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龄号”专机上的密使——记刘廷芳在化解“两广事变”中的重要作用
顾丰年
旅居美国的老同学刘美钧回国探亲，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她是我们班上的“大姐”，对我就像真正的大姐那样亲切。如今，虽然年逾花甲，但依然风姿绰约，和蔼可亲。当我问她为什么要定居美国时，她说，很简单，只是为了和老父亲团聚。接着，她把大学同窗四年间从未提及的家庭情况。像潮水似地从胸中倾泻出来。原来，她有一位甘愿为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宁而献出一切的好父亲。1936年初夏，她的父亲刘廷芳先生一手掂着自己的胸袋，一手拿着蒋介石的密函，往返奔波于长沙、武汉与南京之间，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一场刚露端倪的兵变。当他完成使命后，却又悄悄地侨居异国他乡，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未带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春风把他朝思暮想的女儿送到了身边，使他知道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他欣然回国探亲访友，为家乡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为弘扬民族文化铺路架桥。如今，刘廷芳先生已达94岁高龄，但仍然频频翘首东望，注视着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那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不减当年……现在，我要披露的是民国年间两广“六一事变”中鲜为人知的一段内幕史实，刘廷芳先生就是这个内幕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美龄号”专机上的密使
1936年夏天，扬子江水焦躁地撞击着两岸的护堤，激起千重飞浪，万簇银花，碧空中镶嵌着一团团棉絮似的白云，显得沉重而又疲倦，微弱的气流难以把它们推动。南京机场，一架银色的美制C—46型飞机盘旋而上，沿着扬子江上空急速地向西南方向飞行，时而钻进云团，时而疾驶于蓝天。这架飞机就是蒋介石夫妇的专机，名为“美龄号”。机舱里坐的既非蒋介石，也不是宋美龄，而是一位军界、政界均不熟悉的年轻的实业家刘廷芳。他怀揣蒋介石的“密旨”，乘坐“美龄号”专机，从南京飞往武汉，要会见蒋介石设在武汉的“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阻止两广大军的“第二次北伐”，平息一场即将燃起的内战。
刘廷芳诞生于1900年，与20世纪同龄，湘江水哺育了他，赋予他一种柔中带刚、机智勇敢的秉性。“五四”运动以后，19岁的刘廷芳一直在思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热爱祖国，但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摆脱帝国主义的蹂躏而富强起来。后来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并怀着这种信念，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自然科学。1926年大学毕业后，他谢绝了国外友人的聘用，毅然回国施展他那“实业救国”的雄才大略。回到家乡湖南后，立即受到省政府的重视，请他主持湖南省建设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这时，他看到大量日货充斥国内市场，同样也充斥了长沙市场，心中充满了忧虑。湖南省如同全国各地一样，物质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经济衰败，财政金融秩序混乱。他想，要抵制日货，首先必须在市场上注入大量的国货；要繁荣国货市场，必须有良好的金融秩序。于是，他着手创办了湖南省银行，扭转了金融管理的混乱局面，调整了市场经济。接着他又从全国各地征集了数十万件物品，创办了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对抵制日货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1年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到湖南视察，住在省政府主席何键家里。有一天晚饭后，何键请蒋介石夫妇到阳台上观赏夜景，附近两座灯光璀璨的大楼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指着一座楼问何键：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湖南省银行，是一位留学生刘廷芳先生创办的。在此之前，我们湖南省没有银行，金融管理很混乱。现在好了。”
