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从事第三势力活动的前前后后 (上)
程思远
香港，这个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到祖国怀抱。我以耋耋之年，欣逢盛事，尤感振奋，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象征。回顾1949年前后，我曾在香港搞过“第三势力”，饱受教训。以后，执行了党给予的使命，从香港五上北京，两去欧洲，终于促成了李宗仁从海外归来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抚今追昔，颇多感慨：以为一个人犯错误是可能的，问题在能不能及早改正错误，争取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三势力”的由来
李宗仁于1965年7月20日在首都机场发表的《回国声明》中曾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1965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这里专说李宗仁为什么参加所谓“第三势力”运动。此事与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不可分的关系。
陈立夫在他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提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说：“蒋公(想)不得罪任何一位候选人，但是又希望组织部还是把孙科选出来，而孙科这位先生有大少爷派头，他不从事选举活动；李宗仁却有大批人帮他去活动，相形之下，孙科实力太弱。我们已暗中帮助孙科，但是投票的结果，孙科的票数比李宗仁少得多，所以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
但实际情况并不如陈立夫所说的那么简单，国民党到1948年，由于CC到处树敌，一个以反对CC为目标的联合战线已经形成，它的发展经过是这样的：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军委会礼堂举行。这次全会主要是听取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CC在会中开展了一个国民党革新运动，他们把矛头指向政学系，说张群此次包办重庆政协，一切由他向总裁直接报告与请示，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权制，以后党内决策，必须通过中央常会决议。这一运动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无疾而终，但政学系从此恨透了CC派。
1947年7月9日，蒋介石提出了《中央党部团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办法案》，该案遂于9月12日举行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实施。依照党团合并办法，在各省市，党主委由CC派充当，而团负责人只能任副主委。于是地方党务由CC一手独揽，团方人员无可奈何，从而引发了一场黄埔系与CC派之间的激烈争斗。
在1948年3、4月间的副总统竞选运动中，以三青团为核心，联合政学系和朱家骅系，他们为了反对陈立夫，进而帮助李宗仁竞选，当然李宗仁花了一些钱，有大笔款项由程思远交给周天贤经手。
行宪国大落幕后，中统向蒋介石密报，说李宗仁所以当选“副总统”，完全是由于青年团方面的国大代表不服从中央组织部的调度所促成。团方人员闻此消息，又掀起第二次反对CC运动，其表现为反对蒋提名陈立夫为立法院副院长候选人，并支持傅斯年为立法院副院长。
青年团的立委支持傅斯年出来同陈立夫竞选，是贵州立委黄宇人倡议的，他以为：(一)傅斯年在学术界有地位；(二)他在参政会时，反对孔宋甚力；(三)他不是国民党员，地位超然；(四)他是山东人，易于取得华北立委的支持。此一意见，首先取得朱家骅亲信甘家馨的赞同。于是立法院内反对CC的联合阵线开始形成。
5月中，这些立委开始在南京新街口一家银行楼上大客厅举行午餐会，黄宇人致开会词，强调指出行宪伊始，需要改革，以期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政学系的江西立委文群继起发言，指出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理由。刘不同在发言中抨击蒋介石左右腐败无能，以为吾人所以有此运动，是重用新人，伸张正气。
午餐会的费用是由发起人分担的，有一次收费不敷支付，适邱昌渭在座，他说：“我与安乐餐厅业主熟识，由我在帐单签字算了。”次日，主办者派人去安乐餐厅交款，索回那张帐单。但餐厅主人说：“那张帐单找不到了。”过了两天，与军统有关的立委来告诉黄宇人说：“中统已向蒋校长密报，说立法院内反对陈立夫的活动是桂系发动的，并提出邱昌渭签字的那张帐单为证。”
