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浚与杨永泰、黄绍竑?
魏元晋
何成浚(湖北省随县人)在历史上的历次军阀反蒋内战中，多为蒋介石奔走，分化收买对方的军队，每每使蒋转危为安，战胜对方。由于何有一套拉拢非蒋杂牌军队的手段，每自誉为“杂牌军的领袖”。何在这方面确实为蒋介石立功不小。但在当时，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总是勾心斗角互为防范的。因之，1933年后，蒋任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时，却不让其兼主鄂政，而任张群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何以此为憾，并与张发生矛盾。但张群处事圆滑，善于做官，凡用人行政均请示蒋介石，不自作主张，极得蒋的信任。张对何亦尽敷衍之能事，何对张也无可奈何，相处数年亦渐安之。及杨永泰继张群任湖北省主席，杨好大喜功，想急于有所表现，一反张群之作风，因此与何之间的明争暗斗层出不穷。及杨永泰被刺出缺后，黄绍竑由浙调鄂，何成浚初则一再设法拒黄来鄂，想保徐源泉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未成功。黄来鄂后，何、黄势必相互掣肘。现就我亲身经历，把他们主鄂之争记述如后。
一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湖北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军事必争之地，军阀内战，湖北每当其冲，因此枪枝弹药流散到湖北各县颇多，这些武器为各地地主豪绅所集中，遂组织地方武力，自当团总，就地自征捐税，鱼肉乡里，藉以自肥。其后逐渐改编为保安队，由各县在田赋附加了所谓“亩捐”的收入发给伙食饷项。在青黄不接亩捐征收不起来时，县政府、县财委会，县粮柜应付保安队的给养，则由粮柜将征收亩捐而未征起的“串票”(串票是粮柜向各田户征收亩捐的收据)，照串票应收的钱数抵作现款交给保安队，保安队则派士兵持枪到各乡村坐收，不但按串票所开之数收款，而且加以“草鞋费”等等繁苛名目的勒索，搞得农村鸡犬不宁，受害最大者为贫苦农民。
二
1933年，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杨永泰推荐其亲信南昌行营秘书卢铸(号滇生，江西南昌人)为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卢就职后为了不辜负杨永泰的期望，本着杨所嘱抓武装，与张群商讨，整顿湖北省的保安团队，并选定了从抓保安经费的经理权作突破口。卢铸认为要打破保安团队的地域观念，首先要统管保安经费，不能任其地方自筹。所以重新规定“亩捐”为专款，各县政府不得挪用，违者议处。同时由张群提出交省务会议，并呈报蒋介石，成立湖北省保安经费管理委员会，在各专区的专员公署所在地，设立区保安经费管理的“分经理处”，专区所辖的各县保安团队的饷项，统由专区分经理处直接发放，不得在各县坐支。这样将分散在各县的保安经费的经理权集中到各专区，为将来由省统一集中作好准备，也为他日调动保安团队统一整训打下了基础。
湖北省保安经费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以湖北人耿伯钊为主任委员，委员会设在湖北省政府内。各专区的分经理处主任郑呈翰(号楚僧，江西人，刘寿朋的姐夫)、徐味冰(湖北人，特务分子)等多半是由卢铸推荐的。
各专区分经理处成立后，各县的“亩捐”复由各县的粮柜派粮差，连同田赋一起征收。由于粮差注重田赋，对田赋附加的“亩捐’并不特别重视，因此“亩捐”征起困难，各县不能按月将“亩捐”上缴到专区保安经费分经理处。因之，保安团队的饷项无法保证，又无其他来源，无法应付。每当保安团队催要给养紧急之时，各分经理处的主任们只得下到各县向粮柜的经征主任们要“亩捐串票”，将串票裁下当现金给与驻在当地的团队，团队又复派其士兵持枪下乡按户坐索，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不少农户为此破家。因此各县农民恨保安团队甚于土匪。
