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中国经济找回平衡
2008年09月03日14:15
Richard Katz
来
到中国拥有1,000万人口的西部城市重庆，不能不为这里呈环状向外辐射的高耸公寓和写字楼以及新建的桥梁和道路而惊叹。但要是知道这一切都伴随着疯狂的房地产投机、多年来以两位数字飞涨的房价，以及全国性的投资过度和消费开支不足，上述景象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了。人们相反会认为，这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时代及此后“失落的十年”有些惊人地相像。中日两国经历了相似的景气循环。十年前，中国大陆的投资热潮导致了中国的不良贷款危机，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日本在90年代经历的泡沫经济破灭。随后，中国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艰难重组。现在，中国面临着重演那次艰难调整的危险。好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及其他领导人都已公开承认当前的经济失衡必须得到纠正，这与日本政府多年来回避问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日本一样，中国的消费开支过低，无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消费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而现在这个比例更是低得惊人，只有37%。不发达国家通常会将60%的GDP用于个人消费开支。问题不在于人们不想花钱，而是缺钱：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在缩水。每年多达1,000万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从而限制了工资水平的增长，而受到抑制的利率则令消费者的存款收益几近于零。
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意味着中国可以将更多资源用于投资，从而实现更快的发展。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1980年，大多数中国居民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而到2015年时，将只有13%的人口会是这种状况。问题不在于消费开支的绝对值增长不够快，而是一种曾造就了巨大成功的发展策略被用到了不可持续的有害极至，日本也是这样。由于消费开支增长速度不及GDP增速，中国必须找到其他需求来源。
中国住宅、商业和公共工程的总投资额占GDP的比例高达45%。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吸收中国的所有产出。为了避免衰退，中国借钱给外国人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令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GDP的9%，远远高于1990-2004年大部分时间里占GDP 2-3%的比例。日本的经验表明，这种策略难以持续。过度的投资可能成为浪费性投资，最终会破坏经济发展，同时累积下不良贷款。与此同时，中国只有在别国加大贸易逆差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增加自己的贸易顺差，但主要逆差国美国经价格因素调整后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急剧缩小。
如果中国简单地减少浪费性投资和过高的贸易顺差，但又不能代之以消费开支，经济增长就会直线下滑。这就是北京的两难境地。
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背后存在政治考量。由于每年有1,000万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中国必须创造充足的工作机会，以避免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由于消费者收入和开支都十分疲软，政府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大力推动资本投资和出口。
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像日本一样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需要修正航向。2004年12月，共产党提出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变。2006年，温家宝宣布中国必须努力降低过高的贸易顺差。
现在的问题是，温家宝能否推动改革？从地方政要到房地产开发商，那些有权有势者现在都已经依赖于当前这种扭曲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些人在各级政府中都有保护伞。政令的落实已不像以前那样容易。
但这些阻力也不应高估。中国在实现大规模社会转型方面已有经验。过去10年中，虽然工业产值激增，但中国却削减了将近2,000万个工厂职位。在上世纪9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中国政府承受着大批工人失业的压力对国有企业进行了重组。此外，在一个以每年9-10%的幅度增长的经济体中，新行业、新企业、新职位消化劳动力的能力要强得多。更何况，大型跨国公司已在纷纷制定投资计划，以免错过中国经济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转型。
温家宝也已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最初几步。2006年，他废除了已有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他还宣布免除一部分农村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并为一部分人提供教育补助。他也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2007年，中国政府将利息税从20%下调至5%。
现在该是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中国政府可以调高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虽然这或许会遭到一些企业的反对，后者现在依然能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中国还可以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从而增强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自2005年7月中国政府让人民币汇率与美元脱钩后，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22%，而人民币经价格因素调整后、建立在全球贸易加权基础上的升值幅度则为10%。中国政府也可以降低个人所得税，同时增加企业的税赋。由于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多缴所得税之后，企业的税后利润仍有增长空间。
虽然中央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标准（这一举措原则上会增加工资收入），但只有一小部分劳动者能从该措施中受益，且最低工资相对于平均工资仍然很低。新的劳动法规定，雇主应提供养老金和保险等福利，解雇员工应按工作年限给予每年一个月薪水的补偿，并按平时50%、周末100%的标准支付加班费。但与许多中国法律一样，其实施仍然很成问题。
最后，中国可以大幅增加在教育、医疗和失业补偿方面的开支，这样人们就不必存下大笔钱以支付教育费用，或是以备突然生病及失业时的应急之需了。许多地方政府反对这类措施，它们通常喜欢将钱用在修桥铺路这类可以更快提高GDP的举措上，但这类举措也更容易诱发腐败和贿赂行为。
中国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已经从日本的经验中认识到，迟迟不能采取果断行动的国家最终会陷入更大麻烦。虽然中国政府的初期举措力度不大，但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会以自己特有的循序渐进方式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半周刊Oriental Economist Alert编辑。本文改编自Current History杂志9月号的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