“哦！”蒋介石表示赞赏，又指着另一座楼问：“那一座楼是派什么用场的？”
“那是湖南省国货陈列馆，也是这位刘廷芳先生创办的。此人年轻有为，是个人才。”何键十分高兴地向蒋介石夸耀自己的部下。
“嗯，这两件事办得不错！”蒋介石说。
就这样，刘廷芳这三个字便深深地嵌进了蒋介石的脑际。第二天，蒋介石派他的副官去召刘廷芳。
当刘廷芳急匆匆地走进何府时，何键大惊失色。蒋介石住在他家是绝对保密的，外边没人知晓，蒋介石夫妇如有什么闪失，何键吃罪不起。刘廷芳虽然不算外人，平时也经常出入何府，但这次不请自来，而且蓦然闯入，何键着实吓了一跳。刘廷芳见何键面带惊色，欲言又止，便知道蒋介石没有把召见自己的事告诉他，于是立即解释道：
“是蒋委员长派副官叫我来的，我感到很突然，怕有什么急事，就匆匆赶来了。”
何键恍然大悟，原来是昨天对刘廷芳的夸耀产生了效果，立即喜形于色，欣然带他到后厅去见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夫妇已用过早餐，正在后厅中聊天。他们似乎在谈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绪都很好。当何键带着刘廷芳给他们作介绍时，蒋介石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见他相貌堂堂，气宇轩昂，眉宇间有一股英气，眼睛里透出机敏，便对他产生了好的印象。刘廷芳刚刚进入“而立”之后，人生阅历虽不丰富，但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因此在蒋介石这个“大人物”面前，神态自如，不卑不亢。蒋介石问了刘廷芳创办湖南省银行和湖南省国货陈列馆的动机和效果之后，又问他今后打算再办点什么大事，刘廷芳胸有成竹，把他多次思考的计划说了出来：
“我对矿业问题思谋已久。中国的矿业资源非常丰富，有色金属在世界上占重要位置，仅湖南省锑的储藏量就占世界的85％，有‘世界锑都’之称，此外，江西的钨和云南的锡，储藏量也十分可观。但是，这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矿业管理如同一盘散沙，洋商乘机操纵垄断，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乘火打劫。闹得有些矿山停采，工厂停炉，工人失业，使国家的经济受到很大损失。我想，矿业应收为国有，当然，这事做起来不容易，洋人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沆瀣一气，难以对付。”
蒋介石听了他的一番言谈后，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因为前一阵子，孔祥熙和宋子文也曾有过将矿产收为国有的打算，但都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不得不知难而退了。如今，这个留洋归来不到五年的刘廷芳虽然气度非凡，才华横溢，但是，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两个沉浮宦海、商界多年的人物未能办成的事，这个年轻的后生能办成吗？
刘廷芳见蒋介石沉默不语，知道他需要思考，随即把话题一转说：
“我家有一种名贵的兰花，是湖南浏阳的特产，名叫素心兰。我想请蒋先生和夫人屈驾到舍下观赏，不知二位是否有此雅兴？”
蒋介石看了身边的宋美龄一眼，宋美龄微笑着点了一下头，蒋介石随即说：
“也好！关于矿业管理问题，你再好好想想，明天赏花时再详谈你的矿业管理蓝图吧！”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和宋美龄果然按时到达刘府。他们一进门，迎面而来的是一阵清幽的香味，刘廷芳适时地随着花香而出现。蒋介石夫妇进入客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设在客厅正中央的一圈素心兰，古铜色的宜兴花盆典雅而精致，冰清玉洁的素心兰被细长的绿叶簇拥着，显得孤傲、淡泊。客厅的四角，放着翠绿的文竹和紫红色的玫瑰，使厅堂中充满了融融的春色，令人心旷神怡。与何键的寓所相比，那边是金碧辉煌、豪华富丽；这里是素淡高贵、幽静典雅，别有一番风味。宋美龄对这个环境颇为欣赏，不断地观看着那几盆素心兰。刘廷芳对她说：
“夫人如果喜欢这种花，就带几盆回去吧，我后院还有很多呢！”
那就谢谢了！”宋美龄高兴地说。
赏完花，刘廷芳请他们用午餐。席间，蒋介石的情绪还是很好，叫刘廷芳再谈谈他对改善矿业管理的想法。刘廷芳谈了自己的设想后，凝视着蒋介石说：
“要实现这个规划，必须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可以，将来我做你的后盾。”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说，看样子，他已下了决心。
两个星期以后，蒋介石给刘廷芳发来了电报，叫他速去汉口，在那里面谈一切。
