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巴哈德(Ram Bahadur)邀请我到他父母家晚餐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他父母家在理普岗(RipGaun)村，从我们医院上坡需走十五分钟。拉姆不住在父母家，但每次请客都选在这里。当我问他这样是否会大大添加老人们的负担，他却回答：“一点不麻烦。”不管怎样，我私下为老人家的负担减轻而庆幸，因为拉姆另邀请的两家今夜不能来了。
离我们医院最近的这个理普岗村，对现代医药、现代教育，总之一切现代进步，甚少兴趣，更不必说对基督教了。这种对进步变化的抵触情绪，部分原因无疑由于拉姆．巴哈德的父亲(今晚晚餐的东道主)这位理普岗村主要巫医的影响。拉姆是这位巫医的长子，按一般风习已定为他父亲的当然继承人。拉姆的弟弟哥佩尔 (Gopal)读完了安普琵琶尔教会学校的十年级，现在成了战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旨在对尼泊尔现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造反，最后要掀起一场全面性的革命。而我们安普琵琶尔教会医院也是它的主要战斗目标之一。我们遭到这个年轻鼓动者没完没了的令人头痛的麻烦。由于他在全国宪法公民投票中的捣乱，被当局拘留了两个星期，我们所受的麻烦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而从此以后，这位年轻人的革命热忱也衰退下来。
这晚我到他们家时，拉姆．巴哈德还未回家，但他母亲热情地欢迎我来，在门廊铺上草席，让我坐下。这位巫医父亲从邻近的一块菜地回来，向我微微点了下头，在草席上靠我坐下。这些年来我们间的关系颇为紧张，一方面由于他的小儿子的偏激行为；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巫医行业经常和我们医院的医疗作业矛盾；使他的一些病人转移到我们这里。不过今晚，虽不能说完全友好，至少对我保持生硬的礼貌。我们不久泛泛地交谈起来，渐渐涉及有关他们的生活和有关我们生活中的事物。
不觉谈了一个半钟头，拉姆．巴哈德还没回来。是否他忘了今晚请客？这时，他的一位妹妹从山路上蹦跳着跑回来报信，说拉姆正和一班年轻人聚会，马上就回来。由于饭菜已经齐备，拉姆父亲就请我进屋就餐，给我进上一锡盘的米饭，外加四小碗菜肴，包括辣味蔬菜，特别是专为宴客而准备的碎切小羊肉、腱、连皮带骨，用鲜美的酱搅拌在一起。在尼泊尔人家中作客，客人得先吃，家中主人们在旁陪候，注视客人盘碗中的饭菜不断添加，这比伺候一位公主的正餐更为“要命”：你会觉得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不是“觉”得，而是“实打实招”！
等我吃完，屋外已经黑了，室内只凭一盏小酒精灯和室中地上凹处的柴火余烬勉强照明这间15平方英尺的楼底地面，而楼上是粗劣的顶棚，上面储藏着家用的粮食和来年的种子。顶棚由不规则的木板条架在粗糙的梁木上构成，已被无数次的火烟熏得漆黑，倒也顺便防止了白蚁的侵犯。
即使在正午，室内也是阴暗的。除了从狭窄的门口透进一点光，另一光源就靠门廊矮屋顶下开的一扇由密口的木格子隔挡着的小窗。我们都是席地而坐。室内没有什么家具----没有桌、椅、凳、碗柜、壁橱、床，泥墙上也没有画片。几捆卷着准备睡觉用的草席竖立在一个屋角里。两个装粪土用的残旧的筐子和一个新一点的筐子放在另一个屋角，那是用来从十分钟路远的泉水装水回来用的；旁边放着几卷家造的绳索，用来牵拴山羊和水牛的。一堆堆的草秸和未脱粒的小米散放在各处。除了一个大铜锅之外，所有的锅、盘、玻璃杯都派上了用场。只看到一个大勺和一个刮勺。我们各人只能用手指抓着吃。
