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进入科技革命责任在满清

　　　　莱布尼茨是一位影响深渊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整整几代欧洲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和莱布尼（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被视为近代德国启蒙哲学的两大元祖，而他们的思想却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莱布尼兹在评论《论语》时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

　　中国儒家先哲的“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智仁勇”等等一些积极向上的基本观念。中国道家的“大道无为”、“道法自然”讲求的是“天人合一”、“万物和谐”、“自然而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自然神论”——“大道无为”、“缘生性空”、“道法自然”……不是西方那种“宗教神权”所阐述的有一个缔造万物的神（上帝）并主宰一切。

　　莱布尼茨赞同中国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认为中西哲学是可以协调一致的。作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核心的“单子论”及“先定和谐论”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同儒家学说有许多一致之处。

　　而且中国的易卦启迪了莱布尼茨，促使他将自己的二进制数学发明公诸于世，奠定了以后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斯宾诺莎研究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种宗教思想，并因此而对基 督 教正统论特别是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怀疑。康德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自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

　　莱布尼茨是沃尔夫的老师，而德国哲学大师康德是沃尔夫的再传弟子，其之后的费布特、谢林、黑格尔等著名德国哲学家，这些人都无不受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影响。

　　这是近代德国哲学的脉络，他们也代表着欧洲的哲学思想，从他们的元祖“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思想形成过程来看，他们借鉴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另外，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和“莱布尼茨”齐名的“伏尔泰”也是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者。他说“中国文人的宗教(指儒学)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任何迷信和荒谬的传说，也没有悔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伏尔泰认为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

　　“伏尔泰”在思想启蒙运动中的影响可以与“莱布尼茨”相媲美，属于那个时代对中国了解、关注和研究最多的一位西欧思想家。鉴于他对中国的倾慕、推崇、颂扬，而被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下，直到明朝中国人都能在古代数学上取得如《算学宝鉴》那样惊人的成就并领先于西方，而西方“启蒙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被欧洲的先哲们推崇备至，最终成就了西方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为什么中国非但没有能和西方同步，反而在明朝以后开始了停滞，从领先的状态进入了不可思议的大倒退呢？

　　答案非常简单，此时中国正处于满清的黑暗统治之中，正当西方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正经历满清“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其中乾隆的文字狱最为厉害。

　　乾隆的文字狱很变态，连他老子和祖父的书都不放过，雍正为了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推出了著名的《大义觉迷录》，并赦免了曾静等人的谋反罪。可就因为有部分章节和词句揭示了当时民间的穷苦程度，与满清伪史中所谓“康乾盛世”不符，也被乾隆列为禁书全部收回，还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不仅如此，从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内,全国各地就查禁了2621种书,乾隆甚至连他祖父康熙的《喻宏觉师》也作为禁书销毁了。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通过对满清“盛世”的访问，得出以下结论：

　　1）“清政0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2）“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3）“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4）“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5）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满清虚假的“盛世”对科技的摧残可见一斑。

　　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满清的高压下只能去扒拉故纸堆，不再具备创新和探索的能力，这就是“满清文人”和“明朝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满清官员”也和推崇西学的“明朝官员”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末徐光启（1562—1633），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农业科学家。先后阅读过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天学实义》。从政之余随利玛窦问学，并于之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将《测量法仪》参以《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中西会通，加以整理，并撰成《测量异同》，《勾股义》。1612年，从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崇祯元年（1628）复任礼部侍郎。次年主持编译《崇祯历书》，书中涉及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哥白尼天文学纲要》、《丹麦天文学》。徐光启为官廉正，终生从事研究天文、历法、水利、测量、数学、农学，较早接触并容纳西方文化，有《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和《几何原本》等著译，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不愧为“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

　　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

　　满清末期不仅连明朝的知识和成就都丢光了，还把明朝以前的知识和成就也几乎丢了个干净，修建“圆明园”的时候工匠们居然连“铸造铜铁肖像”都不会了，可叹的是明成祖朱棣造的大钟刻有二十几万字，其身形之大，彼得大帝想仿制都失败了，满清倒退到如此摸样就别提什么“导数”和“微积分”了，徐桐那个时期都是八国联军入侵的年月了，满清的倒车开到何等程度，也真是令人瞠目结舌而叹为观之。

　　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系统的科学著作： 《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而在翻译的书目中还有：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这些书籍都不是什么“八股文章”而是全新的西学，而此时西方尚没有进入科技革命，很多主角都还没有登场。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从民间或官方来看，对科学的推崇都远胜满清或西方。

　　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徐光启在崇祯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都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

　　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

　　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在主持遍修工作时出任的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

　　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满清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满清统治以后。

　　明朝知识分子研究的东西不是满清时期那些故纸堆，而是放眼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许多，只可惜好景不长……“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明朝末年死于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明朝士大夫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满清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满清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满清从康熙年间起，就已经找不到西方各国的具体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不仅有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交流的痕迹，还有许多中国自己的独立发现，可满清居然连“佛郎机”都不知道是哪儿，把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叫“澳门夷”了事，仅此一项可以窥见其倒退程度之大，倒退时间之早。

　　伟大的科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于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他成年以后成为了物理学的伟人，创立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物理王国，其影响至今仍然很深远。但此时，明朝已经十分艰危了，明朝于牛顿出生不久的1644年灭亡了。

　　明朝灭亡以后，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于1646出生……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思想在当时欧洲遭受压制，帕斯卡、波义耳的学术成就形成于明朝灭亡以后，牛顿在明朝灭亡时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莱布尼茨则是明朝灭亡才出生的。当西方这些科技革命的先贤相继等上历史舞台后，他们面对已经灭亡的明朝是怎样一种差距呢？我们用明代数学家“王文素”来与之作个比较。

　　“王文素”是汾阳人，生于明代成化年间，他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算学史上的辉煌巨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一书，简称《算学宝鉴》完成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全书分12本42卷，近50万字。其实用性之强而被誉为“中国第一珠算书”。

　　在书中王文素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用导数解高次方程的算法堪与牛顿媲美，且早于其140年，为中国数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意大利的鲁非尼早200多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走在牛顿、拉夫森的前面140多年。

　　对于西方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

　　《算学宝鉴》中的“开方本源图”独具中国古代数学传统特色，国外类似的图首见于法国数学家斯蒂非尔1544年著的《整数算术》一书，较《算学宝鉴》迟20年且不够完备。

　　王文素是继宋杨辉、秦九韶和元朱世杰后明代最杰出的数学巨匠，《算学宝鉴》是现存可考的明代数学最高水平的巨著，王文素的数学成就是中国数学史连续性的有力证据。对于明代的数学的了解，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中窥豹一斑，它们是满清文字狱中没有销毁残存至今的部分，是否有更高水平的著作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便如此《算学宝鉴》也不愧是一本旷世之作，其成就令人惊骇不已、叹为观之，这部旷世奇书的出现让明朝更显光耀东方，让西方17世纪的那些先行者们顿时黯然失色。

　　当明朝数学已经达到如此高峰的时候，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为了回避教廷可能的迫害隐居荷兰。但是当西方“科技革命”的先行者们一个个开始陆续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却在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经历了整整200多年的大倒退，这段辛酸的血泪历史实在让人万分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