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的“词史”意识及晚清爱国词述略

作者：冉耀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 　　晚清以来，词这种文学体裁获得了新的发展。在常州词派诸人的崇扬之下，词学理论更加系统，格调日趋高雅，内容也极其丰富。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内乱频仍，外敌入侵，民族危亡被人们广泛关注，许多人借助词来反映社会现实，使词的内容更为广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词史”。这些作品也始终贯串着一个主旋律，那就是爱国主义的高扬，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取的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而复振于清。清词号称“中兴”，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清初，满人入主中原，明朝的遗民故老，有感于宗社之沦亡，哀恸于生民之疾苦，黍离麦秀之悲，一托之于词，词多变徵之声。例如屈大均、王夫之诸家之词，凄凉怨慕，几可与南宋末汐社诸遗民之作相媲美，于是一变明人之陋，词的内容有了变化，词的格调也有了提高。然而对于词的格律一端，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自朱彝尊、厉鹗之后，浙西词派大兴，但是时值“康乾盛世”，天下渐趋承平，文人学士畏惧清政府的高压和文字狱，浙派末流规摹姜、张，徒袭雅貌，陷于琐屑饾饤之中，到乾嘉之际，词可以说是盛而复衰。常州词派出，力矫浙派末流之弊。张惠言之《词选》，专主寄托；周济之《词辨》，穷源析流，词之门庭，由是益廓，词体日尊，法度益讲。加以乾嘉考订校雠之学的影响，词家不断编选前人的作品，评析订正、审音酌字，词的意境格律，更加成熟。词人群体也人数众多，清词又迎来一个新的创作高峰。 　　晚清之世，“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外有强敌入侵，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国家积贫积弱；国内政治极其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内忧外患，情势与当年的南宋最为相似。海内词人，感时愤事，寄托于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后》）他们的词作广泛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真所谓“愁苦之言易好”。更应该注意的是许多词人的词作反映了当时的国家大事，托讽隐微，寄托深远，真称得上是“词史”。作家群也非常复杂，既有显赫的朝廷命官，如邓廷桢、林则徐等鸦片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爱国民族英雄，他们的词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的时代和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也有词坛的耆宿，例如蒋春霖、王鹏运、朱祖谋等词学大家，在他们的词中也反映了当时的国政如何混乱，民生是多么凋敝；也有一些普通的读书人，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除了英勇得跟侵略者斗争，也用他们的笔触记载了下层老百姓苦难的生活。这些词都始终贯串着一个主旋律，那就是爱国主义。自从有词以来，词的内容空前广泛，词的风格也多姿多彩，这时期词的创作可以说是晚清文苑的一朵奇葩，值得我们去认真发掘、研究。 一、清人的“词史”意识 　　“诗史”是晚唐孟棨对杜甫诗歌的评价，孟棨《本事诗》卷三云：“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杜甫的诗真实的反映了安史之乱中社会底层群众的灾难和痛苦，如果将他的诗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那末就会发现这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感性生活的“实录”。杜甫的《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三首》以及著名的“三吏”“三别”，都是从社会最底层来反映这场战乱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血泪和伤痛。这些诗所再现的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陈岩肖曾说：“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故号诗史。”[3]以后，“诗史”成为那些深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作品的代称。 　　在清初，人们身经明清易代，亲历清兵入关大肆屠杀无辜的悲惨场面，“诗史”说再次得到重视且被鲜明的体现于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吴伟业的歌行体纪事诗以其反映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成为这一方面的典范。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称吴伟业：“所作《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诸什，铺张排比，如李龟年说开元、天宝遗事，皆可备一代诗史。”[4] 　　清初诗坛的“诗史”意识在清初词坛里也有相应的表现，如吴伟业的《满江红•白门》咏叹金陵，实伤故国，感易代之悲，寄亡国之哀。