靠近门口的地上是几本属于两个女儿的撕破的学校读本。两个女孩在客人吃完后已开始进餐，她们敏捷地将饭搓成球状的团子往嘴里塞，一粒也不掉地。我在这方面的技术只好甘拜下风。我揉成的团子，总要掉下饭粒，必得将掉下的再搓成小的。
自从来此已经过了两个半小时。除了拉姆的母亲外，我们全都吃完。她像尼泊尔所有家庭主妇一样，总是最后就餐。拉姆还未回家。谈话已经有点踟躇难前。我在沉思有关这个中上阶级家庭的如此节俭的问题。我纳闷为何连这样一个理普岗主要巫医的生活也不比他最穷的邻居们过得更舒服。是不是他的巫医行业由于我们医院的来到而遭受损失？也许不是为此。大多数尼泊尔村民只把他们的资金投在土地和牲畜上，而不花在享受上。这个巫医的生活情况也证实这一点。
当我不安地开始对比这座不事修饰的房子和我们居住的传教队的房子时，从屋外暗处传来越来越大的声音，原来有人开着晶体管收音机越走越近，不，这不是收音机，这是磁带录音机。录音带中说话者的声音越来越大，连整个村子都听得见。于是我听出了这是个男子的声音，他正在朗读一段圣经----保罗的《提摩太前书》，这是用尼泊尔语译的系列新约磁带之一。开着最大的声音一直走到门口，走进来拉姆．巴哈德，手提着那部我们借给他的录音机。他似乎很高兴看见我，坐下一边吃一边轻松愉快地谈话，好像他只迟到了三分钟，而不是让我们傻等他三个小时。他说今晚的青年聚会到了二三十人，大唱其诗歌，大叙其友情，大蒙神的赐福。他父母对他的这番兴高采烈似乎司空见惯。他的妹妹们接过录音机，继续放送，放完《提摩太后书》，一直到《提多书》，使我们不可能继续谈下去。录音机继续放送到《腓立门书》。我想这是该告辞的时候了，比我预计的时间整整多呆了两个小时。因为拉姆的住处靠近医院，他就和我一路同行。当我们走时，《腓立门书》的朗读声仍在星空回荡。
当我俩走着时，我回想起十二年前我和辛西亚刚到安普琵琶尔初次遇见拉姆．巴哈德的情景。那时我们在着手建造一座花园，但对园艺完全外行，就雇请拉姆做我们的园艺匠。不多久我们就懊悔这个选择。真难想像还有任何人会比他更不懂园艺，或甚至更不适合这类体力劳动。
当辛西亚请他挖一个三尺见方的洞准备种一棵无花果树时，他第一次漏出了马脚；他足足花了两小时才挖成了一个洞，这个洞妙得只能埋下一个半瘪气的排球。接着还出了其他洋相，使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他是我们所遇见过的最懒惰最迟钝的人，他根本不懂园艺，哪怕至少任何一种花匠的活。我们连续几个星期对拉姆表示歉意：只怪我们的尼泊尔话太糟糕，以致难以沟通，园地贫瘠多石，工具太差等，不得不请他另谋高就。虽然他对此有礼貌地欣然同意，但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也未见丝毫改进。
很幸运，对拉姆的辞退未引起不好的反响，尽管后来才知道他是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巫医的儿子。尼泊尔乡间的人们对于丧失工作(炒鱿鱼)可难以忍受，尤其是当前活儿不好找的时候。这种丢面子的事常会引起报复行动，诸如切断传教队的水管、电线或将泥土和石子丢进蓄水塔里。
我和辛西亚第二次遇见拉姆．巴哈德是三年以后，其时他是医院的病人。在几个月内，我们不断听到有关他的古怪行为：他拒绝跟任何人谈话或进食，裸身在村里漫游，常常连续几天不见踪影。村民们不像惯常对精神病人表示体贴和同情，反而对拉姆轻蔑而虐待。小学生们向他扔石子。他更加想深深躲进他被扰乱的“世界 ”，有时藏在丛林里几天不吃东西。他父亲受到邻里的压力，要他和儿子断绝关系将其逐出村外。老人开始对儿子感到绝望和失掉耐心。
