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龙这个可怜的、让正常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农民大伯，在初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我错了，我是个法盲。”但是，不久后，他却表示要上诉！周正龙的举动已经向世人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农民和中国的小市民们一样，都是投机分子。他们要将假聪明进行到底！ 周正龙也让我想起了中国的那些可怜的知识分子们。最近忙着出书的季老羡林，在《我这一生》的后封面上赫然写道：假如再来一辈子，他要心黑些，脸厚些，自知之明少些。不过，季老粗俗得蛮可爱、蛮真诚！中国就这样了：要捞，现在就脱衣服，千万不要装模作样！否则，就苦了自己。 以上是我刚刚看了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文章后的感受。张教授认为，那些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大学者们很可笑，因为农民并不傻。不过，我倒觉得真正可笑的是张鸣们，而且农民确实比较傻——不得不傻，就像大家一样。因为，理论往往是面对未来的，所有理论都是理想的假设的产物，它们会过滤掉很多外在约束，否则，就不叫理论。但是，我们（农民）需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作为我来说，我更加看重“现在”这个时态。我一向认为自己并不比学者们糊涂。中国的学者如果按照良心来计算，基本上都可以马上枪毙掉。但是，如果讨论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有两个人不应该枪毙。一个是李昌平，一个是温铁军。因为他们非常反对现在就搞私有化。这是务实的态度！ 我其实也是半个农民，因为我的生活至今一直在与农民打交道：我的父母兄弟都是农民，老家现在有近10亩水田、四五亩旱地，还有三块宅基地；但是，现在他们都到了我居住的城市，或养老或打工。我非常清楚的是：第一，他们不会愿意回到老家，即使允许“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甚至私有化了。第二，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愿意生活在城市之中，哪怕讨米要饭。 中国的农民们也想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他们需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几块并不值钱的土地。在没有权利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权力——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当然，即使是农民也非常清楚：在中国，最好使的东西是权力。 真正应该流转的东西是权力，而不是“承包经营权”，因为后者不值几个钱。所谓“财产是自由的保证”，不过是一种西方话语。而在中国，权力才是自由的保证。关于这个问题，就连可怜的周正龙也整得明明白白了。遗憾的是，我发现，居然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都忽略了这个道理。 现代人，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是不可能被别人喂饱的。就连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现在也搞起了社会主义，兑现了托克维尔的预言，美式民主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既然如此，就不应该继续喂养下去了。国家应该给所有人以公民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中央应该给地方以村民、市民等以自治的权利。中国这么大，如果地方政治发展不起来，农民也同样完蛋。他们会像周正龙那样投机取巧、弄虚作假。 中国并不缺少法律，就像中国并不缺少私有化那样。但是，两者的后果究竟怎样？“一改就灵”和“一法就灵”、“一股就灵”一样，都是非常可笑的思维。人生短短几十年，要那么多财产干吗？关键是，我们现在活得怎么样？我的答案是：如果一直这样搞下去，中国人再过30年，哪怕70年，同样是一个周正龙！ 不过，话说回来。厚颜无耻地投机了几十年的你们，还是赶快准备着去占一块农民的土地吧。在中国，运气好，出手及时，比什么都重要！ 哦，最后我差点忘记交代了：中国农民连卖儿卖女都做得出来，更何况几块地？猩猩在“第一哲学圈”那里留言道：“30年前的包产到户，农民忙不迭地把分给自家的山林上的树全砍光，卖了。生怕党又反悔了。——我在安徽农村的亲身调查。”那么，我也告诉大家看到的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政府虽然在征地中给了农民们足够的补偿，但是那些钱往往很快就被他们吃光、赌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