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清党始末
方鼎英
我于一九二五年秋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其时，党代表廖仲恺已被害，汪精卫来校继任党代表。教育长邓演达去职后，我兼任教育长，不久，国民政府改组，决定北伐。蒋介石被推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我曾请求辞去校职，愿回二军参加北伐。蒋坚留不许，谓「黄埔军校乃本党命脉所在。今大军北伐，本党的命脉完全交给你了，何遽言辞呢？只要你带好学生，还怕没兵带吗？」我说：「学校原有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个派系的斗争，暗潮日大，校长在校，尚多问题，一旦北行，我将怎办？老实说，我对任何问题都敢担当，惟此派系之争，敬告不敏。」蒋答曰：「这好办。我去后，政治问题可找国民政府代主席谭组庵先生；党派问题可找中央党部代主席张静江先生，你只负此外的一切责任好了。」
他即加派我兼代校长职务，又委李济琛为副校长，但不处理校务．其时政治部主任已委熊雄代理。北伐军由江西、湖南长驱北上，越过了武汉，学校师生闻讯莫不欢欣鼓舞。在这期间三、四两期学生已先后毕业，分发前方服务，第五期继续升学，第六期正在入伍，第七期的前身学生军亦已成立。此外，还设立了高级班、专业班、学员队（系前方俘虏过来的官佐，先后三批，每批八、九千人，共计二万四、五千人）、教导总队（训练军士，备前方调用）。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学生中有来自朝鲜、安南的革命志士，有海外华侨，有留学生和大学生。他们都怀着满腔热忱，前来就学。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黄埔校刊风行海内外，发行达三万余份。此时黄埔，可谓生气勃勃的黄金时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即黄埔军校宣布清党的先一日，午后三时许，我正在广州入伍生部，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琛自沪返穗，专人邀我到河南士敏土厂留守总部去谈话，时在座者有负后方中央党部责任的朱家骅与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二人。一见之下，李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示阅。我反复阅读，尚未作声，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好多？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我反问说：「据电台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吗？」李答：「是的。」我因表示意见说：「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的是：去年决定北伐时，我鉴于学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的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已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既清党，我有三点要求：㈠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船前来；㈡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㈢请给我一些款子，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准许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实，有困难者可预支五个月。这是不清自清之法。惟有熊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虽不得而知，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其远出国门，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李点头沉思，而朱家骅、钱大钧两人则对我瞠目而视。我料知他们的内心是极不谓然的，因再表示我的意见说：「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李乃说：「就这样吧。」清党办法就是这样做出了决定。