这一次支持傅斯年的活动并不成功，但联合阵线却在困境中得到发展，从而获致第二次联合作战的胜利。
立法院第一会期开会期间，CC立委成立了“革新俱乐部”的小组织，青年团的“新政俱乐部”也应运而生。后者还吸收与吴铁城有关的“民主自由社”和以陆福祥、端木杰等老军人为核心的“一四座谈会”。
1948年11月下旬，翁文灝以金圆券政策失败，引咎辞职，蒋介石决定以立法院长孙科继任行政院长。孙哲生以战局屡败，要成立一个“举党一致”的实力内阁以谋挽救，意思就是延揽陈立夫、吴铁城入阁，以期激励人心。这样一来，立法院正副院长都必需另行选举。初“民主自由社“推吴铁城为立法院长候选人，“新政俱乐部”表示可以支持。但后因孙科坚决要吴当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就不能再竞选立法院长了。
1948年12月中，联合阵线的“新政俱乐部”、“民主自由社”和“一四座谈会”全体立委在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立法院长的提名问题。会上，“民主自由社”的华北籍立委武和轩、祁志厚、范予遂等提出河北立委童冠贤为院长候选人，他们称童在北伐前即参加了国民党，为北平各大学青年同志中进步分子之一。当即决定以童冠贤、刘健群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候选人。12月24日童、刘两人击败中央党部提出的李培基、程天放，当选为院长、副院长。
童冠贤当选为立法院长，在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以后，留在南京支持李宗仁的谋和政策，给予很大的助力。例如李宗仁上台以后，曾于1月27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蒋介石以此一重大决策，未经中央常会决议，亦未与孙科谈过，实属荒谬已极。当示意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造成一国三公的分裂局面。2月1日，李宗仁专机飞上海，挽留孙科内阁由沪返京，没有结果，但童冠贤偕范予遂随李宗仁，表示要在南京复会，与李宗仁同进退，即此一端，就可以显示出童冠贤的政治风格。
二、由“民主自由社”到“自由民主大同盟”
李宗仁不接受国内和平协议，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渡江南下。“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事前曾通知各国使馆南迁，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仍旧留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南京，他指望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克拉克能够同中共中央取得某种事实上的联系。
4月30日，克拉克曾由美使馆顾问何义均陪同飞往桂林，会晤李宗仁，告以美国政府已决定不援蒋，如果李代总统到广州领导政府，应在人事部署上一新国人耳目，才能找到补救的办法。
李宗仁由桂飞粤后，又于5月间与克拉克长谈一次。由何义均担任翻译。克拉克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是实行马歇尔计划，恢复欧洲经济；在亚洲则以援蒋为核心，但要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使中国进入和平建设的时代，因此有马歇尔来华调处的使命。而今看来，前者是成功的，而援蒋则失败了。所以目前美国不援蒋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克拉克希望李宗仁能够摆脱蒋介石的牵制，建立一个新兴的力量。李宗仁表示，此一问题可以从长计议。
何义均是湖南人，40年代初，我在三青团中央团部当服务处长时，他以中央大学教授兼任三青团中大分团主任。当时中大校长是顾孟馀，他不常到，校务由中太教务长童冠贤代行。从而使何义均同顾孟馀、童冠贤两人的关系极其密切。
顾孟馀早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务长，受到李大钊的重视。1924年冬，孙中山为企求中国统一，应邀北上京华，当时李大钊向孙先生提出了一张荐贤名单，第一名就是顾孟馀。孙把名单交给身边的汪精卫。1926年春，顾应汪邀入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全大会，随即被任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成为汪派要角之一，与陈公博齐名。“九·一八”事变后，宁粤酝酿统一，由于顾孟馀的拉拢，促成汪蒋合作，当汪到南京当行政院长，顾孟馀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汪精卫变节降日，陈公博亦下水，独顾孟馀未去，一时颇有清誉，故蒋以中央大学校长的名义来酬庸他。1949年3月初，孙科向李宗仁辞去行政院长职，童冠贤时任李宗仁智囊团首席顾问，力荐顾孟馀组阁。3月9日李曾托范予遂携亲笔函去上海迎顾来京，但顾力辞。3月10日，李宗仁始决定以何应钦当行政院长。所以李宗仁与顾孟馀也有过一段历史关系。
