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吴这事儿想到的

我去买买提看了一下，很多讨论，很大的篇幅讨论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弯曲的对比。因为这次事件的另一方之一是公司的CEO，一个算是成功的印度人。很多人一直都在骂印度人，大概算是买买提上一个重要话题。

普遍的说法，弯曲的印度人比中国人混得好，很多人在网上为中国人鸣不平。弯曲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特别多，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来的一些读书好的人。90年代中的时候看到统计数据，美国H1B工作签证有41%为印度人持有，那时候中国人只拿到此种签证的百分之十几。印度人在这里显得势力壮大，也不足为奇。当时居住的一幢公寓楼里，印度人十之八九，中国人则很少。那时候觉得那些邻居都很平和友好。

后来弯曲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有不少发迹的，一次坐同事的车路过一个高价住宅区，被告知那条街叫做IC大街，原以为是集成电路从业者的意思，经点拨才知道，那里住的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IC是两国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其实两国人里，都有不少成功人士。

从我自己工作的经验来看，还真是在印度人手下工作过两回，第一次是印度老板开的公司，我认识其中一个合伙人的以色列人，就去了。没几天，公司就被卖掉了。产品刚有个雏形，就高价卖出，手腕不输华尔街。当时圣荷西的水晶报上的评论说：如果他们真的是卖了这个价钱，那是偷来的。好在我的顶头上司是个美国人，合作的同事也有几个非常好的美国人，所以那次经历还不错。我只能说，公司卖个好价钱，对公司里的人都是好事，就算跟着个土匪头子干了几年吧。我们那个项目挺好，我一直觉得应该继续干下去，但是老板一旦个人手上拿到了钱，就不干了，项目的结果弄得很糟。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老板这事儿干得很不专业，跟我所知道的一些不够专业的中国老板的路子没什么两样，都是做的车站码头的生意，一槌子买卖，没什么长远眼光和打算。都属于做不大的类型。

后来我又去了另一家小公司，也是印度人开的，其中一个合伙人R是我上一家公司的印度同事，因为认识了，就顺势加入。这家小公司做得不好，是给一个大公司做小老婆。大公司四处安插很多这种小老婆，哪个能生儿子，就转正，在硅谷这种风气很盛行。小公司的印度老板倍感压力，常常紧张兮兮地看着手下的人。

大公司一方面想利用小公司的热情和速度，另一方面又不想给小公司太多的好处，本来说好了让我们做得事情，他们哪天自己突然发现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就赶紧撤回，只扔骨头给这些小公司做，肉都留给自己吃。那段时间我原来工作的那家公司还有些收尾的工作要做，跟我说，能帮他们一把就帮一把。我答应了，就花了一些周末的时间帮他们做了。这边的事儿也因为大公司的出尔反尔，总是达不成协议，进度不快。做了一段时间，我想辞职回家休息，孩子们还小，我也累了。辞职报告交上去，我跟老板一起计划了交接工作的程序。从那天开始，每天跟公司其他工程师一起切磋我要交待的工作，到我离开公司那天正好交接完毕。到了我预计离开公司的倒数第二天，老板们突然表情很严肃，我也没当回事儿，知道当天就能把事儿都交待完，最后一天没什么事儿可干，可以跟同事聊聊天儿。

那天老板们就守在会议室门口，等着我们的交接会结束。会议结束的时候，其他人都被放出去，我一个人被堵在里面，大老板CEO要跟我谈话。他一上来就说，我的工作到今天就结束了，明天不用来了。接下来说，我这些天为前一家公司干活，影响了在这里的工作进度，特别是我不加班，自己回家干私活挣外快，把自己的工作留给别人干，很不地道。

我有点儿懵。帮前一家公司干活儿的事儿，我跟公司合伙人R说过，因为我们都从那里出来，那个产品是我们共同的产品，如果他也是个热爱自己职业的工程师，也会视自己的产品为己出，需要帮忙的时候，不会袖手旁观。本着这种理解我告诉了他，是有点儿义气的意思：咱那孩子我还牵挂着呢。没想到他没这个气量，到最后分手的时候跟我盘算。

在本公司干活儿的事儿，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个模块，硬件设计的总工程师犯了两个严重错误，被我纠正了。一同工作的印度女孩儿告诉我，这种时候就要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成绩。那个总工也是我以前的同事。我跟那女孩儿说，芯片回来不work，我们每个人都没饭吃，用不着让人难受，我下次错了，他也担待一下就好了。而那个汇报我回家让他帮我干活儿的同事，大概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另一个印度人。

