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聊天续谈诗歌

楚汉相争的故事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个失败的英雄在四面楚歌中悲壮地唱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个成功的流氓在衣锦还乡时得意地高歌：“大风起兮云飞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垓下歌》和《大风歌》两首雄伟悲壮的诗拉开了秦以后诗歌舞台大幕，这两首诗更接近于《楚辞》风格，气势磅礴，扣人心弦，是不可多得的好诗。

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在先秦时就有了。以“乐府”为这种机构的名称约始于秦代，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就铸有“乐府”二字。汉承秦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汉惠帝时，有“乐府令”的官。到了汉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被大大扩大了，其具体任务包括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歌及制作歌辞等。两汉后来的一些皇帝也非常重视此项工作，以图借此教化人民，文人也模仿乐府诗曲调进行创作口语诗，因此，汉代乐府诗成了诗歌的主调。汉代乐府诗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1）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又叫楚歌，包括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的郊庙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的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雅舞用于郊庙和燕飨，杂舞用于宴会）。（2）军乐，包括在北狄音乐的基础上融合了先秦振旅凯乐而形成的，用短箫铙鼓的鼓吹曲辞；汉武帝时张蹇通西域带回来，经过李延年改编的，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横吹曲辞。（3）民间的歌辞，包括相和歌辞（相和曲）是汉代的流行歌曲,其演唱形式比较简单，仅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清商曲辞，其乐曲是有伴奏的乐器多达七八种的相和三调（平调、清调、瑟调）；以及混用上述两种乐曲的杂曲歌辞：写心志、抒情思、叙宴游、发怨愤、说战争、言行役, 或缘于佛老, 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是汉代乐府歌诗传世最多的作品。

《上邪》是一首感情非常炽热的爱情诗，从其完全口语的杂言形式可判定是西汉时的作品，全文如下：“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口气罗列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入声韵更显急迫，真是山盟海誓。无独有偶，千年之后，唐代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无名氏的《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更是罗列了六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异曲同工，真乃千古爱情诗的绝唱。汉乐府中篇幅最长的是两首五言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篇幅各本文字略有出入，通常认为长达357句，一千七百八十五字，这在古典诗歌中是罕见的，被誉为“长诗之圣”。《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个婚姻悲剧，结构完整、紧凑、细密，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运用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陌上桑》一名《艳歌罗敷行》，以浪漫性的对罗敷美丽的描写开始，一心以为艳遇之将至的使君不仅受到罗敷“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严词拒绝，而且还听到罗敷夫婿在财产、地位、容貌、风度等各方面都胜过自己的讽刺，在使君非常狼狈的诙谐性喜剧中结束。

汉乐府从在杂言逐渐过渡到五言形式，安帝以后东汉走向衰落。到了桓灵时代，宦官外戚争权夺利，根本顾不上“乐府”活动，汉乐府基本终结，代之的是文人的创作。后来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以《古诗十九首》为题，收入“文选”的是其代表作。关于《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历来有“两汉说”和“东汉说”之争，二十世纪的研究越来越认可“东汉说”。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中下层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艺术构思深入浅出，比喻手法富于想象，描写时情景相衬，语言上如话家常，融合成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没有用任何典故，而其本身却成为后来使人经常引述的典故。《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成为中国诗歌的普遍和典型主题。《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并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诗开始逐渐与音乐相分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各种诗歌体裁的孕育发展阶段，曹操（155—220）以其帝王之尊，“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开创了魏晋文学“彬彬之盛”的先河，在曹氏父子周围出现了以“建安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一时间诗境拓展，风骨凛然。曹操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其辞“慷慨悲凉”，他的四言诗《观沧海》、《龟虽寿》等篇是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被称之为“压卷之作”。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山之作，他的两首《燕歌行》是灵活自由的七言诗，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了一个头。曹植（192—232）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诗的专著《诗品》中，钟嵘称其为“建安之杰”,说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曹氏父子之后南朝的文人诗渐次有陶渊明(365—427)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鲍照的边塞诗和齐永明年间沈约（441—513）、谢朓（464—499）等人开创的新体诗（又称“永明体”），从此华丽婉媚的宫体诗齐梁以降风靡一时。陶渊明的诗多取材田园风光、平常生活，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写而出，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至今人们犹能体味其中悠然冲淡的情致。谢灵运（385—433）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他的山水诗，绝大部分是他做永嘉太守以后写的，诗里描绘了永嘉、会稽等地的自然景色，这种自然美给人以清新开朗的感觉，远胜当时流行的崇尚玄学清谈内容空洞的玄言诗。鲍照（约414—466）是南朝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反映了中下层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对门阀制度表现了不满与反抗。他的诗直风格俊逸豪爽、华丽雄壮。他在学习乐府的过程中发展了七言诗的形式，不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并可自由换韵，为七言诗开拓了道路。新体诗是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汉魏古体诗走向严格讲究声律和对偶的近体诗的重要过渡阶段。南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在皇子竟陵王萧子良组织下，一批对声律研究有素的文士周颐、沈约等人辨析四声，集体创造了永明声律学，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来到了隋代陆法言组织当时八个最著名语言学专家统一审定了《切韵》，完成了汉语的中古音韵系统，即使元代出现中原音韵，诗韵和词韵还是使用切韵系统。北朝的文人诗坛，一直比较荒凉。庾信（513—581）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带来了转机。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又说：“清新庾开府”，是说庾信到北朝以后，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变化，诗风也为之一新。庾信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便是表现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身仕异朝的苦闷和怀念故国的感情。