三
1936年春，新政学系头子杨永泰继张群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卢铸仍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秘书长。这时，福建省第七行政区专员秦振夫想调到湖北来，因我是秦的秘书，秦就派我来武昌见其盟兄卢铸，想托卢向杨永泰进言。
其时，杨永泰鉴于张群时期所成立的湖北省保安经费管理委员会，非但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造成人民对省府怨恨。因此决议将有名无实的湖北省保安经费管理委员会裁撤，另行成立一个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将保安经费经理权集中于省，由省统收统付。并通令全省各专区、县、保安团队等，严禁保安团队自派枪兵下乡征收“亩捐”，如敢故违，从严惩办。以此来收买人心而平民愤。杨敢于采此措施，是仗恃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能够用压力使湖北省财政厅长贾士毅(号果伯，江苏宜兴人)在保安经费收不起时，不敢不垫款。其意图在于将经理权集中于省后，可以切实掌握各保安团队官兵人数，并逐步将各团调省整训，成为省主席的实力。
杨永泰深为何成浚所忌。所以在杨呈请蒋介石成立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时，何成浚向蒋介石力保范熙绩，但杨暗中却布置总经理处用人行政之实权完全操诸卢铸之手，使范徒负虚名成为傀儡。因之，从保安经费总经理处成立到裁撤整个期间，范未到处中一次，使何成浚想掣杨永泰之肘的企图全部落空。
我到武昌见到卢铸时，卢开门见山就说：“公孟兄(我的号）来得正好，不必回秦振夫那里了，请帮我的忙，任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收支科科长好了。”他又说：“杨主席想在湖北大刀阔斧地干一下，将全省保安团队整编训练，使其成为真正具有战斗力量的队伍，因此必须将保安经费的收支集中来省，已得‘省座’同意，成立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何成浚保范熙绩任处长，杨主席不愿大权旁落，将该处的用人行政权交我主持，秘书兼粮服科科长我已约了刘寿朋兄的姐夫郑呈翰担任，收支科更需要自己人掌握。”我就是这样留鄂任保安经费总经处第一科(收支科)科长的。
1936年4月底，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成立，在湖北省政府内办公，处下设秘书室、视察室、第一科、第二科。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刘寿朋的姐夫郑呈翰为秘书，兼第二科科长(第二科主管粮秣、服装、截旷等工作)，以贺国光之侄为助理秘书。以我(魏元晋)为第一科科长(主管收支工作)，第一科设财务股，以杨永泰的内侄李明宣为股长。视察室以贺敬、耿佛堇(耿伯钊之子，留日学生)、曾繁鸿等六人为视察。对外文稿每天由秘书郑呈翰亲送卢铸亲自批阅画行，其不可公开者则由卢铸面授机宜处理一切。范熙绩只担负处长虚名，做个拿钱不办事的傀儡。
四
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成立后，为了彻底掌握保安各团内部情况，一方面由杨永泰接见各保安团团长，另一方面逐渐调换团部军需，并限期造送全团官兵名册，如不造送名册，则不发饷。因此，各团不得不在限期内造册送来。
保安经费总经理处收到各团的名册后，即派视察们携带名册到各保安团的营、连部点名发饷，保安团官兵的单衣、棉衣，亦按册点名发放。在亩捐收解不足时，杨永泰以主席的身份，命令湖北财政厅长贾士毅先行筹垫，贾善于“做官”拍马，无不遵命垫付。因此各保安团均能按月饷项不缺，官兵服装亦能及时发放，改变了从前叫花子的装束。杨永泰又以充实保安团的实力，减轻军队维持治安的负担为理由，向蒋介石请领各种武器。由于杨在鄂既照顾了士兵的最低生活，又补充了武器，使保安团队逐渐减少了以前专一依靠本地不愿外调的地域观念和思想作风，从而达到逐团调省轮训的可能。