但在一个还未天亮的早晨，拉姆忽然来到海仑医生的家里，形容枯槁，张开一双大眼，请求帮助。恰恰海仑不在家，爱玲娜．诺克斯(Eleanor Knox)医生不认识拉姆，也不清楚他的问题，就把他送到医院，请当值的医生收留。当班的尼泊尔护士请拉姆在室外暂候，等八点医生来时才能为他看病。也许护士以为拉姆可能喝醉了；也许以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也许她简直不想麻烦医生看视他。不管怎样，拉姆不辞而别，再不回来。
当辛西亚听到爱玲娜医生有关一个清早来看病后来又不辞而别的人时，立刻明白他是谁。几天都不见他的踪影。终于他在一个晚上来到他父亲家，几乎寸步难行。家人让他睡在门廊窄的那一头，那里拴着山羊；他不吃不说，一天一天衰弱下去。
他回到他父亲家一星期后，我们才知道。辛西亚和爱玲娜医生(后者对精神病有经验)决定上理普岗村去看望他。她们发现他躺在阴暗的角落里，头发蓬松、语无伦次、骨瘦如柴。征得他父亲同意后，她俩开始和他交谈，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诧异，自前一周那个早晨去看过爱玲娜医生后，他一直不说话，而现在居然开口说话了。
他含糊地说：“我那天早上是去寻求基督教医生们的帮助的。我相信你们的上帝一定能治好我。但后来我怕起来，没一个医生来，我怕村子里的人会来医院找着我，打我，所以，我就逃走了。”
爱玲娜医生问：“你现在还相信上帝能治好你吗？”他回答说，声音微弱几乎听不见：“是的，我相信，我需要他来治好我。”
他显然生命垂危。由于他家似乎不愿采取什么救助他的行动，一个住在他家附近的尼泊尔基督徒自告奋勇愿把他背下山住医院，以便获得正规治疗，必要时，可用胃管为他喂食。当这位基督徒邻居赶到他家时，拉姆忽然变了心不愿去医院了，这位好心的邻居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抱起来搁在肩膀上像半袋米一样，把他背下山去。
我对他的到来颇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已经接收了一个精神病人；而且我们一般不愿接收这种病人，因为即使在一个条件最好的医院里也很难看顾这种病人，何况我们这样一所在尼泊尔山区的人手奇缺忙不过来的小医院。一些精神病人曾打坏门，拧坏电灯，将昂贵的泡沫橡皮床垫撕得粉碎，甚至闹得全院不宁，使得医护人员不能正常工作。有一个可怕的女病人周期性地发作，为了逃避她认为的“苦刑”，而爬上盖着几层锡铁皮的医院屋顶。为了从屋顶上抓住她，简直像老电影里在巴黎的屋顶上警察追贼的惊险场面一样。
然而，辛西亚的同情和受圣灵的启示战胜了我们行政上的一切顾虑，让拉姆住进了两间特别病房的一间。在这种没有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基督徒们轮流来看护他，更重要的事是为他祷告。好些天拉姆的病情没有什么变化。整个教会的外国传教队队员和本地教友，个别地和成批地为他恒切祷告，希望拉姆不仅治好病，而且能认识和敬爱上主，这位上帝是他近日来寄托他垂死挣扎的希望的。
人们可能把他的治疗归功于时间、祷告、医药或上述三者的结合，不管怎样，经过四周的时间，拉姆完全痊愈了。他变成了一个新人，自由自在，侃侃而谈，吃得香甜，深深地感谢和他一起分享神爱的基督教友们。在他出院的那一天，辛西亚在他病房里和他坐在一起谈到基督耶稣，送给他一本马可福音小册子。末了祝福他要紧跟那道在他病重时照耀他的光，要探索那道光的光源所在。