刘廷芳立即赶到汉口，见了蒋介石，知道他已下令把全国的锑、钨、锡矿统管起来了。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刘廷芳，叫他去找武汉“委员长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商量建立全国矿业管理机构的具体事宜……
不久之后，一个全国性的矿业管理机构成立了，从此，中国的矿业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理，而刘廷芳的品德行为和办事能力在蒋介石的头脑中再也抹不掉了。
由于刘廷芳与蒋介石有这样一段交往，因此五年之后，在“两广事变”的复杂形势面前，刘廷芳受命于国家危难之时，凭着他的大智大勇，从容地登上了蒋介石为他安排的“美龄号”专机，冒着生命危险，去扑灭一场即将燃起的战火。
这场战争危机，由来已久。
“两广事变”
古老文明的中国，像一艘航行在历史长河中的巨轮，在驶过了一段光辉灿烂的里程后，已经疲惫不堪，把握不住航向，只得随波逐流，任意飘泊，不知道要驶向何方。这艘巨轮行驶到20世纪30年代中业时，它的躯体已是干疮百孔，周周更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重重叠叠，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
1935年12月9日，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面对这场运动，蒋介石视而不见，还是忙着搞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时他有两个心腹之患，先是陕北的共产党，其次便是号称“南天王”的广东军头目陈济棠和广西的桂军头目李宗仁、白崇禧。一个是“党外之党”，一个是“党内之派”，都是实力雄厚，与蒋介石势均力敌。因此，他哪有什么心思去考虑抗日呢！
为了对付共产党，蒋介石于1935年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陕甘一带，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相配合，准备向陕北的红军发动攻势。
对于陈济棠和李宗仁这两个‘杂牌军’的头目，蒋介石也没有掉以轻心，始终把他们看做萧墙内的劲敌，处心积虑地想消灭他们。除了加强戒备外，蒋介石还经常派密使出入于两广军的将领之间，想从内部把他们分化瓦解。
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心意和动向并非一无所知，因此也有危机感，并不断地考虑对策。他们拥有数十万大军，几十架飞机，称得上兵多将广，饷械充足，其实力不下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1936年5月下旬，陈济棠和李宗仁策划于密室。陈济棠忧心忡忡地说：
“我们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呢，还是主动出击、争取主动呢？”
“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不过，要出击，总得师出有名啊！”李宗仁说。
“那当然，现在共产党不是提出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口号吗？学生运动也是一个调子，我们何不效法一下呢！”
“好！”李宗仁灵机一动，频频点头。“太好了！当今之中国，外有强寇入侵，内有红军与南京政府相对峙，中国还有工人、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局面，想必蒋某人难以支撑，我们何不凑个热闹，也来一个‘北上抗日’，乘机进军武汉。”
“对！”陈济棠喜形于色。“我们到武汉搞他娘的一个临时政府，与南京政府遥遥相对，给蒋某人一点颜色看看。他如果再不老实，就捣毁他的金陵老巢！”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李宗仁过低地估计了蒋介石。“当年北伐战争期间，盘据金陵的孙传芳，不就是被在两广起家的革命军打垮的吗？我们今天的实力不亚于当年的北伐军，那就来一个‘第二次北伐’吧！”
“总纲”定下来后，陈济棠还不太放心。他这人思想迷信，喜欢求神问卦，如今面临着这样一件大事，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安宁。于是，他请来了社会上十分有名的术士翁半玄，请他扶乩问个凶吉。翁半玄不敢怠慢，带了徒弟匆匆赶来。陈济棠不能把事情全盘托出，只得含糊其辞说：
“当前，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我想率先走出两广，北上抗日，不知凶吉如何，请先生为我扶乩，求神灵明谕。”
翁半玄不再问话，当即与徒弟扶起了一个木制“丁”字架，在沙盘上作起法来，只见木架颤抖，木架的下端在沙盘上不断地舞动，不一会，木架颤抖停止，沙盘上现出了“机不可失”的字样。翁半玄向陈济棠拱手说：