李济琛同意了我的三条办法之后，我立返入伍生部，电话召集省城方面军校所属各单位负责人前来面商，决定在当晚点名后潜将枪枝的弹药、机子、刺刀等收藏起来，严防火烛，并一律定明晨起床点名时宣布清党命令：三日之内，或自动报名承认，或请假支薪离校，听各人自愿。其余照常上课出操．决不许有任何粗暴行动。然后我即回到校本部作同样的布置，时已深夜十二离了。布置之后，我深夜请熊主任来黄埔海关楼上，告知清党实情，并劝其出国。熊立时很沉痛地对我说：「这次清党，乃蒋的蓄谋，但李实坚决主张的第一人。他自认为是新桂系的首脑，为欲巩固其广东地盘，不惜急求清党，好借红帽子以对付能够同他争夺广东政权的唯一政敌汪精卫。蒋亦相互利用，才敢下此决心，甘作中山先生的叛徒，违反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背弃中山先生的遗嘱，竟敢置北伐大敌于不顾，而作出如此自断手足的清党举动来对付异己，破坏国民革命。
熊接着说：他们这种不顾大局，自掘坟墓的勾当，将是白费心机，最为可耻。假设今天与我来谈这清党问题的，不是教育长你，而是李济琛的话，那我就非拼了他不可。钱大钧本是从前与我共同为了反对北洋军阀，亡命日本，卖报纸过苦生活的患难朋友，今亦为虎作伥，我真认错了人，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朱家骅乃党棍之流，更不足道。我实不忍见此浩浩荡荡的北伐局面，竟败于此辈丧心病狂的革命贩子手里。我宁愿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一泄我誓与此辈不共戴天之恨」。经我一再劝告，他始点首接受我的意见。我乃连问其需用川资若干，他说预计半年生活所需，连同川资以及接济途中所遇难友等等在内，请给一千五百元毫洋足矣，其忠诚老实，临难不苟，即此可见。我当即欣然以港币三千元与之，他坚拒不受。又经我再三劝说，他才接受了二千五百元港币。他又要求三日后才离开黄埔。我说：「全校已做好部署，决定在清晨点名时宣布，务请即时准备出发，我派最快的校长专用小汽艇送你到沙面，去搭外轮转香港，直赴巴黎。」时已快清晨三点，彼此握别，我才就寝。后据报告，他是四时许乘小汽艇离开黄埔的。
这里，我要敍述一下熊雄主任在黄埔的情况。熊雄主任号披素，江西人，曾留学法国，与我同在黄埔共事达两年之久。他忠于革命，始终如一，他认为国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必经之路，必须贯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执行中山先生的遗嘱，由迩及远，登高自卑。这是他言行的一贯信条。他态度诚恳，感人最深，诚我黄埔全校师生良师益友。熊自历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和政治部主任，到清党时已有三个年头，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师生之间的政治斗争，虽时有风波，终于得到熊主任在政治思想上的正确领导与诚恳帮助，未曾发生过重大的事故。其有功于国民革命的蓬勃进展，有功于黄埔军校的稳步发达，事实俱在，有口皆碑。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宣布清党起，三日之内，凡自动报名承认的，由各部、处、团、队另行管理，听候处理；愿意请假回家的一律预支三个月到五个月薪金，自由离校。十五日清晨点名时，全校各部分同时宣布清党。至八时前，根据全校电话汇报，皆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未发生任何特殊事情，并且照常上课出操。
四月十五日早晨八点多，我正在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开会，训练部主任吴思豫前来报告说：「中山舰长吴嵎来报，本晨四时许，见一小汽艇从舰旁开过去，后用望远铙发现离舰五、六里处有一黑点，像是一只小船，老在那里未动，不知搞些什么？因派一小汽艇前去察看，询知是熊主任在校艇上，据称是教育长要他到沙面搭外输转香港赴法国去的，携有港币二千五百元，也说是教育长给他作川资用的。问他有无凭证，他答没有。特此带来，问明其事。」我即答曰：「是的，熊主任说的都对，艇子既坏了，另派小汽艇送他去好了。」吴思豫当时即转告吴嵎。他不久又回来说：「吴嵎舰长说，他是奉李主任之命办事，他只能把熊主任向李主任作交代。」我闻讯之下，心里异常气愤，因为李给我以三天时间，言犹在耳，为什么如此食言，这么早便派兵舰来监视我、干涉起我来呢？这未免欺人太甚。我就愤告吴思豫转知吴嵎说：「好吧！这件事李主任知道的，就让他送交李主任去吧！」后闻省城本校入伍生团所在地燕塘等处，皆有二十师部队包围放哨，断绝交通，如临大敌。我心想：这也许是李因为责任心重所作的布置吧。昨天他既同意我的做法，岂可出尔反尔？吴嵎将熊交李，理应不致有其他变故。所以我也就不以怀疑之心去揣度这件事了。