南北朝时期，新声杂曲大量产生。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南朝乐府歌辞大部分收在“清商曲辞”一类中，被称为“胡吹旧曲”（或叫“北歌”）的北朝乐府歌辞数量比南朝的少，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一类中。郭茂倩（1041年—1099年），字德粲，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乐府诗集》是产生在《诗经》、《楚辞》、《文选》、《文苑英华》之后的一部按音乐品种来划分类属的重要的文学总集，全书一百卷，收宋以前乐府诗共5290首。其中有作者的作品3793首，作者576人，无名氏作品1497首。

郭茂倩将南朝民歌分为“吴声歌”（流传在江甫一带的歌谣）、“神弦曲”（ 江南一带民间祭神用的歌曲）、“西曲歌”（ 在江汉流域一带的民歌，又名“荆楚西声”）三部分，共400余首，以写男女恋情的内容为多。吴歌一首《华山畿》就包含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据《古今乐录》记载：南朝宋少帝时（423），南徐（今镇江）一个书生，经过华山（今宝华山）旁边到云阳（今丹阳）去。在旅店遇到一位十八九岁少女，一见钟情却无法交往。回家得了相思病，母亲追问原因，书生告诉母亲缘由。母亲为儿子到华山寻访少女，说明儿子的病因，少女脱下蔽膝（一种丝织很薄的服饰，比围裙窄而长，可遮住膝盖）让母亲回家秘密放在儿子睡觉的席子下面，病就会好。母亲回家照此办理，没几天病情果然好转。有一天书生偶然翻开席子看见蔽膝，抱着左看右看，竟然吞食而死。快断气时对母亲说：‘用牛车载棺材，把我葬在华山。’母亲依照他的遗愿，到了少女的家门口，牛不动，任凭如何打拍就是不肯往前。少女出来说：‘且待片刻。’少女回家沐浴盛装打扮出来，唱起歌来：‘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盖应声而开，女跳入棺中就又合上，两家人想尽办法，始终打不开，最后只好合葬，乡亲们称这个墓为神女冢。”这就是梁祝故事的最早版本。

南朝民歌句式上以五言、四句的短章为主。这种情味隽永，形式整齐的五言、四句体的小诗，是南朝乐府的主要形式，它对于“绝句”的兴起，是很有影响的。前人所谓绝句是取律诗之半的说法并不正确，绝句有古绝和律绝之分，古绝源出于此。如：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臃上，何处不可怜？（《吴声歌•子夜》）
泛舟采菱叶，过摘芙蓉花。扣缉命童侣，齐声朱莲歌。（《神弦曲•采莲童》）
送欢板桥湾，相持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西面•三洲歌》）
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有相当一部分采用了男女对唱，相互赠答的写作形式。如《西曲•那呵滩》：（女子唱〕“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槽折，交郎到头还！”（男子答〕“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南朝乐府民歌歌辞中广泛运用双关隐语，即用同音而不同义的字，把所要表达的意思掩盖起来，使诗的思想感情委婉含蓄。比较常见的有，用“丝”、“莲”、“藕”、“碑”等，来代替“思”。“怜”、“偶”、“悲”等。