“神已降乩，其中自有深奥的玄机，在下不便多嘴，请陈公自己思悟就是。”
陈济棠心中暗暗高兴，他想这真是神灵保佑，夭赐良机，今日之天下，实在是自己扩张势力范围的大好时机，真是机不可失啊！这四个字与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完全吻合。
陈济棠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一拍即合，互相看了一眼，不禁哈哈大笑，异口同声地说：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注1）
经过再次密议，他们决定于6月1日开始行动，并拟定了一个《“六一”宣言》，主要内容是：当前日寇侵华，大敌当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两广将士更是义愤填膺，决心以堂堂七尺血肉之躯，抗击入侵之强敌……这个宣言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紧接着就要见诸行动了。无论是粤军或桂军，要挺进武汉，必须假道湖南。他们对此颇有信心，因为何键的命运和他们一样，同是“杂牌”军，同样得不到“中央”的信任，所以他们料定何键不会从中阻挠。就这样，桂军调兵遣将，于6月5日渡过桂湘交界的黄沙河，进驻零陵（古永州）地区。粤军更是长驱直入，于6月10日已经逼近湖南的衡阳了，真有点“第二次北伐”的气势。
湖南省主席何键收到《“六一”宣言》后，开始时觉得这事与己关系不大，蒋介石必然会去收拾他们的。没过几天，听说两广军已经入境，不禁大惊失色。他想，两广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招牌，肆无忌惮地开进湖南，真叫人左右为难，挡也不是，放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当何键惊魂未定时，两广军已派出特使，到长沙何键家里当“说客”，要何键摆开“一字长蛇阵”，让两广军顺利通过。
来自两广的密使
长沙的初夏，气温已经相当高了。何键心烦意乱，更觉闷热不堪，自从两广的军队进入湖南以后，这位省主席坐卧不安，不思茶饭。他手下虽然也有十万大军和充足的军械粮饷，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个“杂牌”军将领的处境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一样，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如今，“中央”和两广的矛盾激化，使湖南的处境有了微妙的变化；湖南地居南京和两广军事集团的缓冲地带，他那十万湘军的归依，举足轻重。如果他依附两广，则陈、李可以长驱直下武汉，进而攻打南京；不过，如果“中央”出兵讨伐两广，湖南首当其冲，两广片甲未损，可能何键就溃不成军了。如果他依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阻止两广军队入境，那么两广军北上的第一个战役，打的就是湘军了。何键明白，他既是一个双方都要争取的关键人物，又是一个处于两头夹攻的牺牲品。因此，在两广和南京之间，他必须作出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但是选择哪一边呢？早在“两广事变”发生之前，何键就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时他倾向于蒋介石，想把十万湘军一交了之。他问计于刘廷芳，但刘廷芳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回答说，自己太年轻，不谙军政界的利害关系，因而不能乱出主意。这件事也就暂且搁下了。如今两广军已兵临城下，何去何从，急需作出选择。他把各方面的力量权衡再三，砝码仍然倾向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两广事变”似乎毫无反应，对湖南也不下任何指示，似乎在坐观其变。何键急了，派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到南京谒见蒋介石，想当面向他讨指示。易书竹在南京等了好几天，蒋介石只是推说没有空，不愿接见他。何键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
正当何键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时，一个黑色的人影来到何府门前。他穿一身黑色的西装，头戴一顶黑礼帽，帽沿几乎遮住了半个脸。在沉静的夜幕中，他环顾四周，确定无人跟踪时，才轻轻地叩响了何府的大门。他就是两广的密使、桂军总参谋长李品仙，与何键有着深厚的交情。
何键见了李品仙，立即知道了对方的来意，便不冷不热地说：
“品仙老弟，你早不来，晚不来，两广大军压境，你的大驾才光临，不觉得来晚了一步吗？不够意思！不够意思！”
