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度案内幕
程思远
王公度是广西永福县人。1920年在广西法专毕业后，因避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之战寄居上海，通过其永福小同乡韦永成的介绍，与李宗仁的三弟李宗义(李宗义妻是韦堂姐秀英)认识。宗义和公度均爱好京剧，后者尤擅京胡，有时在客前自拉自唱，意兴甚豪。从此李、王时相过从，来往密切。
1926年两广统一后，国民党军、政要人为适应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多保送子弟赴苏联留学。因此，王公度、李宗义、韦永成等三人也得到李宗仁的资助，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深造。据王新衡说：“我知道王在俄时决不是共产党，他在学校时是最不用功的学生，天天下棋，拉拉胡琴，翻翻中国线装书，有些名士派”[1]。
1930年夏，李宗仁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李宗仁从广西出动全部兵力人湘，企图与冯、阎会师武汉。
那时我在李宗仁的总部当科长，王公度任总部秘书，我有时向李宗仁汇报工作，因此与王公度认识.我看到其人生得中等圆胖身材，配着个蛋形的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沉默寡言，喜怒不形干色，是一个具有军师素质的典型人物。
1930年6月后，桂军在湖南受挫，退回广西。李宗仁与白祟禧仍要“苦挣待变”，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以王公度为书记，我为助理书记，这是我与王公度共事之始。当时我们两人对外都是秘书，但做的却是这个组织的秘密工作。
1932年蒋、汪合作，分主军、政。李宗仁联合广东陈济棠，以胡汉民为靠山，利用广州“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实行武力割据，与南京政府对立。李宗仁为了稳定陈济棠的反蒋立场，长期住在广州百子路孖棚岗。广西军、政事务全由白崇禧个人主持，并得便宜行事。
那时王公度很受白崇禧重用，他一身兼任第四集团军(广西部队恢复武汉时代的旧番号)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处长、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童军训练所教育长。集中组织、政工、青训大权，红极一时，其地位仅次于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成为广西第四号人物。
回顾1931年2月底，蒋介石扣留胡汉民时，陈济棠即在古应芬策动下向广西伸出合作之手，李宗仁先派王公度前往广州报聘，商谈岭南组府反蒋事宜。其后王公度即乘此机会前往香港、上海一行，分别在港、沪设置情报机构，收集南京情报，提供李、白参考。白崇禧下条子给总部经理处按月特支给我大笔款项，由我收到后即交给王公度；王公度所收集的情报，也是由我转递白崇禧“亲启”。正因为如此，以前是“军统”要角，其后是蒋经国心腹的王新衡说：“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王当作眼中钉，要去之而后快。”
另外，王公度延揽了很多留俄同学到南宁军校(校长是白崇禧)工作，其中谢苍生是政训副处长.李一尘、曾希颖、陆一远、张威遐、区渭文等担任政治教官。王公度还把军校第五、第六两期的学生成立同学会，组织通讯社。王公度通过这些组织，要分发到部队的军校毕业生，将其机关及部队内部情况随时向他密报、而他则转给白崇禧。王的这些作法，深得白崇禧的欢心，但广西边防对讯督办李品仙、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均恨王入骨。
1933年下半年，白崇禧一次对我说：“王公度主管的单位太多，他的精神兼顾不来。例如张定璠介绍万民一、万仲文、刘士衡、胡纳生、徐梗生、朱午建等六人来广西做宣传工作，我交给王公度任用，他长期不予位置，使他们闲住在中山酒店里，嚷着要回上海去，你去对他说，他今后只能专做军校政治工作，将总部政训处长一职让给潘宜之担任。”原来潘宜之已经从伦敦回来了，他是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后去英国的。
我把白崇禧上面的话向王公度传达时，只见他面色大变，满头大汗，显然这事对他太突然了，事前没有精种准备。他等我说完，就脱口而出道：“我亲自去见白老总。”跟着匆匆而去。次日王公度对我说：“我已经对白老总说清楚了总政训处仍由我负责。”十分清楚，他舍不得丢这块肥肉。事后证明，他犯了错误，没有自知之明。
1934年在我赴欧留学之前，李宗仁从广州回来，将那个秘密组织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实行分工制；以王公度为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潘宜之为宣传委员会主任，邱昌渭为秘书部主任，黄旭初为政治委员会主任。不仅如此，在我到欧洲不久，他终被迫辞去总政训处长，由潘宜之继任。这表明王公度在李、白前一手包办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936年6月l日，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陈济棠很快失败了。蒋介石要乘机解决广西问题。李、白不甘示弱，决定抵抗。8月24日，在南宁总部召开一个各党派、各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样，主张在广西开府反蒋。[2]而李、白因参谋总长程潜已于8月20日衔蒋之命派唐星来南宁谈判，和议尚未绝望，未予积极支持。
