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与汉流和土匪
段农娱
我小时候听老团总段成三讲：民国初年宣恩县种鸦片很普遍，田土较多的户每年可收获烟土一二百斤，一般的人户也收几十斤。成后年，约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左右，我亲眼所见，宣恩长潭河一带仍有40%的人户种鸦片。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仍然有人在深山老林辟地偷种。种植既普遍，吸食的人也很多。豪绅地主大都嗜吸成性，一般人也多吸食，连妇孺当中也有因病吸食而上瘾的。据民国《湖北县政概况》记载：抗日战争前“宣恩县吸食鸦片的人数超过全县总人口的一半”。种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经营鸦片生意、开设烟馆和长途贩卖鸦片的行业也应运而生。仅沙道沟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集镇，就有6家烟馆，公开设床摆灯供过往行人“过瘾”。这6家烟馆是拿钱买得“特许证”，公开营业的，另外还有无证开馆暗地供人吸食的。沙道沟的大烟商把成批的烟土运往四川的万县、云阳和湖北的宜昌、武汉以及湖南长沙等地销售。
民国时期也曾明令禁烟，蒋介石担任禁烟总监，制定6年禁烟计划，公布禁烟法规达10多种，禁烟机构层层设立，真可谓蔚为大观。实际上是掩人耳目，徒有虚名。各级官吏贪污受贿借禁烟发横财，明禁暗纵，坐地分肥，这便是鸦片祸患之所以有禁不止的根源。此外，土匪、汉流操纵鸦片走私从中渔利，又是促使鸦片祸患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鸦片商每到一个城市(或集镇)都要拜“码头”投靠汉流堂口，向“大爷”敬献礼物。一些城镇的汉流大爷本无事干，眼见飞来之财，也乐意为烟商办事，飞片走信，一一应付，酬劳金也就到手。烟商有了这类信件，犹如有了“护身符”，不但路途通行无阻，而且到了目的地还有人协助销售，容易出手，万无一失。所以当时各个城市的汉流大爷家基本上就是鸦片贩运销售者的落脚点。据曾亲历其事的宣恩县沙道沟的朱昌海说，沙道沟的大烟商田竹轩、朱怀如等每次运鸦片烟土二三十担，若是到四川，经宣恩城必拜薛干臣、杨松廷、吕泽六等大爷，请予照顾；过恩施城必拜廖洪举、潘自方、商纪武等，请予关照；过利川则请吴大美，走板桥则请戴先齐等帮忙；抵达万县、云阳则找胡大典、姚太风等人负责销售。若是去湖南，经来凤则有杨汉成、吴子维、宋运甫等大爷出力维持，并由他们向龙山县码头上的大爷联系，飞信走片，再启程转移，一站转送一站，一地护送一地，直到长沙脱手，平安无事。这些汉流的站口，还给烟商通信息，哪里价格优惠，就运往哪里去卖，行走自如。鄂西各县各地的烟商贩运销售，莫不如此，你来我往，形成一股潜流，势力很大。
鸦片商与土匪勾结，以武装保护贩运烟毒也是常有的事。沙道沟的几个烟商就同湖南龙山县的瞿伯阶匪部联络一气贩运烟毒。约在1948年，一次运吗啡8斤和一批烟土，行至宜都为警察局发现，要进行检查。烟商们有恃无恐，傲慢地说：“我们为瞿部送货!”(瞿伯阶被国民党政府收编后，在宜都设有办事处。)便把吗啡、烟土往几张大桌子上堆起，让警察去看。而他们则在一边设宴摆酒猜拳行令，旁若无人。警察见些情景，不敢动声色，只说：“请注意些，上司知道了，我们不好下台。”这时，烟商们才说了声“请高抬贵手”。可见，烟商、土匪勾结，嚣张至何程度!
转自《湖北文史》第六十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