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的经过
刘廷芳
刘廷芳先生摄于1987年秋
在人生的长河里，每个人总是要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时光流逝，往事纷纭，不少事已成为过眼烟云，记忆不清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那虽然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但至今总是难以忘怀，它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湖南故乡初晤蒋介石伉俪
那是一九三一年初（民国廿年）的春天，蒋介石先生到湖南视察，住在省政府主席何键家里。一天傍晚，蒋先生与何键先生在阳台上观赏夜景，蒋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座灯光闪烁的建筑物说：“那是什么地方？”何先生答道：“是湖南省银行。”蒋先生听了颔首笑问：“你们湖南省以前有银行吗？”何先生答：“没有。”蒋先生一听此言，兴致甚浓地问：“这个银行是谁办的？”
何先生说：“是个留美学生刘廷芳创办的。”
蒋先生转身又指着另一座楼问道：“那是什么地方？”何先生说：“那是湖南省国货陈列馆。”“什么？”蒋先生加重语气地说：“湖南还有个国货陈列馆？是省办的吗？”“是，”何先生点点头，“那也是刘廷芳主持创办的。”“啊！”蒋先生望着那两座建筑物很有些感触。第二天，蒋先生便派了他的副官通知我去见他。没想到我一到何先生家，何先生的脸色都变了。因为蒋先生住在他家里，他时刻都要保证蒋先生的安全，唯恐有疏忽。当我告诉何先生是蒋先生叫我来见他时，何先生就立即陪同我进了内厅。蒋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办这两件事。我告诉他：我是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自美返国后，在鲁涤平任省政府主席时主持湖南省建设计划委员会至今。后来，亲眼目睹日货大量涌入，冲击国内市场，而湖南的财政金融管理又十分混乱，经济凋敝衰败，百姓怨声载道。湖南省银行成立之后，扭转了金融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市场经济得以调整。国货陈列馆陈列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物产，数量达几十万件之多，这对抵制日货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另外，我还准备筹办一个国际贸易处，这样连同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一起共有三个“国”字。有人就说我刘廷芳是“三国主义”但有的人却讥讽我完全是空谈。蒋先生听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他见我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便紧接着问道：“你做了这三件事之后，还有那些打算呢？”我说：“我非常想改变国家矿产濒于衰败的状况，我们国家的矿物资源非常丰富，有色金属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湖南的锑的储藏量占全世界的85％，江西等省的钨砂占全世界的60％，云南的锡占全世界的一半。可是这些资源都未得到充分利用，矿业管理一盘散沙，任洋商操纵，以至矿山停采、炼厂停炉、工人失业、经济破产。我主张矿业国有，但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旧势力太大，无法达到目的。在此之前，孔祥熙、宋子文等先生都曾力图挽救这种局面，但均未成功。”
蒋先生听了我的话连连点头，我的话引起蒋先生极大注意，说：“你去做，我作你的后盾。”
第二天，我邀请蒋先生和夫人宋美龄女士到我家看兰花，因为我家的兰花是浏阳的素心兰，清新而高雅（当时孙中山总理陵园、蒋介石先生家里和宋庆龄先生家里都放有我送的素心兰）。看完兰花后，就邀请他们聚餐。席间，谈到湖南矿业的发展，蒋先生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当时我们曾合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矿业救国获蒋氏器重
约两星期后，我又接到蒋先生从汉口打来的电报，电文大意是：“立即来汉口，面谈一切。”我遵蒋先生之嘱到了汉口，他下令将全国的锑、钨、锡管理起来。（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矿业的统一管理。）蒋先生还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将我介绍给蒋委员长行署秘书长杨永泰，要我亲自交给他。