“知道芸樵（何键的字）兄会见怪，事到如今，尽管事出有因，我也不作任何解释了。好在你我情同手足，请芸樵兄包涵吧！”
李品仙把《“六一”宣言》的情况向何键作了一番介绍后说：
“此举能否成功，就看芸樵兄是否准予假道湖南了。其实，湘、桂、粤三省的命运休戚相关，应该同舟共济才是。”
“如今两广军队已进入湖南，假道之事已成事实，容不得我何某推托，品仙老弟只管放心就是！”
何键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为的是稳住李品仙，以免得罪两广。
第二天中午，何键在长沙最好的饭店“蓉园”请李品仙吃饭。由于李品仙是秘密前来的，不便公开露面，因此，陪客只邀了刘廷芳一人。席间，大家客套了一番，吃喝了一阵后，李品仙又把“北上抗日”的话向刘廷芳叙述了一遍，接着又说： “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抗日，可是中央就好像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既然这辆车开不动，我们只好在后面推它了。”
何键沉默不语，只是向刘廷芳看了一眼。刘廷芳当然知道何键的政治态度，也知道他的难处。过去，刘廷芳不介入政治，但如今，形势突变，两广的大军压境，眼看着国家将要分裂，民族将要遭殃，在这关键时刻，他的热血涌上心头，想告诫李品仙不要搞分裂，但又觉得不能让何键下不了台，因此他随即又控制住激动的心情，从容不迫地向李品仙说：
“如果两广方面真要北上抗日，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到南京，向有关方面打听一下全国的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然后再作具体部署。我敢肯定，凡是中国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要抗日的，何先生当然不会例外。再者，你们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走边防，而硬要往里面进呢？”
李品仙不防刘廷芳这位实业家会说出这样几句话来，一时语塞，无言以对。细想昨天何键的话，并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只不过是“随行就市”之言罢了。眼下这个年轻气盛的刘廷芳一言道破天机，透出了何芸樵所不敢说出的话。看起来。此地不可久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过，对刘廷芳这位实业家，倒要留点意……何键见李品仙脸色不好，就打个圆场说：
“品仙累了，回招待所休息吧！”
于是，何键与刘廷芳一起把李品仙送到省政府招待所。告辞了李品仙，何键邀请刘廷芳到他家里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何键十分焦虑地说：
“现在形势很紧张，两广军队数万人已进入湖南，想往岳阳，羊楼洞进发，径走武汉。他们北上抗日是假，搞军事政变是真，一旦到了武汉，就要成立临时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如今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再也经不起内战。”刘廷芳的心情也很沉重。
“是啊！所以我请你来商量，想劳你的驾，请你往南京走一趟，面见蒋委员长。请他设法制止两广军前进。”
“我行吗？”刘廷芳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我思前想后，此事非君莫属。不怕你见笑，我已派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去了南京，但蒋委员长不接见他。我想其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不想把南京和湖南的官方接触公开化；二是委员长对我何某人不放心，对易书竹更不摸底，所以他不肯接见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湖南，尤其是我何某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要是他也不见我，那怎么办？”刘廷芳办事稳妥，凡事都要思前想后，左右推敲。
“我想不会。”何键十分有把握地说。“蒋委员长自1931年与你相识以来，对你的为人和办事能力十分赞赏，对你创办的湖南省银行、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印象很深。后来在他的直接支持下，你又创办了全国性的矿业管理机构，把全国的矿产首次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这件事他始终铭记在心，对你非常信任。如果你去见他，绝不会被拒之门外。再者，你不是政界、军界人士，往返于湘宁不会引人注目。我对南京的态度你最清楚，只管替我向他陈述就是。他既然相信你的为人，当然也相信你说的话。此事我思谋再三，觉得很有把握。”