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一部分原是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后被译为汉文的；另一部分是北人用汉语创作的。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也以五言四句的形式为多见，更有南方乐府民歌中所没有的四言四句的作品和七言四句的作品，而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不用双关隐语的写法。在题材上，北歌比南歌要广阔一些，它除了歌咏男女爱情的篇章以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战乱苦难、边塞风光和歌颂英雄人物的诗篇，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木兰辞》就是北朝乐府的代表作品。在语言风格上，也表现得颇为豪爽粗犷，而与南方的歌辞多缠绵悱恻之音不同。典型的是《勅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古朴自然、不事雕琢、浑然天成，而又大气雄浑、粗犷劲健，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诗篇。史载为北齐神武帝高欢唱这首歌的正是手下敕勒族（今维吾尔族先民）将领斛律金，所以这应该是一首译为汉文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

唐代是诗的空前繁荣时代，也是诗和歌分家的时代，虽然南北朝文人写作的乐府体诗，与音乐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唐乐府中还是有可演唱的，如李白的《清平调》，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个诗人在酒楼打赌歌伎唱谁的诗最多，最漂亮的歌伎是唱谁的诗，刘禹锡的《竹枝词》诗中衬字“竹枝”和“女儿”是伴唱者的唱词。但是此后诗很少再有为歌唱而创作了。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仅《全唐诗》所录，就有2300多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55000多首诗。唐诗在题材走向、格律形式、艺术手段、风格倾向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唐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形式。这既是唐代经济、政治、文化繁荣的反映，同时也是上面所述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

唐玄宗以前为初唐，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南朝宫体诗虽仍在诗坛上占据统治地位，诗歌改革的序幕却正在悄然拉开。一般认为“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这一时期诗人的代表，但最有代表性的诗篇却是陈子昂的悲歌一曲《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和张若虚的诗中之诗《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复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渡，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一生仅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也因这一首诗，“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唐玄宗开元年间至唐代宗五十余年是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唐诗也出现了全面繁荣。盛唐诗人的代表是李白与杜甫。李白（701—762），字太白，是盛唐文化孕育的天才诗人，他的人格和气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有儒家“济苍生”、“安黎元”的用世思想和政治抱负，同时道教神仙信仰在他的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生保持着追求自由、不受拘束的傲岸品格，保持着独立不羁、飘逸洒脱的气质。他浪游祖国名山大川，喜爱奇丽的大山、江河和瀑布，留下了九百多首诗篇。李白的诗歌胸襟开阔、气概豪迈、情绪激昂，不然写不出《将进酒》这样的诗篇。李白的诗歌善于运用丰富而又奇特的想象来描写形象，抒发感情，《蜀道难》就是这样一首代表作。李白的诗飘逸奔放，经常通过大胆的夸张、奇丽的梦想、迷人的神话来表现自己炽热的情感和强烈的个性：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李白才思敏捷，感情喷薄而出、一泻千里，他的诗痛快淋漓，天才极致，成为屈原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又一个颠峰，人称“诗仙”。 杜甫（712—770），字子美。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时代，经历了开元之治、天宝之乱和乱后的动荡时期。他的诗能够以清醒的洞察力和入世精神反应社会现实，因而被称作“诗史”。他的代表作有《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叙事是杜甫古体诗的重要手段。杜诗叙事，既叙述事件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并和强烈的抒情融为一体，有时还杂以议论，从而形成一种融抒情、叙事和议论于一体的诗歌样式。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这种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的律诗声律和谐，选字精炼，后人作律诗的格律就是依据杜诗校定的。杜甫的一生，信守“仁政爱民”、“匡时济世”的儒家思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

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是王维、孟浩然：他们以清新秀丽的语言描绘宁静的田园和优美的山水，写农家生活简朴而亲切，写故人情谊淳淡而深厚，写自然景色空灵而美丽，还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对山水的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并常常通过诗境来表现禅境。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是高适、岑参、王昌龄：他们用诗抒写了边疆的大漠风光，塑造了边关健儿保家卫国的形象，既有英雄气概的激昂豪迈，也有缠绵婉转的儿女柔情。此外，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凉州词》，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咏柳》等都是唐诗名篇。

