。90年夏天时我作为一个实习生想到外面看一看，我看到有一个公司招人，做金融模型，我当时发一个简历过去，他们感兴趣，但说没位子，我想没位子为什么要做广告呢？后来我们聊了一下，那天有七个人在，他们说想给我一个非全职的工作。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是要给一个人办绿卡所以才做广告。这样我就在那个公司做了三年的非全职工作，了解了一些金融的事情，刚来的时候对金融一点也不了解。

　　以前我认为学工的人是为社会创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这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做了三年金融后认识到，金色融对社会有一个很大的润滑作用，我当时觉得中国更缺乏这样的人才。

　　之所以没回国，我们这样的人回去有一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我觉得想回去干一番事业就要回去。我现在跟自己讲，要回去就要抛弃一些东西。我想做的事情是把我们学的东西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谈机会，现在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创造机会，应长期一点看问题，而不是短视。要回去首先要明确自己做什么，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对国家很有用，但是，中国缺了这些东西一样发展。美国有生命力的地方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评判一个人是用业绩，这一点是美国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做得好的一点。但国内现在机会很好，我想两年内我会做一个决定。从我现在来说，是在做回国的准备。

作者：王利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