五
湖北省共有十五个保安团，第一、二、三团的粮饷装备，均由何成浚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直接发放，其服装、武器、待遇均比其他各团为优，战斗力也不弱于杂牌正规军。他们长驻在武汉附近，当然是何成浚的一部分实力。何以其亲信、黄埔军校学生阮齐当一团长兼顾其他两团，阮齐也以这种特殊关系，只服从何成浚的指挥(1937年冬何成浚继黄绍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以阮齐为湖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他们对杨永泰只是表面敷衍，对其命令也是阳奉阴违。因之使杨永泰感到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失，欲调换人，因他们有何做靠山，且饷项省府又管不了，这就加深了与何成浚的矛盾。何成浚本以为有功于蒋介石，湖北省又是自己的家乡，省主席应该由自己兼，或由其推荐人担任。张群、杨永泰来主鄂政，是蒋介石亲自任命，何只敢怒不敢言。今见杨永泰对湖北的保安团整训拉拢，想收为己有，当然眼红憎恨，遂亦以武汉行营主任和号称“杂牌军队领袖”的双重身份，对十二个保安团竭力拉拢，与杨明争暗斗，两人意见更深。杨永泰受到何成浚的阻碍，对保安团长不便更换，想将保安团收为个人实力的计划不能顺利实施，感到在湖北不能够放手做事而苦闷。“六一”事变，余汉谋投蒋介石倒陈济棠时，杨永泰曾为此飞往庐山见蒋献策(杨永泰自从与熊式辉同乘飞机受伤后，怕坐飞机，此次为了策划倒陈争取时间乘专机赴浔)，自以为有功于蒋，也帮了余汉谋的忙，很想调任广东省主席，离开湖北。当时，杨永泰知我和徐景唐(余汉谋的秘书长)、李煦寰有关系，派其内侄李汝隆(省府总务科股长)、李明宣(我科的股长)二人于星期六来找我，拟派我同李汝隆一同赴广州为他活动，并约我于下星期一到杨“主席官邸”谈话。星期天，杨永泰要汉口市长吴国桢通知驻汉口的美国领事，他要到美国领事处吃午饭，饭后杨又在吴国桢家小睡，至下午四时许乘武汉轮渡由汉口过江，在江汉关码头下台阶时被刺，当天即死于汉口日本同仁医院。
六
杨永泰死后，南京方面原拟湖北省民政厅长孟广澎代理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为了想保徐源泉任湖北省主席，知杨永泰死后卢铸不可能当主席，因此力保卢铸以省政府秘书长的资格代理省政府主席，以便从容为徐源泉设法，同时也可利用卢铸为他效力。后蒋介石不允徐源泉主鄂，调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来湖北任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尚未来鄂，“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何成浚认为蒋不能生还，组织了湖北请愿团赴南京拒绝黄绍竑来湖北就主席职。同时何成浚又与何应钦、何键(湖南省主席)等谋划扩张势力，保徐源泉为湖北省主席。12月25日晨，汉口市长吴国桢约我一同到机场送何成浚和徐源泉去南京(“西安事变”后，徐景唐来信告我余汉谋己派李煦寰赴南京联络何应钦，要我以第四路军总司令参议的名义，代表广东联络何成浚)。何、徐飞抵南京时，正值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何成浚不得不硬起头皮往见蒋介石，碰了蒋的钉子，铩羽而归，虽然不好再公开出面拒绝黄绍竑来鄂，但是也不甘心让黄绍竑平安地做下去。此时策士们为何献计，即通过卢铸，利用保安经费发不出，使保安士兵无饭吃，逼其变乱，藉以赶走黄绍竑，达到鄂人治鄂，以徐源泉继任。