9月2日，蒋介石派居正、程潜、朱培德为代表到南宁商谈和平。3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祟禧、黄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广西省政府大楼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会上王公度仍主张团结进步党派，在南宁另创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结论。4日上午继续讨论。李宗仁说：“‘六一运动，(按：即“两广事变”)以来，虽与各方面有密切联系，但只有救国会(杨东莼代表)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张学良尽管坚决抗日，但倒蒋未必参加，刘湘则始终不肯一同露面。在上述情况下，广西独力支撑，财政断难持久。如果蒋答应抗日，而又维持广西现状，应以和为上策。”于是拟订了九条和议方案，于9月4日下午1时派刘斐偕居、程、朱三人飞粤见蒋，蒋、桂对立就这样妥协了。显而易见，蒋、桂妥协是王公度极不惬意其出现的一种局面。
1937年5月间，周恩来副主席偕张云逸同志从延安到西安(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大事记)。7月6日张云逸偕秘书李实(即罗理实，“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到桂林访问李宗仁。张氏此行，是通过刘仲容居中联系，由王公度周密安排的。
1966年春，罗理实在广州对我提到当年去桂林的经过时说：他与张云逸到香港后，即接到王公度通知，要他们乘港梧轮船去梧州，到时由梧州公安局长李一尘接待。李一尘原系王公度的留俄同学，一向在南宁军校当政治教官，并不是做公安局长的材料。十分清楚，他此时在梧任职，纯为适应对外联系的需要。后来张、李两人由李一尘负责派车送去桂林，刘仲容奉派在荔浦汽车总站迎候。
李宗仁对张云逸此次访桂，十分重视。据黄旭初1937年日记所述，从7月4日起，李宗仁即约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黄同仇、潘宜之举行会谈，商量决策。讨论到深夜，“未得具体结论”。次日继续商议，争论颇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为一方，认为广西与中共均主张：(一)抗日，(二)民主政治，(三)社会主义，应当加强联系，通力合作；但黄同仇、潘宜之、黄旭初等人则以为广西应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这是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倘以学者态度来搞政治，必然失败。[3]这就证明新桂系内部有进步和保守两派之争。其中尤以王公度与潘宜之对抗最烈，徐亮之(即徐梗生)在《亮斋随笔》中说：“诸将以李、白右公度，敢怒而不敢言，外客稍稍敢言者，亦惟潘宜之一人而已。”[4]这证明潘宜之常于李宗仁、白祟禧面前说王公度的坏话。事有凑巧，1937年6月30日，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孔祥熙因访英，由宋继任)到桂林，商谈蒋、桂妥协以后，广西银行的桂钞(毫洋票)与中央银行的法币比值问题。潘宜之代表李、白同宋谈判。宋似乎受到指示，对桂系十分慷慨，答应以二比一的比率收回桂钞，即桂钞一元等于法币五角。这就无异帮了广西的大忙，以致潘宜之也不得不感激涕零地说：“你这样帮忙广西，将来怎样对蒋先生解释呢?”[5]其中有无交换条件，吾人不得而知。但看到后来潘宜之那样热心干搞掉王公度，似乎新桂系炮制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间计了。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从桂林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不久王公度也从香港抵南京。
时黄旭初、夏威在庐山训练团受训，事毕去南京见白崇禧。对此，黄旭初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健公对余云，思想纠纷问题，嘱回报德公，早日处置。特使王公度随同回桂，免其他适。今日德公约予及鹤龄(李品仙)、煦苍(夏威)讨论此事，经年悬案，现在始获初步决定。”这就说明王公度案的发生，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外因是，王公度的问题，肯定是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的。因为1947年，蒋对白也提出了刘仲容的问题。无风不起浪，白断然不是凭灵机一动提出这个间题的。
内因是王公度的问题是“经年悬案”。这就意味着在“两广事变”发生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现在整整有一年了。
