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也就是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构成刘少奇冤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他在1949年的“天津讲话”，即他的“剥削有功”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9年，我国的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26.3%，国营零售商业1950年也只占23.2%，作为长期从事白区城市工作党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认为当时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
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他又说，“用商业的办法即经济竞争的办法战胜资本家，成为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手段。”这个思想，被融会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作为我党工作重点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城市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
北平天津解放后，刘少奇以女婿的身份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王光英送给他一条围巾，也介绍了天津工商界的基本情况。
1946年国共和谈，王光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英语翻译。1947年谈判破裂，党把她送到延安。1948年8月21日，她与刘少奇在西柏坡结婚。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央五大书记住在香山，刘少奇住在离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到了香山，王光美心情很激动，终于在北平有自己的家了。当时她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很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但中央的住地要保密，只得忍住了。不过，她和少奇同志到达北京的消息，她的上级叶剑英专门派人通知了王家。
当时，五大书记的分工非常明确，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交往，协商政协人事安排；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朱德主要分管人民团体，出席此类会议；任弼时主要养病，兼管土改工作；刘少奇指导城市接收工作。
一天晚上散步，毛主席来到刘少奇住处，对刘少奇说：少奇啊，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哟，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明确的，可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个面都包括了两方。这里，不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关系。4个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要到天津去，刘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
这是一个晴天，刘少奇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刘少奇进得门来，称呼二老后，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这些年不容易啊！
二老知道刘少奇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居北平，教育子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地下工作者。
刘少奇坐下来，抽出一支前门烟，与王光英交谈。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刘少奇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 刘少奇听着，微笑着说，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应当怎么搞……刘少奇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共产”，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刘少奇认真地听着，对王光英说，你回天津后要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
半月之后，刘少奇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天津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人口200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刘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确：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为此，刘少奇偕同龚饮冰、卢绪章、张文松、正光美、吴振英等，匆匆赶往天津。
在天津市的干部(主要是工会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对于资本家的继续存在，当时有的工人想不通，说，既然我们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说，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
刘少奇此行，还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帮助他们消除疑虑。
4月21日，他来到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的情况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4月23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他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销往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他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的工厂在管理上的文明、先进。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
“天津讲话”波澜骤起，高岗掀起倒刘恶浪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
刘少奇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老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 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工商业者打消了顾虑，企业关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前一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万人率先大游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心中的威望。这次讲话的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尽管讲话中某些言辞矫枉过正，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毛泽东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毛主席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16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
刘少奇结束天津之行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长邹大鹏看到了刘少奇的讲话，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比如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当时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干部有权越级向党中央反映存在的紧急问题。于是，邹大鹏写信给刘少奇，反映东北存在的问题。
刘少奇接信后作出了迅速的反应。5月31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中，把他在天津发现的“左”倾错误———“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作了介绍。
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只是华北有，东北也有，批评东北局提出“消灭资本家”是“左”倾错误，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由毛泽东起草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由于刘少奇批评了东北局，而自称“东北王”的高岗感觉自己是陕甘宁的正宗革命派，而且后来位尊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哪服得了第二副主席刘少奇向他公开提出批评。他非但不接受批评，还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摘抄下来，抓住个别言辞不妥的“小辫子”，广为散发，企图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
1952年，高岗调入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谓实权在握，炙手可热，但他不愿意位居刘少奇之下，又把刘少奇的 “天津讲话”翻了出来，利用自己把持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批判薄一波在税收工作的失误为名，又掀起了倒刘恶浪。之后，高岗又南下杭州、广州游说，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欲掀倒刘少奇。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在与各大军区负责人的讲话中，表彰了刘少奇。他说，少奇同志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摘宗派的人。高岗还企图拉拢邓小平、陈云一块来掀掉刘少奇。高岗找到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在天津讲出这种“剥削有功”的话来。邓小平问答他：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种地位不适当！高岗找陈云说得更露骨，把刘摘掉，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陈云没有搭理他。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主题是揭露高岗反党阴谋。邓小平在会上批驳了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污蔑，他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文革”中，“天津讲话”让刘少奇罹祸，造反派给刘少奇的“定性”是“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