卢铸代理省主席时，财政厅长贾士毅已一再向卢表示，财厅此后实在无力再为保安团队的饷项垫款，请卢预为计划，以免临时应付不来。当时正是秋收之后，征收田赋亩捐尚无困难，不用求人。因此，卢铸未再向贾商请其继续帮忙。卢也知道贾士毅圆滑，即商请也不会发生效果，但想到来春农村青黄不接之时，亩捐征收无望，无法渡过难关，且杨永泰已死，掌握保安经费的经理权已非必要。卢铸急欲脱身，不再负总经理处的实在责任，想交回范熙绩亲自到处处理一切行政，曾约范谈，言自兼代主席后，内外事务繁多，精力有限，已不能再顾及保安经费总经理处，请范对总经理处完全负责。范经考虑后，亦表示自己对财政无办法，在亩捐收不上来时，不能看着保安团的士兵饿饭，卢不管总经理处时，他亦辞职，绝对不到总经理处负责。在此情形下，卢铸即与贾士毅密商，拟将保安经费总经理处裁撤，以第一科所管的收支工作拨归财厅，第二科服装粮秣工作拨归保安处。最初贾士毅怕增加麻烦，又须垫款，不肯接受；后经郑呈翰向贾士毅自告奋勇，说他曾在专区当过分经理处主任，对征收亩捐自有办法，并保证即使在征收的淡月，也可以不增加财厅负担，贾始同意，并内定将来归并设科时，以郑呈翰为科长。及蒋介石由西安被释返南京后，黄绍竑已准备来鄂就任省府主席，因此，卢铸亦不再谈裁并保安经费总经理处事。何成浚从范熙绩方面已知道保安经费困难的一切情况，即议定以保安团队经费无着来驱逐黄绍竑。刘寿朋、卢铸都参与其谋。
1937年春，黄绍竑来湖北就职，除以伍廷飏代替刘寿朋任湖北省建设厅长外，杨永泰时的秘书长卢铸、民政厅长孟广澎、财政厅长贾士毅、教育厅长程其保、保安处长丁炳权均留任。由于刘寿朋去职，更倒向何成浚那边。黄绍竑接事不久，首先由何成浚好友范熙绩辞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的处长，继则由郑呈翰辞总经理处秘书兼第二科科长职，卢铸亦表示对总经理处不再行负责，使总经理处突然成为无人管的状态。黄绍竑初来，对湖北情况不了解，除建设厅长伍廷飏是其亲信外，卢铸等都已倒向何，黄绍竑陷于孤立，对保安经费情况又一无所知。在黄绍竑接到徐景唐贺其就职的电报中曾提起我，黄绍竑当即传见我，接见时问起我保安经费总经理处收支情况及与徐景唐的关系。我即将财厅已多次坚决表示无力垫借款项，在此春季农村青黄不接之时，向农民征收亩捐实困难重重，保安团士兵的饷项已发不出，若再不发，势必造成保安团队哗变，糜烂地方。现在范熙绩处长及郑呈翰秘书相继辞职，处中无人负责，更会影响到全处。黄绍竑又问我在此情况下，有何解决办法，我即将卢铸在代理省主席期间曾与财政厅长贾士毅商量裁撤保安经费总经理处，以收支工作归并财厅，在财厅增设一个科，以粮秣、服装、截旷等工作归并保安处，亦增设一个科的方案，向黄绍竑建议，并申诉这个方案的好处有二：一、收支归并财政厅后，虽保安经费还是独立，专款专用，但在亩捐征解无着之时，财厅由于负有责任，绝不敢不筹发保安队饷项，这样可免保安团士兵闹饷之忧；二、总经理处裁撤归并后，省主席即可免去不必要的操心和牵累。黄绍竑沉思后，同意我的建议，次日黄即在省府行政会议(即省务会议)上提出了裁撤总经理处的问题，并叫我列席了这个会，以备询问。省务会议通过后(除呈报外)，在1937年4月间实行裁并。财政厅增设第四科，专管保安经费收支，下设两股及一个会计、数名视察。黄绍竑指派我任财政厅第四科科长。由于财厅负起保安经费责任，就解决了保安团队的饷项问题，还清了积欠，士兵闹饷哗变自然不会发生，何成浚以此驱黄的计谋就落空了。
1937年“八·一三”抗战军兴后，黄绍竑经常受命到河南、山西、河北前线，时往时返，其省主席职务，在其离职期间，则由秘书长卢铸代行。何成浚利用黄的离职，一面大谈鄂人治鄂，一面积极筹划倒黄。1937年9月底，蒋介石始允许何成浚继黄绍竑主鄂。何为了提高他组成的省府的威望，拟以湖北的“三杰”严立三(即严重)、石瑛、张难先等为湖北省民政、建设、财政厅长，并请卢铸通知以上三厅准备办理移交手续。这时未提秘书长办交代的问题，卢即向三个厅的厅长示意，他自己认为与何有私交，必定仍会留任，所以对本身移交的问题未作准备。
1937年10月，发表何成浚为湖北省主席(黄绍竑重回浙江主持省政)。由于张难先不就财政厅长，贾士毅通过孔祥熙的关系，仍然留任财政厅长，严重任民政厅长，石瑛任建设厅长，杨揆一(何成浚的参谋长，湖北人，后当汉奸)为省政府秘书长，阮齐继丁炳权任中将保安处长，卢铸没有下文，连一个空头的省府委员也没给。卢认为太丢面子，遂大骂何。何就职后即将黄绍竑所委派的汉口统税局长李立民(从浙江带来)撤职，并交法院拘捕。委财政厅秘书夏赋初(湖北人)继任，刘寿朋亦无下文。何成浚与政学系在湖北的斗争，至此才告结束。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