曹贞吉评之曰：“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陈维崧在《今词选序》中明确提出了“选词即在存经存史”的思想主张： 　　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危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5] 　　敢于将词与经史并举,非有卓越的史家眼光不敢为,也不能为。“词史”意识也是陈维崧评价当代词人创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他评史惟圆《蝶庵词》的《沁园春》（漠漠尘途）曰：“磊落以取势，苍健以立格，如龙门（司马迁）作《伯夷列传》。” 　　乾隆末年，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康乾盛世所潜伏的各种矛盾暴露出来，要求在词中反映社会生活已成为时势所趋。周济不满于吴中词人重声律轻立意的创作倾向，也反对某些常州派词人把词作为抒写个人“离别怀思”或“感士不遇”的手段，而主张作者“感慨所寄”应该和时代盛衰相联系，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理论主张。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6]周济强调“感慨所寄，不过盛衰”，便是要求词能再现有关国事民生的重大内容。比他稍晚的谢章铤也明确提出词要表现重大题材，他在《赌棋山庄词话》中直接表明在这国事日危、民生日蹙的严峻关头，词家只有“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义”，才能使词另辟一境，不朽于世： 　　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鹤唳，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以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义。人歌有心，词乃不朽，此亦倚声家未劈之奇也。[7] 　　道光年间周济编选的《宋四家词选》评论唐宋词，亦极为重视唐宋词中对社会重大内容的表现，如称王沂孙《齐天乐•蝉》能表现“家国之恨”，评辛弃疾《贺新郎•赋琵琶》表现了“谪逐正人，以致离乱”的内容，抒写了作者对当政者“宴安江沱，不复北望”的感慨。[8] 二、晚清爱国词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爱国民族英雄，邓廷桢、林则徐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位。他们不但积极关心国计民事，坚决和英国侵略者以及国内的投降派作斗争，而且雅善填词，对国事的忧虑、生民的同情、敌人的愤慨，一一寄托于词，这些词既是当时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又是作者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林则徐有《云左山房诗余》，邓廷桢有《双研斋词》。虎门销烟，人心大快，敌人胆寒，邓廷桢有记此事的《高阳台》词一阙： 高阳台 　　鸦度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青烟？膏腻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九微夜熱星星火，误瑶窗、多少华年。更那堪，一道银潢，长贷天钱。 　　星槎恰到牵牛渚，叹十三楼上，瞑色凄然。望断红墙，青鸾消息谁边？珊瑚网结千丝密，乍收来、万斛珠圆。指沧波，细雨归帆，明月空弦。 　　上半阕写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下半阙写林则徐坚决禁烟，围困英国商馆。“十三楼”指十三洋行，英国鸦片商居住之地，当时英人非常猖狂，拒不交出鸦片。“望断红墙”指林则徐以重兵围商馆，断绝义律等与外界的交通。林则徐当时也有和作： 高阳台•和獬筠前辈韵 　　玉粟收余（原注：罂粟一名苍玉粟），金丝种后（原注：吕宋烟名），番航别有蛮烟。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不知呼吸成滋味，爱挑灯、夜永如年。最堪怜，是一泥丸、损万缗钱。 　　春雷破零丁穴，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然。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 　　清朝政府严禁鸦片，一方面是因为其对人民的毒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白银外流太多。此词中“最堪怜”一语，实本黄爵滋奏疏中传诵一时之语，即所谓“以外洋无用之泥土，换中国有用之金钱”[9]。 　　“零丁穴”指零丁岛，英人私运鸦片之重地。沙角，虎门外有名之炮台。林则徐当时的政策是只要英人具节答应，永不再运，即可罢休。故云“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但是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沿海，最终攻陷浙江定海，封锁宁波和长江口，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邓廷桢坚决主战，但是由于投降派的懦弱和掣肘，鸦片战争最终失败。林则徐、邓廷桢都用词来抒发他们对国家的担忧和“忠而被谤”的哀怨。因此谭献评邓廷桢《双砚斋词》云：“邓嶰筠督部《双砚斋词》……忠诚悱恻，咄唶乎骚人，俳徊乎变雅。“将军白发”之章，“门掩黄昏”之句，后有论世知人者，当以为欧、范之亚也。”[10]献以屈原之忠爱之心，变雅之哀怨之声来比喻邓廷桢之词，表现了对其人的崇拜之情。 　　清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领导拜上帝教的会众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几年中，太平天国即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大江南北，战旗所指，无不披靡。