1937年8月30日，王公度被逮捕。黄旭初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年以来，省内思想纷歧，史派、托派到处活动，在学校中时搞风潮，最近方发觉其组织，今日德公(即李宗仁)将王公度、谭裕看管，并电南宁将谢苍生、韦干等扣留讯办”，伺时“检查王公度的行李，有《目前工作计划大纲》，赫然王公度欲为首领，企图破坏团体(注：此处所谓“团体”，不是新桂系，而是那个“革命同志会”，因为“团体”是该会的代字)。该文件之字迹，极似何作柏(注：王公度的秘书)手笔，讯之果然，因即扣留。”
协助黄旭初“勘理王案”的徐亮之[6]，在《亮斋随笔》中对本案的记述与黄旭初的说法不同。徐文说：“桂往有王公度、谢苍生之狱，其时皆以王、谢归‘托派’，欲因抗日酿桂乱，实非也。王、谢之死，其远因，开罪军人，排摈外客，二语足以尽之。其近因，则坐订所谓《政治纲领》，有‘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二语故。”
徐亮之在海外一度住在我的隔壁，他同我谈到王案时郑重地对我说；“所谓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当王公度处死后，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外要怎样解释呢?就是说要加给他什么罪名呢?对此，李宗仁绕室仿徨，一筹莫展。我因建议道：‘何不给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纳议，遂定案。”这就是说“托派”一词是徐想出来的。后人以讹传讹、遂使王案发生后历数十年而真相不能大白。
1937年9月2日，黄旭初在日记中写道：“德邻(即李宗仁)召集余及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邱昌渭、朱佛定讨论党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对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确者彻底去之。”
对王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这就意味要杀人了。广西大学进步教授所以没有如上文所述受到牵连，徐亮之在《李宗仁轶事》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文章说；“抗战初起，桂有王公度案，处死者并公度凡五人，皆党、政高级干部。一时谣琢蜂起，至谓广西大学教授陈望道、邓初民、施存统、马哲民、马宗融等皆公度党，……桂少壮派韦贽唐等至更主并案办理，一网打尽之。时余方受命助黄旭初主席勘理王案，力辟其妄。而旭初凝重，未能及时建言。余以迟且变为笑柄，虽宗仁方愠怒甚，亦辄贸然不顾言曰：望道等思想左倾，通国皆知；广西既远道延聘于前，岂宜为德不卒于后?夫公度乃由公而贵，亦唯广西子弟重之耳；岂复足为海内名士齿数?而谓望道等乃肯为之党？…愚谓此事，切须慎重，混为一谈，必贻笑柄，或且为广西无人，愿公三思！”后来李宗仁也认为“彻底去之”的办法不妥当，首先对陈望道等温言慰问，然后优礼厚币而遣之。望道等皆大欢喜而去。
但广西省政府终干9月4日作出决议将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社会学系停办。黄旭初说：“因此批教授思想多属左倾，停此两系则教授可辞也”。[7]
9月2日，在李宗仁召集的“讨论党案”会议中已成立王案审判委员会，以李品仙为审判长。“判极刑十三人，李德邻遗巡不忍，逾旬无执行意。”[8]
在判处王公度死刑的进程中，潘宜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度任白崇禧的副官陈寿筠回忆说：“党所毕业的同学，有一个何作柏的，原先是军校政训处的处员，后来调总司令部任秘书，但是他真正的工作是跟王公度担任秘书，王被扣时，他也一同被扣，潘宜之提他到潘公馆单独同他谈过两天话，并把他的太太莫凄迟也接了去，威胁利诱，由何写了一份自白书，然后根据这份自白书来定王的罪状。”
陈寿筠还说：“所谓在王的行李内搜出他指导干部的工作纲领，也是何这样供的，说王公度在被捕前，住在桂林大华饭店的时候，曾经召集了十多个工作干部谈话，指导如何工作，当场决定一个夺取政权的工作纲领，而这个纲领，又是注明王公度口述何作柏笔记的。”[9]有了这份文件，李宗仁遂干9月6日在总部省府联合纪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坏团体，争取政权之阴谋”[10]。但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仍没有下决心杀害王公度。时第廿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军北上抗日，扬言说：“公度不死即顿兵不前。”[11]李宗仁不得已，乃于9月14日将王公度、谢苍生、区渭文、韦干[12]、陶保桓[13]、崔真吾[14]枪决。黄旭初也是主张杀王最力的一个人。对此，他洋洋得意地说：“此为本省第二次清党，距第一次清党适为十年。”[15]他把王案与1927年国民党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视齐观，是则王案本质如何，就不难想见了。
1938年春，武汉为抗战重心所在，周恩来副主席那时是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代表，他经常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由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陪同到蛇山下