清党后，原任入伍生部政治部覃主任（忘其名，广东人，黄埔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被捕送留守总部（后闻被害）。胡靖安（江西人，黄埔第二期学生）要来当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向我作毛遂自蔫。我因深知其人，当即劝他说：「你脾气太大，是个三句话不对头便动手动脚的人。入伍生部范围不小，所属官佐员生军士共有一万数千，你去主持政治工作，我实在躭心。」胡说：「在教育长领导之下，不会有什么的。」我又安慰他说：「莫性急，你年轻，只要好好地多做些一修养功夫，还怕没有政治部主任当吗？」不久，李济琛对我说：「胡靖安是校长最喜欢的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一缺，让他去试试吧！」我仍以前意委婉答复他说：「这是整个军校一个关系密切、责任重大问题。胡口直心快，这一点，不独校长喜欢，我也喜欢。不过他性情暴躁，好惹是非，这个时候他来担任这个工作，如果发生问题，谁敢保险？如果校长定要他来，我看迟早会出乱子。到那时我的责任所在，惟有引咎自退。」结果，胡还是由李根据蒋的派令，派他就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黄埔便多事了。自宣布清党起，三日之内，师生请假支薪自由离校的不少。三日之后，在本校特别党部内成立了「清党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后方留守总部，继续办理军校清党事宜。从此后，各部、处、团、队以嫌疑被检举出来的人更多。黄埔「清党」工作，自「清党」委员会成立后，一直到黄埔告终，始终未曾告过段落，也未曾做个结束。其他各机关部队，也没有像黄埔军校这样大张旗鼓地发动「清党」运动。由于校本部的政治部主任熊雄去职，蒋派令邓文仪（湖南人，黄埔第一期学生，初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前来接充。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自覃主任被捕出缺后，胡靖安前来接充。于是，邓、胡、陈超（黄埔军校第二期毕生）、乔家才（山西人，军校五期毕业生）等极端反共分子，便窃取了「清党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位置，肆无忌惮地组织倒方集团。他们将我和李济琛商定的「准假支薪、自由离校」的办法在经理处抄录下来，并且把我以前通过蒋、李和校务会议决定所做的有关学校发展方面的诸事，如派遣军校兵器研究处主任成仿吾（湖南人，日本东京帝大造兵科毕业）带领五万元赴日本采办军用化学班器材等等，都列为是我包庇共产党、私放共产党的「破坏清党」的铁证。他们还在黄埔日刊上对我诋毁攻击，甚至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改选后，他们在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公开宣布我破坏「清党」的「证据」，要我报告「清党」经过。经我将为顾全大局、秉承上级意旨办理的经过用诚恳态度说明之后，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同情。胡等知难得逞于特别党部，乃专挟李势，横冲直闯于入伍生部政治部，几乎成了胡靖安的独立王国。
胡靖安在入伍生部胡作乱为既如上述，我也早已料到迟早会出乱子，因此，我决意辞职。但蒋一再慰留不准辞职，我只好赴宁面辞。迨抵宁面告多日，蒋依然不准，但说：「对学校任何问题，你回去照章办理可也。」同时，学校接连来电催我速归，有「如再不回，学校便将解体」之语。我与蒋最后交涉，要求只办到第五期毕业为止。蒋说：「好吧，到那时再说吧。」我才回粤。胡靖安与乔家才等操纵了入伍生部的政治部，兴风作浪，异常突出。他们动辄以国民政府后方留守总部清党委员会主任李济琛的手令与批发特别费的手批条子索取款项，起码五百元一笔。胡即以之收买一些不良学生作爪牙，想方设法，到处栽诬陷害，造成嫌疑罪名而擅自捕押。