李宗仁与克拉克会谈后，了解到克拉克显然是秉承美国当局的意图，要李宗仁摆脱蒋介石的系统，建立一个新的第三势力组织。于是李宗仁委托童冠贤去问何义均，刺探克拉克的真正意向。何义均答复说，克拉克确有此意。李宗仁对童冠贤表示，他不愿意自己搞什么政治组织，希望顾孟馀先生出来领导。
后来通过童冠贤的穿针引线，顾孟馀应李宗仁之邀，于8月14日从香港来到广州，住沙面陈伯庄家。(陈伯庄是顾孟馀任铁道部长时的沪宁铁路局长)与李宗仁长谈两日，会谈时童冠贤在座。谈话结果，有下面这些结论：
一、由立法院的“民主自由社”、“新政俱乐部”以及其他的立委从新发起一个政团，定名为“自由民主大同盟”(按：这个“大”字是张发奎加上去的)。
二、推顾孟馀为“自由民主大同盟”主席，李宗仁从旁予以支持，由程思远负责联系。
三、“大同盟”设干事会，并分设组织、宣传、政治、财务各组办事。
顾孟馀与张发奎、薛岳谈及此事，张薛均表示愿予积极支持。
邱昌渭随即在广州东山租下一幢新楼，为这个“大同盟”办事地点。在那里正式选举顾孟徐为“自由民主大同盟”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您、尹述贤为干事。并推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陈克文为财务组长。顾孟馀在“大同盟”正式成立后，仍回香港。
8月20日，我由广州去香港，在皇后大道中10号香港广西银行总经理罗豫禄处凭着李宗仁的条子提了一笔钱，从中交20万港币给陈克文作为“大同盟”的开办费，另给顾孟余3万港币，干事组长每人给5000元。另外张岳灵交我12万港币作为李宗仁给我在香港的生活费用。李宗仁这一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卸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交给他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刘攻芸后来不能到台湾“归队”，而去新加坡办银行。
8月22日，我到坚尼地城会同顾孟馀乘“虎门”渡轮前往澳门看望黄宇人。在里维埃拉饭店长谈两日。为什么李宗仁要我去找黄宇人，原因是李宗仁在政治上欠了黄宇人一笔帐。1948年初，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黄宇人曾向我提出：“德邻先生这一次竞选，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来搞，悉力以赴，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我把此一意见向李宗仁反映，李十分赞赏。他来电给我云：
特急南京国防部白部长又密请转程思远兄三月一断函悉黄君肝胆过人为仁素所钦佩渠意一不做二不休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真知灼见实获我心语云英雄所见不谋而同易胜欣慰彼经济拮据吾人应站在道义之立场皆应设法帮忙希将仁鄙意转告勿念为荷勤(宗仁代字)寅阳印
李宗仁后来在竞选活动中，就以黄宇人所提出的意见为主题，对外开展宣传。当选以后，李对黄感铭肺腑，另眼相看，李希望黄宇人出来帮助童冠贤，把“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事搞好。这是我与顾孟馀澳门之行的任务。
黄宇人完全没有料想到顾孟馀来澳门看他，所以对顾极为客气。但对当时局势，讲话十分直率。他对这几个月的情况追忆说：
“和谈破裂以后，我们的蒋校长(指蒋介石)约李宗仁、何应钦去杭州开会，会后发表公报，说他们三人协议，今后将加强行政院的权力，继续对中共作战。我对他们仍寄以万一的期待。我从上海到广州的第二天，去看何应钦，探询政府有何坚守华南的计划。何说：以军力论，要想在地图上摆出一个防守华南的阵势，已经很难；再加上军队不听指挥，例如：刘汝明部，国防部(按：杭州会议蒋同意何兼国防部长)曾令其向浙赣路以南撤退，他却向东撤到福建，这分明有人要他这样做，好让共产党向南来消灭两广的势力。因此种种，他自认已无能为力，决心辞去行政院长。
“何应钦提出辞呈后，李代总统提名居正先生继任行政院长，在立法院投同意票的前夕，李先生请我便饭，希望我为居先生争取支持。我认为李先生既无坚守华南的计划，又不能与蒋先生取得妥协，谁做行政院长都不能挽救危局。我只答应自己投居一票。投票之日，思远兄还在香港。（我插嘴说，我当时在桂林)结果，居先生仅以一票之差，未得立法院通过。为什么呢?
