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铎、陶钧部的大屠杀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前后，便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3日，中共江岸区委负责人宋继武因散发反对国民党的传单而被捕牺牲。自此以后，几乎每日武汉三镇均有共产党员遭受枪决。7月29日，汉口华界人力车夫反抗军队压迫遭镇压，死伤十余人。随即汪精卫集团在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八二”总同盟罢工中，逮捕工人60多人。工运领袖、共产党人胡锡泰、雷春堂、魏大年、白金泉、徐世明、朱枕戈、胡景堂、关明轩、张兰山、佑根等均惨遭杀害。
1927年10月宁汉战争爆发，11月桂系军阀进占武汉，立即改组国民党省、市政府和党部，成立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委会)。汉口特别市党部指委会成员多为桂系军阀实力派，如18军军长陶钧、师长林逸圣及参谋长李翊东等，同时成立武汉卫戍司令部，司令胡宗铎，副司令陶钧，秘书长涂允檀，林逸圣兼任武汉市公安局长。桂系鄂籍军阀头目集党政军警权力于一身，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人”、“治乱世，用重典”、“以杀为治”的血腥政策下，武汉出现了反动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人称胡(宗铎)、陶(钧)为“屠户”。
1927年11月下旬，震寰纱厂惨案引起社会各界公愤，人们纷纷声援震寰纱厂女工斗争。28日，资本家勾结武汉反动当局捕捉了23名学生和女工，均系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12月16日凌晨，武汉公安局又包围中山大学，捕去学生会负责人周达山，学生吴宗鲁、易国华、沈毓芬及社会学教授林可彝等19人。当军法官拿着23个学生名单送审时，陶钧在名单上画了一个大圈，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认为一次枪杀23名学生会失去人心，于桂系不利，陶钧随意改成20岁以上均判死刑。12月19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马洪、许闻道、陈慕兰、纪李华、梅玉珂、许白池、吴?、田常、李子芳被杀害。不久，共产党员林可彝、周达山、吴宗鲁也相继遇难。
1927年12月17日，武汉市公安局长林逸圣亲率大队军警在日租界将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时期原湖北省政府教育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捕走，当晚9时许未经审讯便将其杀害。
1928年初，桂系军阀侦悉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准备举行年关暴动，乃调集军警，加紧镇压，仅腊月二十六、二十七两天就枪杀了共产党员72人，著名工运领袖、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黄五一、夏桂林、省委常委余长彬、泰安纱厂工会委员长侯步升、申新纱厂工会委员长冯良翼、裕华纱厂工会委员长段良材、女工领袖王小妹、汉口车夫工会领袖李协臣、洪山农民领袖刘子良等相继牺牲。被捕和牺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达300人以上。2月中下旬，桂系控制的警特机关连续破坏汉口豫泰旅馆、小董家巷下巷8号、慈德里22号等中共武汉地下秘密机关，50余人被捕，40余人被杀害。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王达祥、汉口市委常委胡治中、中共京汉路区特委书记邓雅声、鄂南特委书记熊映楚等遇害。3月5日～4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尤其是共青团湖北省委军委负责人黄佑南叛变，不仅团组织全部被破坏，并导致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各区委直至支部各级组织被破坏，310多名党团干部被杀害。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主笔向警予、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黄赤光、省委秘书长任开国、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唐鉴、中共汉口市委书记马俊三、武昌县委书记魏人镜、京汉区书记石炳乾、鄂中特委常委刘镇一、京总工会主席李书?、秘书陶久仿、全总秘书施季高以及柯良材、胡孟平、叶法亭、陈宝山、万松山、蒋友谅等均先后被杀害。
1928年初，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法官呈送一起对共产党人的判决书，涉案人员15人，其中报批的有死刑，也有有期徒刑，陶钧不看一眼即批示“一律枪毙，以免麻烦”，把军法官的名字也圈进去了。后经旁人指出，陶钧又在旁边加批“法官无罪，不杀”。
1928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机关遭受第3次大破坏，50余人被捕，8人被杀，省委军委、武昌市委、汉阳县委均被破坏，省军委下辖的两个特务队队长胡萍、高龄遇害。省委机关及工作人员在汉不能立足，被迫迁往上海。1929年2月，新成立的中共湖北省委又被破坏，42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捕，省委书记夏文法等16人被杀害。
1928～1929年，在胡、陶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下，武汉共产党组织接连遭受5次大破坏，往往新建的省委尚未站稳脚跟，上至领导机关下到基层组织便被破坏殆尽。1929年武汉共产党组织一度出现空白。
汉口的宏春里后面、旧府街、江汉北路，武昌的阅马场、紫阳桥、大东门外均是胡、陶的杀人场所。据统计，胡、陶统治武汉期间，在武汉三镇先后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00余人。
来源：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年鉴》http://www2.whfz.gov.cn/go.asp?id=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