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承接盛唐气势，精彩纷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诗派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如此。中唐诗坛主要有两大流派。（1）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诗派”，包括刘禹锡、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他们的诗有“重写实、尚通俗”的特点，正视现实、抨击黑暗，强化了诗歌的讽谏美刺功能；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刘禹锡开创以民俗民歌入诗的竹枝词，直到清末千年不息。
（2）韩孟诗派：以韩愈为首，包括孟郊、贾岛、李贺等人；他们着力于新途径的开辟，新技法的探寻以及诗歌新理论的阐发，创作出大量富于创新意味的各体诗歌。集中表现为语言新颖独特，风格奇崛、多样的特点，留下郊寒岛瘦，李贺鬼才的佳话。

晚唐指唐文宗即位至唐亡。此时唐帝国已经出现明显的衰败之势。统治集团腐败，科场风气败坏，士人仕进机会极少，国家大事无望，个人抱负落空，于是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晚唐著名诗人有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等。其中杜牧、李商隐被称为“小李杜”，杜牧豁达大方迹近李白不及其豪放，李商隐含蓄深情类似杜甫远逊其深刻。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真实写照。

正如清代诗人赵翼所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宋、元、明、清历代也不乏好诗。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等等。最奇的是李清照的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很难想象如此豪迈的诗竟然出自婉约派女词人之手。

五四前后提倡白话诗，1917年，著名的《新青年》杂志2月号上，年方26岁的青年胡适发表了一篇题为《蝴蝶》的作品：“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据研究这是公开发表的中国第一首白话诗。

最后谈一谈清代科举中的试帖诗，今人做近体诗许多程式化的讲究如孤平拗救之类就是源出于此。试帖诗源于唐代律诗，但唐代选择做诗的题目非常宽泛，对诗的内容也没有过多硬性要求，考生容易发挥水平，展示才能，所以唐代试帖诗常有佳作。清代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首先在乡试和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诗一首，此后成为定式。其他考试如生员岁考、科考、贡生考试与覆试朝考等，都要求用五言八韵。试帖诗必须用官韵，且每首只限一韵，不能有重字。试帖诗的结构与八股文近似，首先要了解题目的出处，有一个不知出处的笑话，咸丰年间，广东学政吴保泰以“冯妇攘臂下车”为题，让生员作试帖诗。题目出自《孟子》：晋国有个冯妇，很会打虎，后来改行成为名士；一天路过山野，许多人在追虎，虎窜到岩上，大家不敢前去；看见冯妇请他出手，冯妇下车举臂打虎，大家很高兴；书生们却讥笑冯妇粗野而没有风度。不知题目出处等于瞎猜乱编，有考生不知出处，想当然以为冯妇是个女人，于是写下了“玉手纤纤出，金莲步步行”的句子。 仅仅知道题目出处还远远不够，还要严格按照一定的套路去写才能成功。全诗五言八韵，和八股文对应。首联要点明题目出处相当于八股文的破题，次联要叙述相关内容相当于承题，三联要把内容引申转到议论相当于起比，四联五联相当于中比两股，六联七联相当于后比两股，要进一步阐发题意，发挥议论，深化主题，结联要回归本题，照顾全篇，歌功颂德相当于束比。试帖诗由于受韵的限制，比八股文还难作，也更没有味道。下面举一例，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的试帖诗题目是“赋得天心水面”，旁注“得知字，五言八韵” 题目的出处来自宋代大儒邵雍的《清夜吟》的首两句：“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会元（殿试之前，考进士的会试的第一名）许彭寿是这样写的：“夜月辉蓬岛，春风满液池。天心昭朗澈，水面静涟漪。溥博瞻如此，澄清念在兹。玉衡悬自正，金鉴照无私。消息先研易，文章孰悟诗。虚明仙界迴，飞跃化机随。星采罗胸际，云光洗眼时。慎修钦御论，至理圣人知。”许彭寿的诗围绕邵雍《清夜吟》展开发挥，一联和二联点出题目及出处，三联开始议论，四至七联引经据典还是讲“天心水面”，但不能直接明说，类似编谜语，最后一联颂扬体。全诗谨严规范，完全符合试帖诗的要求，但内容重复，没有任何意境可言，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或文字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