听了这席话，刘廷芳觉得踏实多了。他理了下自己的思路，又深深地看了何键一眼，见他态度诚恳，意志坚定，不可能对自己耍手腕。但从何键的总体精神来看，他的眉宇之间少不了仍滞留这一种军阀、政客所共有那种“油气”。刘廷芳心中暗暗升起了一丝忧虑，他想：我替他向蒋先生表态之后，万一他突然改变主意，或者迫于陈济棠、李宗仁的威协而变卦，我不就成了他们政治交易的牺牲品了吗？
“起来，不原做奴隶的人们！……”
突然，一支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冲破这难堪的寂静，在大厅里响了起来。原来，何键见刘廷芳沉思不语，便打开了留声机。不知道他是为了打破这无言的僵局呢，还是为了激发刘廷芳的爱国热情？他深知刘廷芳十分爱国，主张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果然，一曲《义勇军进行曲》把刘廷芳这个热血男儿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铿锵有声地说：
“何先生请放心！为了国家统一，团结抗日，此行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这事宜早不宜迟，现在我就告辞了，回家准备一下就起程。”
“那我就感激不尽了！”何键想了一下又说。“你虽然不是军、政界人士，行动不太引人注目，但是一路上还得多加小心，以防万一。这样吧，从长沙到汉口这一段路，我派专车送你，到了汉口，你再见机行事吧！”
刘廷芳办事干脆利索，说干就干，尤其是这项关系到平息“两广事变”的大事，更是刻不容缓，因此他当即就乘上何键指派的专车，回家取了点随身用品，向夫人告别后就上路了。
途中，刘廷芳思考着行走的路线，决定在岳阳住一夜，第二天尽早赶到汉口，再乘水上直升飞机到南京，这样速度较快，也很安全。刘廷芳不涉足军、政界，本来不为军、政界的人士所知，但李品仙这次在蓉园和他相识后，知道他是何键身旁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就派人对他加以监视，从长沙一路跟踪到汉口。可惜刘廷芳一无所知，他对这种事缺乏经验，当然也不存戒心。
汽车把刘廷芳送到汉口的水上飞机场后，刘廷芳摸了一下口袋，准备取钱包一架水上直升飞机，这才发现在匆忙中竞没有带旅费，随身只有寥寥无几的零用钱。这可怎么办？一钱难倒英雄汉，刘廷芳可有点着急了。
“刘先生，要不要我帮你买票？”司机见刘廷芳迟迟不下车，小心翼翼地问。
“不用！我走得太急，忘了带旅费。”
“要不要到湖南省政府去借？”
“不能去惊动他们。”刘廷芳突然想起汉口的锑钨锡管理局的王宠佑博士，此人不问政治，与自己交情很深，便对司机说：“先到锑钨锡管理局吧！”
专车掉转头驶出机场。跟踪者以为刘廷芳发现有人跟踪，想甩掉他们，于是又小心翼翼地跟了出来。只是与刘廷芳保持了一段距离。
刘廷芳见了王宠佑后，告诉他旅途的窘迫，要向他借一笔钱。王宠佑也不多问，立即命人到银行取款。跟踪者在门口左等右等，再也不见刘廷芳的车出来，估计他是来办矿产业务的，于是就回去向李品仙交了差。刘廷芳在不知不觉中甩掉了“尾巴”，连虚惊一场的滋味也没有尝到，真是个福星啊！
王宠佑和刘廷芳谈起了矿业上的事。银行的款取回来后，刘廷芳就告辞了王宠佑，立即赶回水上飞机场，包了一架水上直升飞机，这才登上了蓝天。
机舱里虽然只有刘廷芳一人，但直升飞机的噪音很大，他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反复地思考：蒋先生真会像何键所说的那样，迅速地接见我吗？我的突然出现，他会感到意外吗？考虑的结果，他在飞机上直接给蒋介石打了个电报，让蒋介石有个思想准备。
化干戈为玉帛
“报告委员长：湖南那个易书竹再次要求谒见！”侍卫又一次向蒋介石报告。“他说真有要紧事情向委员长报告，如果委员长再不接见，他难以回去复命。”
“他难以复命关我什么事！还是那句话，我没有空！”
蒋介石满脸怒气，头上不住地冒汗。室内虽有降温设备，但是消除不了他心里的焦躁。
“大令，生什么气啊！”宋美龄闻声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个何键真混蛋，公然派了一个省政府秘书长来南京见我。那个易书竹是什么人？他的话可靠吗？可信吗？现在他们当然会说点好听话，可是谁知道他何键是不是两面派呢？”蒋介石的怒气仍然不消。
“你不见他就是了，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宋美龄和颜悦色地说。这时，又一个侍卫拿了一份电报进来：
“报告，委员长的电报！”
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怒气顿消：
“好，刘廷芳马上就要到南京了！看起来，何键还不算太笨，终于清醒过来了！”
蒋介石叫来了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向他作了一番交待。翁文灏心领神会，急匆匆地叫一辆汽车走了。南京上空，一架水上直升飞机盘旋了几圈后，安全地降落在水上飞机场，刘廷芳从容地上了码头，环视四周，发现有一个人正朝他走过来：“廷芳兄，一路辛苦了！”刘廷芳一眼就认出了翁文灏，他知道，这种迎接的规格意味着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心中的一块石头到这时才算落了地。