所有的封建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战争的烽火之前都感到极度惊恐，绝大多数是站在它的对立面。当然，他们受到的严酷打击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些知识分子既顽强地抵抗农民革命风暴，又有对现实的不满，在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面前表现出了种种惊悸和深层悲哀，从另一角度折射着时代的巨变。表现这一陵谷变迁的词，也应为视为“词史”之一页而应予以重视的。这时期作者众多，最主要的是被谭献誉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11]。 　　蒋春霖的《水云楼词》，绝大多数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给社会带来的动乱，封建文人在这场革命之前的痛苦哀怨，以及敌视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但是如果不去苛责他的政治偏见，那么他写的那些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作品应该是上乘佳作。《水云楼词》的造诣在于抒发深沉的离乱之情而又不失清虚含蓄之致。例如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他写了一首《木兰花慢》纪之。 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此阙 　　破惊涛一叶，看千里阵图开。正铁锁横江，长旗树垒，半壁尘埃。秦淮，几星磷火，错惊疑、灯影旧楼台。落日征帆黯黯，沈江戍鼓哀哀。 　　安排，多少情才。弓挂树，字磨崖，甚绕鹊寒枝，闻鸡晓色，岁月无涯。云埋蒋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来。谁倚莫愁艇子，一川烟雨徘徊。 　　这里写一个从南京城逃亡而出者，时间正是太平天国定都后一年。江上岸边军阵森严，昔日灯红酒绿的地方只剩“几星磷火”。“清才”无处安排！封建文人还在牵挂着秦淮灯火、莫愁艇子。表现了战争的荡涤力和文人的渺茫感，很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和文人的心态。这首词写得并不质实，把凄怆惨苦之境写得空灵含蓄，这正是蒋春霖的过人之处。 　　蒋春霖在鸦片战争之时，有感于外敌入侵，国政混乱，也写了一些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其中有一首是英国侵略者占领镇江后写的： 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 　　泊秦淮雨霁，又灯火，送归船。正树拥云寒，星垂野阔，瞑色浮天。芦边。夜潮骤起，晕波心、月影荡江园。梦醒谁歌楚些，泠泠霜激哀弦。 　　婵娟。不语对愁眠，往事恨难捐。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山川。钩连。更无铁索，任排空、樯橹自回旋。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 　　作者经过北固山，也会和辛稼轩一样发出“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的感慨。国家贫弱，海防形同虚设。英国殖民者的战船在祖国的领海横行霸道，作者慨叹“更无铁索，任排空、樯橹自回旋”，“伤心付与秋烟”，表现了作者深沉的哀痛。 　　光宣之际，国事日危，而词人辈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临林桂王鹏运、高密郑文焯、归安朱祖谋、以及临桂况周颐，他们被誉为晚清词学“四大家”。他们的风格虽然不同，例如朱祖谋之词风“隐秀”，而郑文焯之词风“疏散”，但他们同处于晚清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感时伤事之情，家国身世之悲，寄托于词，使词的创作出现了又一番繁荣景象。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一败涂地，和战之议，众说纷纭。况周颐在《蕙风词》中有一阙记之云： 摸鱼儿•咏虫 　　古墙阴、夕阳西下，乱虫萧飒如雨。西风身世前因在，尽意哀吟何苦？谁念汝，向月满花香，底用凄凉语？清商细谱。奈金井空寒，红楼自远，不入玉筝柱。 　　闲庭院，清绝却无尘土。料量长共秋住。也知玉砌雕阑好，无奈心期先误。愁谩诉，只落叶空阶，未始销魂处。寒催堠鼓。料马邑龙堆，黄沙百草，听汝更酸楚。 　　甲午战败，原因很多，但是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的消极备战，负有主要的责任，朝野上下，批评李鸿章的呼声很高。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斩李鸿章以谢天下，时人誉为“陇上铁汉”。慈禧太后非常愤怒，逼迫光绪皇帝处置安维峻，光绪皇帝无奈，把安维峻发往张家口军台，天下人一时都很激愤，为安维峻抱不平。京城大侠“大刀王五”自愿为其保镖。王鹏运对安维峻的壮举也非常赞赏，在安被贬以后，不顾自己的利害，写词送别安维峻。《半塘定稿》中，有《满江红》一阙记此。 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 　　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 　　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重百年生身。君行矣。 　　王鹏运的悲慨情绪从词中可见。这首词情思饱满，笔锋健劲而不发露无余。把对安维峻的崇敬，对保守派误国的愤慨非常真切的抒发了出来。 　　