由于蒋介石先生以及何键先生的竭力支持，在我与钱昌照先生奋力合作下，经过多方努力，于是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开始了在中国的管理。这个机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考虑到保密的原因，对外的名称是“三元巷二号密”。后来改名为参谋本部资源委员会。为了实际工作方便，又改名为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从此，全国的工矿事业机构不断成立。终于首先使湖南的矿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改观，而那些土豪劣绅顽固势力却指责我把湖南的银山（锡矿山）阴谋献给中央，甚至还有人对我进行诽谤恐吓。
面对这一切压力，我毫不气馁，义无反顾，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使矿业收益猛增；当时，建设湘桂铁路的大部分费用就是来自国民政府的矿业收入。
正因为我在湖南办成了几件事，我和蒋先生所谈的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和国际贸易处三项事业全部办成功，有人说我“三国主义”是大话是空谈，但是早已成为事实了。因此，蒋先生认为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这样也就引出了历史上一件有价值又鲜为人知的事。
刘廷芳夫妇摄于1934年
两广军头密谋兵变
一九三六年初（民国二十五年）国家局势很不稳定，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就在这年夏天，广西的李品仙作为两广集团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黄旭初各位先生的总代表，来到湖南与何健先生相晤。一天中午，何键先生请李品仙先生到长沙“蓉园”吃饭。当时何先生只邀我一人作陪。席上只有四人：何键先生、李品仙先生及其秘书和我。李品仙先生一边吃一边高谈阔论，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现在中央（指南京政府）就好比是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它不动我们就在后面推它。”接着，李品仙先生就含糊其辞地向何先生提出了两广军队欲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要求。此刻，何先生未作表示，他迅速地看我一眼，我深知其意，便从容地向李品仙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去南京，与大家朋友了解一下全国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之后再作决定？我敢断定凡是中国人，全国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要抗日的，我们自然也是不例外，第二，你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往边防走，而要往里派？”李品仙先生一听，猝不及防，无以对答。何先生为了缓和空气，便说：“李先生一路辛苦。早点送李先生回招待所休息吧。”于是，何键先生和我将李先生送到招待所。接着，何先生邀我即前往他家，何先生说：“现在情势很紧张，根据各方面密报，两广要出兵北上，直赴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何先生又说：“据我所知，两广军队数万人已渡过湘桂边境黄沙河，来势很猛，拟往岳阳、羊楼洞等地，径趋武汉，李先生此行就是来商谈假道过境问题的。”
当时两广军队有十多万，中央军有陈辞修先生与胡宗南先生等部队驻守于岳阳等地，惟人数不多，寡不敌众。如两广军头游说成功，获何先生首肯，使两广军队得以假道湖南进军武汉，则势将造成分裂之局，情势将完全改观。
次日，我又应何先生邀约，前往商谈。何先生意欲派我前往南京见蒋先生，请蒋先生设法制止两广军队进军武汉发动兵变。何先生告诉我，前几天他已派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前往南京，过了七天，易书竹先生没有一字报告何先生，因为蒋先生不见他。所以何先生对我说：“是否请廷芳兄前往南京，面见蒋先生。”我当即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那时，我完全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我绝对地不忍任何内战再给人民带来痛苦。何键先生与我仔细磋商，反复权衡到深夜。最后他说：“我思来想去，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去最合适。因为，一、你与蒋先生相识，他对你的印象很深；二、蒋先生了解你的为人，并以为你很有作为，你的意见蒋先生容易接受。可以说，你是能面见蒋先生而又能达到预期目的唯一人选。廷芳兄，南京之行，非你莫属啊！蒋先生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的信不就称赞过你吗？”
南京谒蒋氏紧急献议