翁文灏带着刘廷芳走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时，蒋介石正与熊式辉、张群、陈布雷等人在他的小会客厅商议如何对付“两广事变”的问题，听说刘廷芳已到，就命人通知刘廷芳在隔壁书房里稍候，然后对熊式辉等人说：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我先去会一会湖南方面的客人，看看何键心里到底打什么鬼主意，有什么情况，我及时通知你们。”
刘廷芳和翁文灏到蒋介石的小书房里刚坐下，蒋介石就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可见他是多么急于知道湖南方面的态度。两人互相问好之后，蒋介石单刀直入地说：
“你我不是外人，有什么事，刘先生请直说吧！”刘廷芳把湖南的局势叙述一遍，然后就转述了何键请蒋介石立即行动，遏止“两广事变”的要求。他为何键打保票说：
“何先生说他是您蒋先生的弟子，您叫他朝东走，他绝不朝西，您对他可以完全放心！您有什么打算，只管对他下命令就是。现在局势紧张，为国家计，为人民计，绝对不要打内战！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实情，可以用我的头颅作担保。如果需要，我就蹲在金陵不走，将来发现我的话有不实之处，只管拿我是问！”“不会！不会！我绝对不会不相信刘先生说的话！相反，我要请刘先生马上帮我办一件最重要的事。”
蒋介石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翁文灏，似乎要吩咐什么，但转瞬间又改变了主意，拿起写字台上的纸笔，匆匆写了一封信，然后封住了口，交给刘廷芳说：“有劳刘先生再亲自往汉口跑一趟，把这封信直接交给‘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先生。你们是老朋友了，互相了解，办事方便。”
说完这话，蒋介石又叫来了黎秘书：
“通知‘美龄号’专机作好准备，马上送刘先生到汉口去。”
刘廷芳接过信后，虽然不知道信中写的具体言辞，但知道其主要内容肯定是有关平息“两广事变”的紧急部署，顿时感到这封小小的书信就像一副千斤重担那样压到了自己的肩上。他倦意全消，精神陡增，辞别了蒋介石后，又跟着黎秘书匆匆赶到机场，黎秘书把他送上了“美龄号”的专机。
“美龄号”安稳地升上了碧空，烟波浩淼的扬子江随着飞机的升高而变窄、变细、变长，最后变得像一条不尽的银色缎带，飘向广袤无垠的远方。两岸山峦起伏，绵延万里，苍翠的森林和绿色的田野为这壮丽的山河增添了风采。刘廷芳痴迷地鸟瞰着这锦绣河山，不由得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二次拿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去见杨永泰了。五年前，为了创办全国性的矿业管理机构，他拿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去见杨永泰。事情办得很顺利，他也乐于此道。可是，五年之后，他同样拿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同样去会见杨永泰，而事情却完全不同了！这次，他卷入了一场政治、军事斗争的漩涡，当了何键与蒋介石的密使，往返奔波于长沙、汉口和南京之间。这虽然离开了他“实业救国”的宗旨，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国家分裂，山河破碎，又如何办实业呢？因此，他无畏无悔地当了这个密使，但愿此行能化干戈为玉帛！
刘廷芳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汉口，又来到了“委员长行营”。门卫通报后，杨永泰立即迎了出来：
“久违了，廷芳兄，快请进！”
杨永泰把刘廷芳迎到自己的办公室，刘廷芳立即递上了蒋介石的密函。杨永泰拆信一看，连声说：
“太好了！太好了！廷芳兄来得太及时了！这几天我坐卧不安，昼夜等待委员长的命令，想不到廷芳兄当了这个信使，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看起来，何芸樵还是会用人的。”
刘廷芳客套了几句，站起来告辞说：
“情况紧急，永泰兄还要处理公务，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要交待，我就告辞了。”
“确实如此，廷芳兄是知情人，我就不留你了，请多包涵！事成之后，再向廷芳兄道劳吧！”
刘廷芳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好像一副重担从自己身上卸了下来，他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委员长行营”。迎面扑来的是湿热的江风，使他感到凉爽舒心。