此后几年我们都没有看到拉姆。听说他最初想参军，但未成功，他就去印度找工作去了。他一去差不多三年。一天他母亲来我们教会参加一次特别聚会，在会上她请求我们为她儿子和她自己祷告：希望儿子写信回家解除她的悬念。一个名叫芭婷尼(Battini)的虔诚尼泊尔信徒，文盲但信仰很坚定，这次碰巧来参加聚会，她和辛西亚一起把拉姆母亲拉到一边特为代祷，希望他免受危害，并希望他即刻写信回家，以免家人悬念。她们也祷告：希望拉姆认识救助他的上主。祷告后，芭婷尼对他母亲说：“现在放心回家吧，你不久就可得到来信。”
几个月过去了，仍无片纸只字音信。辛西亚每次遇见拉姆的家人都感到不安，生怕又一次听到否定的回答。后来有一天，即在芭婷尼和辛西亚为拉姆祷告的四个月后，他母亲忽然接到拉姆的来信，报告他身体健康，并在印度北部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封迟到的信，实际上是四个月前写好投邮的，算起来，正是辛西亚、芭婷尼和他母亲一起代祷的那个星期之内。
在神应许她们为拉姆的代祷后不多久，辛西亚去拜访拉姆的家，才知道他母亲已到有一天路程远的一处著名的印度教神社去进香感恩去了。等他母亲回来后，辛西亚再次到他家去，责备这位巫医和他的妻子不该从一位上主得到赐福，却到另一位“神”那里去谢恩。辛西亚对他们说：“这位曾救了你儿子的上主会高兴你们这样的所作所为吗？”
一年过后，拉姆．巴哈德厌倦了印度北部人口稠密的平原的炎热和忙乱，回到安祥熟悉的喜马拉雅山麓的家乡。他的心情又像病前一样活泼而愉快。由于难以在我们医院找到工作，他就孝顺地在他父亲的田地里干农活，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其时，“校园十字军”(Campus
这次福音研讨会果如教会的祷告，这次有影响的活动使拉姆认识了神而决志请他做个人的救主。他并且获得“校园十字军”的某种异象(vision)和他们的激情。他一回到安普琵琶尔就邀集了一打(十二)邻居的儿童们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会上充满了罕见的福音热忱。其他虽知道我们的祷告会而从未参加的人们在拉姆的鼓动下也突然开始参加了，连他的革命的弟弟哥佩尔也有时到会。
几个月后，拉姆被正式接纳进我们教会的团契，从此以后一直是我们积极有为的成员。由于他没有固定职业的束缚，他能有自由时间组织各项在过去没有人有空干的活动：他乐意从事跑腿、送信、甚至仆役性的服务，只要有人求助，无不应允。他比任何人都充分地利用了教会的传道的录音带，在他的手里，那个录放机很少闲着。
最近，他有效地组织了一个活跃的基督青年组，对整个教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他们的集会参加者很踊跃，集会的时间常常超过预定计划许多小时----准确点说，根本不必计划。其中一次集会刚好和他邀请我们去他父母家晚餐时间重叠，这就是那晚为何迟到三小时的原因。
这仅是拉姆．巴哈德故事的开端。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为了将来的发展，他谈到要去圣经学校学习，以便更有能力向他的家庭及邻居们传布福音。他的宗教热忱具有感染力，他的“异象”传播得愈来愈广，并不因他父母的冷淡以及他弟弟过去的“革命”朋友要揍他的威胁而有所减弱。
拉姆．巴哈德的例子并不是仅有的。在尼泊尔已涌现越来越多像他那样的青年男女。这是许多信徒组织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的果实。他们是新教会的建筑砌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