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08-09-19 10:39:22
每年“9·18”我都要把这篇文章贴一下，今年正赶上美国“投机倒把”经济崩溃的时候。70多年前，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后，日本为了摆脱危机从中国东北先开了刀，制造了“9·18事变”。现在看来很有意义，特别是当时中国买办面对民族危机时的表现。
日本军阀为发动“9·18事变”做了周密的准备。事先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详细调查了东北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特意安排熟悉东北地区情况的本庄繁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他曾经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了适合寒冷地区作战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驻朝鲜的第19和第20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以便支援关东军。为了攻击坚固的北大营，日军从旅顺要塞秘密运来2门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并安装在沈阳站附近的军营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1夜之间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1周之内，日军占领了吉林、辽宁两省的30座主要城市、12条铁路线。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没有集中兵力对日军进行统一协调的反击行动，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并很快撤离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驻扎在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几次大规模战斗，但最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这样，“9·18事变”爆发4个月之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被沦陷了。
虽然日本的军事传统一贯采取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变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瞒住中国军队的眼睛，“9·18事变”之前几个月，当地驻军不断发出日军可能异动的警报。
可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相反一再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同时把30万军队调往江西，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3次围剿。蒋于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批判蒋为“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
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见1932年1月21?D23日上海《时世新报》)
向国联呼吁干涉的外交活动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因为在中国不做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列强都不希望得罪日本。
苏联虽然收容了大量退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但公开政策还是宣布严守中立。而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日本干涉军，结果7000多中国军民被杀害，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
无数悲惨的事实证明，面对外敌侵略，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外交必然破产，如同一个赤身裸体人落到狼群中。周恩来总理谈到蒋介石时说：“我们看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
“9·18事变”爆发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
总体上，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的。但是在“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处于劣势情况下，只要有坚强的组织、正确的作战指挥，中国军队也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就在蒋介石发表“3日亡国论”之后17天，蔡廷锴将军指挥的19路军就违抗蒋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奋起反击日军，奋战30多天，这说明中国军队是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的。
火力强和火力弱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打的问题。以30万东北军的实力，完全可以采用主力军的运动战结合民众的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东北人民曾经组织起大量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因为得不到正面战场主力军的援助而失败。抗美援朝初期，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25万左右，1950年中、美军队之间的火力差距远远大于1931年中、日军队之间的差距。
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东北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共产党、广东、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顾大局的反对势力，也会由于抗战一方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而陷入孤立，最终加速其失败。比如1950年中国境内有国民党残匪170万，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这些残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捍卫整个民族生存与安全的能力。
无论从人力、物力、军队、民心、士气等各方面看，中国在1931年，是完全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灭亡中国呢？实际上，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例如1931年日本军费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9·18事变”时，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1932年“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1930年由于滨口内阁压缩海军军费，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限制日本海军规模，因此日本海军杀死了滨口幸雄首相。1932年“5·15兵变”，日本陆军杀死犬养毅首相。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军阀对战争经费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的“2·26兵变”中藏相高桥是清被作为“国贼”乱枪打死。1930年到1937年间，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杀。
政治动荡的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9·18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使日本财阀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掠夺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准备。
“9·18”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场赌博。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支持了日本以后进行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本军费增加到32.7亿日元，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7倍，步枪生产增长了10.8倍，机枪增长了3.2倍，火炮增长4.3倍，飞机增长2.8倍，坦克增长38.9倍,汽车增长20倍。这时日本才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能力。
关于侵略东北三省与侵略全中国的关系，《田中奏折》里说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假如日本从华东方向侵略中国，那么日本就无法夺取足够的铁、煤炭等战争物资。日本的扩张战略带有强烈的赌徒色彩，它必须把本钱和一次赌博赢到的钱全部压上去，进行下一次更大的赌博，只要一次输掉了，它就只有倾家荡产，退回最初的起点。
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3日亡国，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
(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尝失。假如芬兰也采取不抵抗主义，那么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芬兰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战越强。内因反面，国家可以更紧密的团结，调整投资和建设方向，从实战经验中检验平时建设的得失。军队也可以从战争中得到锻炼。外因方面，弱国对抗强敌，争取国际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胜仗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几个胜仗才有外来援助。如抗日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得到美国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强。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苏联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41年12月苏德战争莫斯科大反攻胜利之后，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毕竟谁也不愿意投资给失败者。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抗。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9·18”以后的每次民族危机中，中华民族都曾经站在光明与黑暗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已经知道不抵抗主义和消极防御是一条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黑暗道路，那么光明的道路是什么呢？
这就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和平时建设和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战争时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使战火危及国土。
在现代条件下，虽然敌方飞机和导弹等先进兵器打击范围很远，但我方也同样可以用远程打击兵器威慑敌方基地和本土，最终同样达到保护国土的目的。
“我们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战略方针，我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邓小平。(完)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2293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