“事因政府退到广州后，蒋先生复职的迹象即日趋明显。过去曾在南京支持李代总统苦撑危局的许多立委，本来李能领导改革，对内对外开拓新局，因而对蒋在幕后所作的种种牵制，不以为然。这并不是反蒋个人或拥李个人，而乃是维护政府的体制，谋求国家的利益。但李先生代总统几个月，除了他本人平易近人，给人好感而外；他对于和战都拿不出较良好的办法。在如此的情形之下，过去支持李代总统的立委多感到没有再继续支持他的理由，原属“新政俱乐部”的若干立委(指汤如炎、白瑜等)更转而支持蒋的复职活动。这就是居先生未能获得过半数票的重要原因之一。5月31日，院会休会；我不待会期终结，即于当晚举家迁来澳门。”
总结这几个月来的事实表现，黄宇人认为，李宗仁对子挽救当前的危局毫无办法，不能再对他寄以希望。如果我们还想再作一番努力，应当像英国费边社那样从头做起，从事文化建设，深入下层群众，建立社会基础，俟有相当成绩，再进行实际的政治运动。顾孟馀表示，李德邻先生支持我们，系从全局出发，如果同他截然分开，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误会。最好你到广州去同他谈谈。黄慨然应允。
8月25日，黄宇人由我陪同经由香港飞广州。李宗仁一连同黄宇人谈三个晚上，第一晚，李宗仁听了黄的陈述，根本听不下去。李说：“我不过是希望有志改革的同志们能够组织一个团体来促成国民党的彻底改革，并无意从中操纵，更不想把持。”第二晚，黄终于说服李宗仁，此一团体必须与他本人分开，才有作法。第三晚谈话，邀我参加，我同意辞去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在辞呈送去后，蒋经国来挽留我，说：“你这样做，人们将怀疑蒋李分裂了。”我仍坚持辞职，最后蒋经国愤然说：“那么我们不做朋友了。”
黄宇人这一意见，起了负面的影响。张发奎原来要支持“大同盟”，现在既要走脱离现实政治的路向，他就不便参加了。童冠贤也要辞去立法院长，使他以后不能入台。
1949年10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由广州迁往香港，在九龙福佬村道的街口租了一层楼作为办事处，在那里居住的有顾孟馀的秘书谷锡五和童冠贤的秘书刘汉文。这个组织作出决议：(一)成立财务委员会，经管李宗仁所拨付的款项及其他收入，推程思远、李永懋、陈克文三人为委员，以后一切开支，均须经财委会决定；(二)成立事业委员会，推童冠贤、李永憋、甘家馨为委员，负责举办文化事业；(三)出版一个期刊，推涂公遂负责筹备，顾孟馀命名《大道》。此后这个组织，即可叫做“大道社”，这表明它已经完全变质。
涂公遂向香港政府办理《大道》这份杂志登记手续之初，即在香港湾仔洛克道租了一层楼为办事处，他提请要派定一个总编辑，童冠贤主张由顾孟馀兼任。黄宇人说：“顾先生一定很忙，恐怕不能兼顾。”童说：“顾先生对总编很感兴趣，我不过代达他的主意罢了。”我和甘家馨、李永懋都表示支持，遂无异议。
白崇禧的部队徘徊在湘桂边境达三个月之久，企望能有一天进入粤境保卫广州。9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经昆明飞抵广州，住黄埔军校原址，叫白崇禧往见，最后作出决定，要白部开回广西。从而使广州成为不设防的城市。李宗仁意识到广州解放指日可待，决定迁都重庆。
10月9日，我偕邱昌渭从香港飞广州。一到中华路迎宾馆，我就对李宗仁说：“顾孟余先生向德公提出建议，粤府迁渝，德公不必到重庆去，可到桂林或柳州另组政府，与蒋介石划分界线，另作打算。如果我不到重庆去，白健生的30万军队就没有饭吃。两日前白部已开始从衡阳开返广西。”我11日返港。李宗仁则于13日离穗飞渝。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而入广州。
原载：《纵横》1997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