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反复证明，资本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说它扩大了社会化大生产，加速了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全球化发展，加强了全世界不同文化的开放和交流，并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不断取得成就。《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说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马恩去世后的100多年人类历史也证明，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潜力巨大，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残酷压榨剥削、侵略、殖民等资本之恶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限制和克服自身恶的一面，但资本之恶，这一与生俱来的天性并未得到革除，即使在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21世纪也是如此，次贷危机就是最新的一例。
把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金融危机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次贷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飞速发展，造成资本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因为美国金融监管不严，高风险的次贷金融衍生品无序发展，当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时，金融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而发生的。可从深层次看，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的天生恶性。随着全球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分配失衡，资本在少数人手中迅速积累膨胀，这些资本急需寻找投资渠道获得新的利润，于是国际上开始出现大量由对冲基金为骨干的所谓“国际游资”。这股“国际游资”为了获利，在全球寻找机会，并在国际金融市场高速流动，从而间接或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一系列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加强监管，限制国际游资的进出。在这种形势下，包括游资在内的国际金融资本大量回流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对于贸易、财政双赤字的美国来说，资本流入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它却催生了科技股泡沫。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随后，2001年“9·11”事件发生，这两大事件间接为今天的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
为了应对科技股泡沫破灭引发的经济衰退，为了支持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巨额军费，美国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降息、印钞、巨额赤字等一系列措施在使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美国债务急剧增加，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泛滥，进而推动国际金融资本畸形的暴发式增长。在期货市场，１９９８年，美国的交易所内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量总共大约为６．３亿手。到２００７年，交易量达到３２亿手，增长了４倍多。在过去１０年内，必须报告仓位的大型交易商的数量，在芝加哥玉米期货市场、小麦期货市场和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市场，增幅分别为４３％、１１６％和７４％。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公布的资料显示，投机交易占美国原油期货合约交易的70%。在外汇市场，2001年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额约为1.4万亿美元，可到了2007年，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额就超过了3万亿美元，在短短6年中翻了一倍还多，这意味着外汇市场一年的交易量竟然相当于全世界GDP总和的几十倍。事实证明，过去几年里，国际金融资本获得了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爆炸式增长，而这正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当现有的交易标的无法满足资本需求时，庞大的、疯狂追逐利润的国际金融资本就会推动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制造出高杠杆、高风险的以次级贷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由于这种创新已经完全脱离了生产和供需基本面，因此出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我在《美元是否正在崩溃》、《美国的赤字是全世界的毒品》两篇文章中已经探讨了次贷危机的成因，这里不再赘述，我们继续探讨资本之恶的问题。如果说次贷危机还有什么正面作用的话，那么，将国际金融资本这一超级巨大的怪兽推到世人面前，绝对是一大正面贡献。事实证明，国际金融资本几乎已经脱离了任何政府的控制，正在制造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
危险的国际金融资本
从上世纪90年代的英镑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从近两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再到次贷危机，近十几年来国际市场上发生的每一次激烈动荡几乎都与国际金融资本有着直接关系。由于规模越来越大，国际金融资本在近些年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不断扩大，国际金融资本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媒体和公众议论的焦点，而国际金融资本在许多时候正在左右各国政府的决策，影响各国媒体舆论的方向。许多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开始专门为国际金融资本而修改，有的是为控制和限制金融资本，有的是为方便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
同时，国际金融资本正在向世界显示它巨大的魔力和破坏力。由于规模实在太大，国际金融资本不管涌向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近年来国际油价、金价、粮价等商品价格的暴涨，再比如，近年来新兴国家超常规增长的外汇储备所引发的流动性泛滥。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国际金融资本买什么，什么价格就暴涨，卖什么，什么价格就暴跌。它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已经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就连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被它搞得危机四伏。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是对全世界的警告，如果再不想办法控制国际金融资本，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甚至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社会稳定，都会受到严重冲击。
可疑的三大评级公司
在次贷危机中，被推到舞台聚光灯中央的另一个国际资本市场上的重要角色是评级公司。正是评级公司给许多次级贷和由其衍生出的金融产品以三A级的高评级，才让全球许多投资者购买了自己并不了解的次级贷金融衍生品，从而遭受重大损失。目前国际金融市场有三大评级公司，它们是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可别小看这三家公司，它们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拥有无可比拟的话语权，一些公司甚至国家的生死兴亡都操控在他们手中。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评级公司的评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是泰国，还是韩国，在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它们的信贷等级后，都引发了资本疯狂撤出，导致两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陷入瘫痪。在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公司又发挥了特殊作用。著名的AIG之所以被美国政府接管，正是由于三大评级公司大幅调降AIG的评级，而AIG的长期债券每降1级，AIG便要增加133亿美元的抵押以及取消保险合约，由于无法在短期内筹集因评级降低而需要追加的巨额现金抵押，AIG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接管。
对中国而言，金融信用评级是个尤需重视的问题。许多中国人对评级公司的重要作用并不了解，可三大评级公司正在全力进入中国，中国的金融信用评级自主权已经岌岌可危。目前，惠誉已经入股联合资信，穆迪已经入股中诚信，分别持股49%，而标普也在准备与上海新世纪资信合资。中国最重要的几家信用评级公司存不存在被三大公司控制的可能？想想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韩国，想想次贷危机中的AIG，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从次贷危机人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百多年后，资本的本性仍未改变，而国际金融资本的发展规模、影响力和破坏力早已超出马恩所能想像。面对这个资本横行的时代，如何确保人类文明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是全世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窦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