清政府有惩于甲午之败，想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改革，以求变法图强。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等共同议定变法事宜，主要由光绪帝的师傅翁同和支持，招致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忌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维新，一切都在探索阶段，需要象翁同和这样资格老成的大臣的支持，但是六月十五日翁同和忽然被开缺回籍。这是因为慈禧太后害怕光绪帝变法成功，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逼迫光绪帝把翁放归原籍，剪去光绪帝之羽翼。这时候王鹏运正在京中，耳闻目睹了西太后险恶的用心。有咏史二阙以记之： 鹧鸪天•读史偶得率成二阙 　　册载龙门世共倾，腐儒何意占狂名。武安私第方称寿，临贺严装促办行。 　　惊割席，忆横经。天涯明日是春城。上尊未拜官家赐，头白江湖号更生。 　　群彦英英祖国门，向来宏长数平津。临歧独下苍生泪，八百孤寒愧此君。 　　倾别酒，促归轮，壮怀枉自托风云。剧怜彩鷁乘涛处，亲见蓬莱海上尘。 　　《半塘定稿》中咏史之作尚多，都是借咏史来写当时的朝政。 　　“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下，经过一百零三天即告失败，光绪皇帝也被软禁在深宫之中。郑文焯有词纪之： 月下笛 戊戌八月十三日宿王御史宅，夜雨，闻邻笛感音而作。和石帚。 　　月满层城，秋声变了，乱山飞雨。哀鸿怨语，自书空、背人去。危阑不为伤高倚，但肠断、衰杨几缕。怪玉梯雾冷，瑶台霜悄，错认仙路。 　　延伫，销魂处，早漏泄幽盟，隔帘鹦鹉。残花过影，镜中情事如许。西风一夜惊庭绿，问天上人间见否？漏谯断，又梦闻孤管，暗向谁度。 　　“戊戌变法”中，谭嗣同看到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一定会阴谋阻挠，所以他夤夜去见袁世凯，劝袁以兵保护光绪皇帝，清除君侧。袁世凯先佯许之，然后密泄于荣禄。荣禄连夜进宫密告慈禧太后。这是新党失败的最大关键。这里的“隔帘鹦鹉”，当指袁世凯。八月十三日，即六君子慷慨赴义之日。六君子中，刘光第与朱祖谋有故交，朱祖谋也有词哀之云： 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 　　野水斜桥又一时，愁心空诉故鸥知。凄迷南郭垂鞭过，清苦西峰侧帽窥。 　　新雪涕，旧弦诗。愔愔门馆蝶来稀。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 　　不能直言，只好寄托于野水斜桥，红萸白菊，词人用心之良苦可知。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生灵涂炭，惨不忍睹。当时王鹏运、朱祖谋等词人就在北京城中，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等罪恶行径，他们写了著名的《庚子秋词》，最著名的有王鹏运的《鹧鸪天》、《眼儿媚》、《南歌子》，朱祖谋的《声声慢》等。试举两首为例： 眼儿媚 　　青衫泪雨不曾晴，衰鬓更星星。苍茫对此，百端交集，恨满新亭。 　　雁声遥带边声落，万感入秋灯。风沙如梦，愁挥绿绮，醉拂清萍。 　　“新亭”之泪，故国之思，占据了作者心中所有的空间，对着一盏孤灯，百感交集，回天无力，只有在醉中打发痛苦的时光。作者写的凄婉含蓄，真是“芒角撑肠，清寒入骨”[12]。 　　下面再看朱祖谋的词： 声声慢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耼赋落叶词见示，感和。 　　鸣蛩颓圮，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拚尽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 　　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沈沈流泪湘絃。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 　　据龙榆生《彊村本事词》说：“此为德宗（即光绪帝）还宫后恤珍妃做。”[13]词甚隐微，寄托遥深，但从意象上仍可把握它的意蕴指向。词中以“飘蓬”喻“离魂”之珍妃，“飞霜金井”二句则点出慈禧在庚子年“西幸”时下令推堕珍妃于宫井。“抛断缠绵”四字最是警悚，为点睛语，咏落叶而出此形象显然是为扣紧本事。这首词写的精深卓特，不愧王国维所评“隐秀”，可视为“含味醇厚，藻采芬溢”的典型。 　　郑文卓时在江南，没有目击当日惨祸，但是感懔家国，其《樵风乐府》中悲壮苍凉之作也很多。比如其《谒金门》三阙皆眷恋故国之作： 谒金门 　　行不得！黦地衰杨愁折。霜裂马声寒特特，雁飞关月黑。目断浮云西北，不忍思君颜色。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 　　留不得！肠断故宫秋色。瑶殿琼楼波影直，夕阳人独立。虽说长安如奕，不忍问君踪迹。水驿山邮都未识，梦回何处觅。 　　归不得！一夜林乌头白。落月关山何处笛？马嘶还向北。鱼雁沉沉江国，不忍闻君消息。恨不奋飞生六翼，乱云愁似幕。 　　这三首词所抒发的家国身世之感、黍离铜驼之悲，可谓极诣。 　　综上所述，晚清以来，在常州词人的不断推崇之下，词不再是流连光景，娱宾遣兴的“艳科”、“小道”，而成为和诗一样具有抒情言志功能的文体，具有和传统的诗赋同样的价值，真如周济所谓“与诗赋文笔，同其正变”。另外，晚清社会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外敌入侵，国政腐败，民生疾苦，需要词人们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反映社会现实，而爱国抗敌的感情成了这些作品的主旋律，许多大词人有意识的运用词这种文体创作了许多爱国篇章，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值得重视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