我跟他关系还不错，一起出去吃午饭，讨论中国和印度的种种社会问题，民主政治什么的，没少聊。有一天很晚了，要检查一个联调的结果，他主动说，你先回去吧，我看一下模拟的结果明天再说。这是唯一一次有人提出让我先走，其他的时候，但凡有需要，即便我在家休假，有电话来，我都会马上去公司。那时候我根本不把工作当负担，就觉得是天天在那儿玩儿电子游戏，就跟现在上网一样。我就揣摸，若是这个汇报不能给他带来一点儿利益，他断然不会这样做，可是做了之后，又能带来多少利益呢，在同一家小公司工作，所有人的利益都绑在一个产品上，打小报告这种低级快感你也追求？

当时还真没想过种族之间的区别与分类，现在在网上看多了，才感觉到，平均水平来说，印度人的小心眼儿，背后说坏话，自私自利，还是比中国人严重得多。尽管我一个妇道人家，没有在公司里往上攀登的野心，连工作都打算不干了，就要抬腿走人了，突然被人背后捅一刀，再当面委屈一把，我也还是怒从心中起，恶从胆边生。听罢那CEO的指责，我“啪”的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厉声问道：谁说我把工作扔给别人，就自己回家了，你把他叫到这里来跟我说清楚。那老板大概也没有预料到我这么大反应。当时小公司租的地盘小，会议室的隔音效果也不好，（就在老吴他们公司附近），我这一巴掌下去，外面的人其实是听得见的，我一半儿说给老板听，一半儿说给我隔壁那个同事听。

趁着老板愣神儿，我打开会议室的门，甩下老板，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收拾东西。邻居听到了我和老板的争吵，目不斜视地听我收拾家当。

秘书又来的时候，我已经有些哆嗦，她让我再去会议室一趟。这次我以前的同事，公司另一个合伙人R也在场，他们说跟我交待最后的手续。我说有什么文件给我签，就拿给我签吧。CEO弄得像审判罪犯一样厉声说：你如果把我们的技术泄露出去，我们不会饶了你。我心中一苦笑：就你自己觉得这里面有技术，我看到的全是bug。我忍住轻蔑说：放心好了，这事儿不会发生的。

迈出公司大门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落了泪。在门口碰上一个从外面回来的同事，安慰我：不值得跟他们这么难过。没多久这个同事也辞去了工作，还有那个印度女孩儿，也辞掉了工作。那是02年，工作机会不多，每个辞掉工作的人，都在街上晃了三四个月，才又找到新的工作。

第二年，我搬家之后在市图书馆碰到了那个公司合伙人兼前同事R。跟公司不欢而散之后，一年多没见过他，觉得有些突然。我还是主动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把家搬到了这个城市，我们还是有些共同点。问及各自工作的情况，我说自己找了个很远的工作，他自嘲地说他自己还是做以前那些琐事，却不是很敢跟我多说话，也不笑。

不知道那件冲突之后，他的思想上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对中国人的看法，对我的看法，对自己经营一家企业的看法是否在那次冲突之后发生了变化。我其实想得不多，只是把那件事儿看成一个特例。应该说当时合伙开公司的两个印度人都是不错的工程师，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成绩，但是办公司管理一帮工程师不是他们的特长，仅仅是看到很多人办公司，就忍不住去办了，手下工程师不开心的事儿弄了一箩筐。又过了一年或者两年，他们也没能做出新的成绩，养他们的大公司就把他们关掉了。

这种起伏在硅谷大概很常见，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冲突也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屡屡发生。这次看到老吴的案件和网上诸多的评论，才想起来这些老事儿。心理挺感慨的。要是老吴像我当初一样拍拍桌子，骂骂老板，手上有点儿积蓄，年轻十岁，事情也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

如今我也做不到手上有点儿积蓄和年轻十岁了，所以也要想一想下一步的退路。记得那时候一个大学同学的妈妈在大学教书，说起文革学校不开课的年月，她的一句话让我记了这么多年，她说：我那时候就想，就算没有大学了，没有教书这个行当了，我有两个儿子，给他们剃头慢慢就掌握了剃头的技术，我就是去给人剃头，也能养活这俩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