如安徽泗县的一个姓朱的学生（忘其名）因害脚疾，住本校乐山疗养院，很久未癒。胡的爪牙（忘其姓名）与朱生善，某日向朱建议曰：「脚疾如转地疗养，可见奇效，韶关有我校疗养院，何不请求转往一试呢？」朱然其说，求得学校许可，等待分批搭车前去。朱上车前，该爪牙忽来诓朱日：「我以平日言论激烈，闻将以嫌疑来捕，事甚急迫，拟请助我一臂。」朱好心慰之曰：「只要我力能相助，无不愿为。」该爪牙曰：「我想在你上车时，作为送你上车，混到韶关，再步行转武汉去。」朱曰：「现正宁汉分裂，武汉何可去呢？」该爪牙日：「实逼处此，别无生路。」朱始慨然首肯。
不料到时，该爪牙竟带宪兵前来，将朱捕去，诬朱是运动他逃往武汉的共产党据疑犯，送往烂石头坐牢。朱来信求我申冤，我将信送李，请其饬查彻究发落，终如石投海洋，久不得丝毫消息。同时，胡靖安等仗恃李之信任，到入伍生部所属各团队去以「据密报某某有嫌疑」为名直接抓人，送交留守总部「清党委员会」发落；有时甚至连这些过程都不经过，直接抓人枪杀。闻萧楚女教官当时正害肺病，已到第三期，亦被暗杀在广州乐山疗养院的病床上，至今不知凶手是谁。
他们抓人，既不告知直属团、队长，也不通过校本部，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迭向李反映，李但说：「他是奉校长派令来的」，不作别的表示。其实李与他们狈狼为奸，路人皆知。这时的胡靖安辈，狐假虎威，违法乱纪，整个学校都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暗无天日。
我赴宁辞职，未邀面准。回校后，见李专信胡靖安辈蹧蹋青年，以嫌疑二字被寃枉关在烂石头与珠江船上的，已不下数千人。每接到被关害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学生来信求救，就感到异常痛恨。乃下决心，依照蒋瞩「学校任何问题，可以照章处理」，对胡靖安辈的猖獗行为，不再容许，宣布以纪律制裁、照章处办。这时李或认为与蒋共同「清党」的愿望已达目的，而他另有他的如意算盘，遂又利用我的纪律制裁来除去胡等亲蒋份子而自谋。这是李阴谋由清共清汪而变为清蒋，故对我的这种做法，不加反对，以致胡等失去护身符，没法再立足了。
在胡走后，歪风邪气，立即停止。第五期毕业，始得按照计划如期举行，第六期依次升学，第七期由学生军甄别再入伍，教导总队改编成师，高级班、无线电班、军用化学班等专业班亦各部署妥当。然后我辞去黄埔军校的本兼各职。时蒋已离去国门，李则欣然许我以教导师和高级班主任黄慕松的新编师、苏世安的第十八师以及在湘西湖南的陈渠珍、廖湘芸、许克祥等师编成新编十三军，任我为军长，实现我的愿望。
我离开黄埔后，李济琛派李扬敬来接替教育长职。对于在校已升学的第六期学生和方入伍的第七期学生，又借清党，大事淘汰。凡李扬敬所认为不顺眼的师生，不是记大过，罚禁闭，便是开除学籍。军校章程规定，高中毕业或有同等程度的方为合格，而李扬敬则以农业训练班的学生，有些高小尚未结业的，也整批地补插进来。这时已不只限于清党，而是勾心斗角，排除异己，欲变「拥蒋」为「拥李」。自李扬敬而后，刘君实（光）、何敍甫（遂）以至黄埔军校的告终（第七期毕业后，便无黄埔军校只有南京的中央军校了），都是这样贯串到底。有些第六期的学生和第七期的入伍生，潜逃来我军次，劝回不肯。计自韶开、乐昌、郴县沿途收容从广州逃来的学生，已达二千数百人之多，只好编为学生队，命何浩若带送南京中央军校，合当时长沙武昌分校的学生，成为南京的第六期、第七期，分别修学毕业。这是六、七两期便有黄埔本校与送南京中央军校的不同。闻尚有迳逃南京集中杭州，被合编修业的亦有千数百人。
不久，张发奎回粤驱桂，演了一幕广东政权争夺战。以后又造成广州事变，释放黄埔「清党」被关的数千学生，并派了杨树松接收黄埔，使李扬敬系统受到短时的清洗。接着李济琛利用陈铭枢、钱大钧把张发奎赶走，恢复广东政权后，李扬敬再回黄埔，又来一次清洗，然后移交刘君实（光），最后交给何敍甫（遂）。
熊雄主任的行踪究竟怎样，一直到我离开黄埔，率军北伐，达到湘南的郴、耒一带时，忽接熊主任兄弟的来电询问其行踪。此时我犹以为李之对熊，不会有其他，而早已准其到法国去了。比将原电转李，并再提及吴嵎自黄埔将熊带交给李以后，关于熊之去国赴法情形，请直接电复其兄弟。适由广州逃来军次的六、七两期学生，纷纷面诉因「清党」而被关坐牢的同学，种种被害寃状，使我闻之异常愤慨。因使我连想到熊的兄弟来电，必不简单，渐觉我以前对李的看法，未免太天真而过于幻想，以致忽视了熊对李、钱、朱等责难之严，是可以在李激怒之下，遭到杀害的。迄一九二八年春，我军路过沪杭，沿途听到熊主任于黄埔宣布「清党」后，有人在黄花岗见其被大军车押送该处执行枪决云云。此种传闻，虽无根据，但推情度理，亦势所必然，故敢断言，杀熊者李、钱、朱，误熊者实我自己。言念及此，悲愤之情，真是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以书其万一的了。
摘自《中外杂志》总第287期（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