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几位童年时遇见的大师

每次回国，免不了去母校怀怀旧。漫步在熟悉又陌生的校园里，到处都是些“实业公司”，“服务中心”之类的招牌，恍惚间，不知自己是在大学校园还是走进了商城。去系里找昔日的同事，曾经的哥们，眼下教育界盛名卓著的X教授，被告知此兄难得来校，不是周游“列省”到处“授业”，就是主持什么培训班“解惑”，家也从过去的教工大楼搬进了独立的郊外别墅。

也罢，怕是见了面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吧。于是在教工楼之间来来回回地走着，在这儿，我毕竟是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

这，到勾起了我不少的回忆。说来奇怪，这所中国的三流大学，二三十年前却汇集了不少一流的大师。记得每天傍晚时分，他们都会约好了似的三三两两地在宿舍区散步，许杰、徐震堮、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许杰等等“大腕”们边走边聊，偶尔“偷听”到几句谈话，虽不太明白，但绝没有“股票”，“公司”之类的词汇，甚至连“钱”都没有，也许钱谷融，徐中玉家里的“钱”和“玉”太多了吧？

我的外公和这些老教授们都是从“西南联大”那会儿就开始的好朋友，所以相互经常串门。记得许杰先生年纪梢大，胖胖的，很温和；施蛰存中式打扮，西式作派，极为风趣。据他的学生说，施先生上课“独一无二的好，从来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深奥的古典文学知识被他拉家常似的说出来，变得浅显易懂好玩。”徐中玉每天从我家门口走过，背着手，眼睛只盯着脚尖，不知是不是又在思考鲁迅的那篇著作了。考大学时，为了弄明白一篇古文，我去请教过徐先生，他慢条斯理，循循善诱，让人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和我是邻居，他的女儿还是我大学时的“辅导员”。陈先生瘦瘦的身材，话不多，但浓浓的湖南口音叫人印象深刻。1988年12月1日，陈先生晚饭时忽然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我和另两位朋友将先生送上救护车，可惜陈先生却没能再醒过来。

常来家里做客的有一位基督教研究权威，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徐怀启先生。徐先生是中国老一代学者中，很少几个精通希腊文的。许多他的学生在回忆徐先生时都说他“只是一个穿着中式棉袄瞿瘦，疲惫，不拘言笑的老人”。其实徐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幽默爽朗，我常常听到他用参杂了许多怪异词汇（估计是拉丁文）的英文和法文和外公聊天，说笑。有时两个老头儿笑得前仰後翻，我却一头雾水……

徐先生是哈佛大学博士，解放前做过圣约翰的牧师，精通古典语言和经文教义，记得他喜欢穿一件旧中山装，架着一副黄黄的赛璐珞镜架、还用胶布粘一只脚的眼镜。冬天，他经常从袖子里挖出块手帕来拧鼻涕，看上去实在是有点委琐。可是当他一讲到宗教哲学，眼睛就从镜片后放射出光芒，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们家的另一个常客也是哈佛博士：曾性初先生，当时他很年轻。曾先生心理学颇有建树，是我国临床心理治疗的奠基人。不过，我对他80年代初写的《汉字好学好用证》很不以为然。也许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需要，这篇著作把一个学术问题和政治搅在了一起，有失水准。曾先生性格倔强，我行我素，晚年妻离子散，颇为凄惨。

孙梁先生很长一段时间和外公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孙先生是钱钟书的关门弟子，他翻译了《莫扎特传》、屈原的《离骚》、《九歌》。孙先生有深厚的国学底子和英文功力，例如他能巧妙地用descendest，hoverest，shinest，couldst等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从而使英语也能“古雅化”。我去过他江苏路上的简朴的家，上大学时也有幸听过孙先生的课，他那时身体已较虚弱，讲台上总有一只用玻璃丝网罩罩着的玻璃杯，里面泡着人参……

孙大雨先生70年代后期被复旦大学赶走，调入华东师大。我和孙先生虽有几次照面，但对他了解甚少，不过知道他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莎士比亚学者。孙先生一生坎坷，在肃反运动中遭到斗争，罪名包括自认为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只有周恩来有资格与他对话，以及藐视苏联专家。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和点名列为右派分子。但是在随后的两次牢狱之灾中，他先后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五部著作，又完成了《屈原诗英译》、《古诗文英译集》、《英诗选译集》。

华东师大还涌现出不少令人刮目相看的“小字辈”。大家熟悉的“海派文学”的领军人物多半出自华师大。而我欣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王春瑜。他曾在课堂上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嘛，就是该死的把不该死的给整死了。”要知道，这是在1978年上半年，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时候！

另一个，是外公的得意门生崔天凯。当年外公总是拿着他的作业给我做样板的，他的试卷往往也是班上唯一的一个100分！我进大学的那年，也正是他毕业离校的时候，记得那时“小崔”外貌英俊，略有几分羞涩。如今，“老崔”叱诧风云，看来不久便会成为“崔部长”了吧？

光阴似箭，如今的华师大能否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