熊廷弼路白崇禧那里商谈作战指导方针。经周公建议，令张云逸指挥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广西的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津浦线南段并肩作战，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紧密配合，牵制北上日军，从而使李宗仁在台儿庄之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党内文件称桂军为“友军”。由干周公的恢宏气魄与渊博学识深深地感动了白崇禧，当广西学生军由后方开往第五战区经过武汉时，白崇禧就要我邀请周公向他们讲话。并在毛王席的《论持久战》发表后，由白崇禧向蒋介石详为介绍，经军委会将这篇战略巨著的基本精神：“积小胜为大胜”，通令全军，作为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由王公度案造成的消极因素，经过周公的一系列努力，已经把它根本消除了。
就在这个时候，白崇禧一再对我说：“工公度案搞得太过火了。”他当初原以为象王公度那样的人，至多关他几个月就算了。谁知竟杀了那么多人，甚至连白崇禧一贯赞赏的谢苍生也杀掉了。他为之惋惜不置。白崇禧于是电饬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和第五路军总参谋长夏威速将王案有关的人员一律开释，并调李一尘、张威遐等人到安徽工作，他们后来都受到重用。1939年春，我当第五路军政治部主任，曾签请派王心恒当设计委员，立刻得到白崇禧的批准。现在我看了黄旭初的日记，才知道王心恒曾因王案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从此不难理解：尽管王公度案是白崇禧挑起的，但他后来所采取补救措施足以证明，王案的确是一桩错案。陈寿筠回忆也可以证明这一点。[16]
但，王公度是不是“托派”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澄清。1966年8月，我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海滨避暑，有一天，刘仲容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因为从1932到1936年5月这一段时期，李宗仁长期留粤，广西内部的事，他并不过问。到1937年8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同黄旭初提出王公度的问题，他也莫名其妙。后来在王案进程中，黄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后低斟密酌、罗织罪名，竟使李无法保护王公度的生命，这一切，他怎么能解释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仲容曾问过有关部门负责人：“王公度是不是托派?”他得到的答复是：“康生说他是托派。”后来刘仲容对我说：“康生说王公度是托派，就是想把周总理的脸抹黑。因为当年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是周总理提出，派我通过王公度去联系李、白的。康生这样无中生有，含血喷人，用心何其毒也!”但那时，康生的问题没有暴露，不久刘仲容就与世长辞了。
1982年6月，我的一个朋友，在太平洋彼岸黄旭初的家属那里看到了黄旭初1937年7、8、9三个月的日记，把有关王公度案部份复印下来。这是一件对王案本质最有说服性的文件。7月中旬，徐亮之夫人赵湘琴女士从香港回到广西定居，我又通过南宁《学术论坛》编辑部工作同志的帮助，找到了丁中江所写《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一文的影印本。这篇文章内有王公度留俄同学“王新衡的来信”，“黄旭初的复函”以及“陈寿筠回忆”等等，有了这些材料，加以我个人多年调查所得结果，博证总考，认为对王公度案作出结论，以正视听，是时候了。
注释：
[1]丁中江《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
[2]刘斐：《两广“六一”事变》。
[3]黄旭初1937年7月5日日记。
[4]徐亮之：《亮斋随笔》第54页，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5]黄旭初1937年6月30日日记。
[6]徐亮之即徐梗生，那时是“革命同志会”秘书部副主任。
[7]黄旭初1937年9月4日日记。
[8]徐亮之：《亮斋随笔》第51页，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9] 丁中江《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
[10] 黄旭初1937年9月6日日记。
[11] 徐亮之：《亮斋随笔》。
[12]韦干是桂林师专毕业生，在南宁军校当中尉指导员。
[13]陶保恒是桂林师专毕业生，被杀时是中学教员。师专是杨东莼当校长，学生思想进步。
[14] 崔真吾是南宁高中职员，与王公度并无密切关系。（另见《新桂系纪实》中册，第8页补充，陶保恒、崔真吾皆为中共党员，陶系中共柳州支部书记。）
[15] 黄旭初1937年9月14日日记。
[16] 丁中江《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
原载：《文史春秋》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