当下，何先生便派了专车立刻送我到汉口。由于走的匆忙，忘了带钱，便向锑、钨、锡管理机构的高级顾问王宠佑博士拿了一笔钱，包了一架水上直升飞机直飞南京。在飞机上，我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先生。后来翁文灏先生奉蒋先生之命在码头上接我。我与钱昌照先生交往已久，认为他有远见，所以先去看他，并简略地同他作了交谈。然后，我就再回到行政院立即与翁文灏先生一起去军事委员会。当时，蒋先生的客人很多，听说他在隔壁房间里与熊式辉、张群、陈布雷等各位先生商量事情。一分钟不到，蒋先生就从隔壁一个房间来到小书房。我首先向蒋先生报告了湖南当时紧张局势，以及何键先生派我前来南京的目的，也就是请求蒋先生设法遏止两广军变的危机，避免国家在亟需团结抗日的时刻陷于分裂。我还告诉蒋先生：“何先生说他是您蒋先生的弟子，您叫他朝东走，他不会朝西走的，他绝对服从您的领导。”我又说：“现在国家只有您蒋先生一人能领导，也许二十年、三十年后出一位领袖比您蒋先生能干，但现在不可预料。为国家计、为人民计，绝对地不要打内战。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如有不实不尽之处，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头颅担保。”
1931年春，蒋介石伉俪在刘府作客，右起：刘廷芳，何键，刘膺古（何之参谋长），刘建绪（福建省主席）蒋介石伉俪，何夫人，何小姐及其夫婿李觉将军，及朱经农先生。
蒋氏密函化解危机
蒋先生连忙说：“不会，不会，不会。”并且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信，嘱我马上送到汉口面交武汉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及高级顾问何成浚两位先生。这次去汉口，是蒋先生亲自吩咐侍从黎秘书，派“美龄号”专机送我去的。（当时，俞国华秘书也在蒋先生的侍从室做事。）我始终不知蒋先生的密函里写些什么，但是当我将信交给杨永泰先生，从汉口返回长沙时，已发现两广军队在撤兵了。曾几何时，两广军队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向湖北进军，而此时却懊丧地向西撤退了。两广军队没想到中央部队来得如此之快，他们惊呼：“神兵来了。”蒋先生之所以果断出兵，正是听了我的报告才作出的决策。
我的报告究竟有何玄机？原来蒋先生对何先生一直不放心，怕他在关键时刻倒向两广军头。我此行主要成果就是说服了蒋先生：何先生是忠于他的。因此他才放心采取行动，把一场内战危机消弭于无形。
刘廷芳先生与王震副主席在美国合影
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
事后，我专程到汉口与何键先生专门研讨两广事变之往事，我同何键先生根据史迹的引证，认为这是历史上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足以影响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局势。因为如果让两广军队的分裂阴谋得逞，那么他们就会在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从而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那么整个国家必定遭到一次大分裂，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蒋介石先生面临分裂局面，也一定不会从容地去西安，因此历史上也就不可能出现西安事变；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全民团结抗日的历史势必重写。
就日本而言，他们面对内战不断、四分五裂的中国，便会坐收渔利，其全面侵华的时间表可能比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更早，地点也可能不止于芦沟桥，而其侵略势力也将更为嚣张。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力量将会大大加强，与法西斯相对的同盟国力量亦将相对削弱。
王震副主席致刘廷芳先生之亲笔信
总之，如果两广军队得逞，不但中国将陷入内忧外患的深渊，而且同盟国的人民也很可能因为中国无力抗日，而受到法西斯势力的更大威胁，使世界局势更加恶化。史家总是津津乐道某一事件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诸如西安事变和珍珠港事变，都被赋予高度的历史意义。我想，一九三六年的两广事变，又何尝不可以作如是观呢？只不过，我本人参与解决两广兵变危机的经纬，迄今一直没有被史家发掘罢了！
后 记
以上我把中国近代史上这段未曾公开的内幕，如实地写出来，公诸于世。这段秘辛，史书没有记载，民国人物的传记文学没有提到，国共两党的党史文献大概也没有记录。当时知道这段内情的，只有蒋介石先生、何键先生、杨永泰先生、何成浚先生、翁文灏先生、陈布雷先生和我本人。现在这几位先生均已作古，而我已高龄八十六，人生苦短，如果我再不执笔，这段影响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进程的秘辛，势将永远湮没于历史的浩渺烟海里。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对于两广事变，也没有更多材料可以补充。我只不过是以一位过来人的身份，以白头老翁说民国旧事的心情，为历史留见证而已。
摘自《济南文史网》（《济南文史》1997年第 2 期[总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