蒋介石听了刘廷芳的话，解除了对湖南的戒备后，就把全部精力投入抵制“两广事变”的行动。一方面，他加紧了分化瓦解两广将领的工作，分别贿以重金，晓以利害；另一方面，杨永泰迅速调兵湖南，阻止两广军前进。这两种做法互为因果，行之有效。两广士兵见“中央军”神速地进发湖南，士气立即下降，将领们见蒋介石早有准备，自己的士气低落，知道难以取胜，分别接受了蒋介石的“招安”，与陈济棠、李宗仁挥手告别了。
7月4日，广东的天空赤日炎炎，而陈济棠却一阵阵地出着冷汗。原来，他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40多名空军驾驶员，驾着几十架飞机投奔南京去了。紧接着，他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突然在阵前起义，并通电宣告陈济棠的“北上抗日”完全是欺人之谈，因此他决定归依“中央”。另一名主将李汉魂效法三国时关云长挂印封金的做法，单骑千里走他乡去了。
陈济棠出了一身冷汗之后，突然又怒火冲天，派人叫来翁半玄，拍案大骂：
“你他妈的给我扶的什么乩，算的什么卦，害得我损兵折将，一败涂地！”
翁半玄不愧是卫士，眼珠子一转，不冷不热地说：“乩仙曾告知‘机不可失’，当时我曾提醒过您，其中有深奥的玄机，请您思悟。如今看来，这四个字应验在飞机上了，您万不该丢失了那几十架飞机啊！”
说完，他飘飘然地径自出门去了。
这时，陈济棠已到达无人可骂、无计可施的地步了，只得收拾起金银细软，携带夫人，于7月18日悄悄地去了香港。李宗仁不卑不亢地向蒋介石承认了错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济棠的身上。蒋介石表面上似乎不再深究，但不久之后，便把李宗仁调到南京中枢军委会任职，派遣白崇禧“出洋考察”。
至此，“两广事变”兵不血刃地平息了，粤军和桂军全部被瓦解。刘廷芳以他的爱国热情，化干戈为玉帛，谱写完了这一段内幕历史。事成之后，他不从政，不做官，仍然遵循自己“实业救国”的初衷，兢兢业业地工作。
那么，蒋介石又怎么样了呢？当他消除了对“党内之派”的忧虑之后，便竭尽全力对付“党外之党”了。他觉得自己象一辆行驶在崎岖山路上的军车，前有悬崖，后有追兵，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如今，他已击退了追兵，绕过了悬崖，进入一个道宽路平的“安全区”。蒋介石就这样踌躇满志地来到了西安这个“安全区”，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速速“剿共”。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安全区”里，他这辆车却翻了个底朝天……同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迫使这辆被打翻了的军车改变了方向，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掉转方向，把枪口对准了日本帝国主义。追溯到“两广事变”，如果不是刘廷芳从中斡旋，兵不血刃地平息了这场事变，那么，一场内战可能引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到西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战争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注2）。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廷芳以中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日内瓦世界经济动力会议。他的地位似乎在不断地上升，但是世风却在日下，于是，他激流勇退，辞去了国内的一切职务，到海外治疗心脏病。后来，他定居美国，仍然不忘实业，创办了“廷兴公司”。
在美国，他的事业是成功的，心脏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女儿回到身旁后，一切心愿均已了却，只有乡情未了。于是，他不断地回来探望敞开了门户的祖国，喝一杯湘江水，看一出花鼓戏。他曾捐助20万美元，邀请湖南花鼓戏剧团赴美演出，使祖国的文化在大洋彼岸一展风采。他还为开发湘西武陵源风景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如此，他的乡情仍未了，今年5月，这位94岁高龄的海外赤子，再一次从大洋彼岸飞回祖国，他别无所求，只是想再看看祖国的容颜。
注1：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瞾檄》一文中的最后两句。
注2：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词句。
摘自《济南文史网》（《济南文史》1997年第 2 期[总 2 期]）http://www.jnzx.gov.cn:8080/Html/1645200651516500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