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儿子小狮子赴芝加哥参加了一个月的 Debate Summer Camp, 这是他长大后第一次离家，虽说已经是近 16 岁，身高 175 cm 的大小伙子了，去的又是管理完善，设施先进的西北大学 , 他手里还有手机和电脑随时可以与我们联系， 可在他离家的四个星期里，我还是时时感到不安和焦虑，一切都是那么的不习惯，家显得空了，安静了，知道他不在家已经少做了的饭菜最后还是剩了许多…… . 每天他不打电话来，就想打过去，每次听到他兴高采烈地谈论他的老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漂亮的校园、芝加哥的各式博物馆、还有学校旁边美丽的沙滩时 , 我都很想问他，小狮子，你想家吗？想爸爸妈妈妈和妹妹吗？可话一出口却变成：吃得好吗？睡得怎么样？这时他往往是以最简单的回答结束谈话：” Don ’ t worry, mommy. I am fine ”。当他重新站在我面前时，我简直快认不出他了，整个人瘦了一圈，脸变小了，头发长了，配上尖尖的下巴和风尘仆仆的样子，如果再戴上一顶八角帽，活脱脱就像一个走完万里长征刚到达陕北的小红军战士。看到满脸倦容的他，我不由得一阵心酸，直到他跑过来给我一个拥抱 , 并轻轻地在我耳边说：” Mommy, I missed your Misushiru ” ,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儿子 miss 的何止是我做的那碗日式酱汤，而是整个家庭的温馨和父母兄妹的亲情……。
回想起来，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早或晚总会有第一次离家的经历。作为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儿子比我当年幸运得多。作为留守的母亲，我的情形与我妈妈当年的处境相比则是天壤之别！
记得我第一次离开父母是在文革中期。我五岁时，曾与父母下五七干校呆了一年多。后来，形势日趋恶劣，父母被发配到一个更偏远山区干校。这回上级明文规定不许带孩子去，这下可苦了在这边城小镇无依无靠的父母。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收留我的家庭。女主人杨阿姨是母亲文革前经常光顾的小城缝衣社的工人，母亲每次去做衣服，总会跟她聊上几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跟父亲是同乡。没想到，在这危难的时刻，正是这个普通的老乡向他们伸出了援手！来不及多考虑，父母收拾了我的几件换洗衣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把我送到了杨阿姨家，交待我要听杨阿姨的话，他们很快会来接我回家… .. 。我一边听妈妈说话，一边使劲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生怕她会突然走开，可妈妈说完话后一狠心，摔开我的手转身就消失在风雨夜里，她是怕我看到了她那噙着泪依依不舍的双眼。我就这样被突然空降到一个陌生环境，开始了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的日子。
杨家住在位于城中心的建筑工程队。据说杨阿姨的丈夫文革前是建工队的工程师，由于操一口难懂的宁波话，加上长得像电影《红岩》里的叛徒浦志高，文革开始不久就被当地革命小将冠以特务罪抓起来隔离审查了。杨家有三个孩子，大哥哥当时上中学， 姐姐上小学五年级，小哥哥比我大一岁，刚刚上小学。我到杨家时，叔叔已被关押，工资停发，全家人在建工队大院处处遭人白眼，家里就靠杨阿姨不到 20 块钱的月收入生活。那段日子，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他们最困难的时期。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敞开双臂接受了我，给了我一个可以栖身的家，为父母解了燃眉之急。同时， 我每月 25 块的生活费也帮助了阿姨一家度过难关。两个原来不相干的家庭，在那场浩劫中，互相帮助和依靠，亲如家人了。长大后我才逐渐明白了什么是患难与共。
离开父母的日子让我快速长大，阿姨一家对我很好，可我还是很快学会了客气和谦让，做一个勇敢听话的孩子。阿姨家有两张大床，第一天晚上睡觉时，阿姨本来让我跟她睡，让姐姐去跟两个哥哥睡。看到姐姐不大愿意的样子，我便主动告诉阿姨我可以去和哥哥们睡。吃东西的时候也一样，我总是挑小的，吃的也少。有时碰到桌上饭菜不够了，我会说我已经吃饱了……。前些日子，经不住小狮子小老虎的要求，要我给他们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他们听，小老虎马上活学活用道：“ Mommy ，你那么小就学会“孔融让梨”了？”。母亲每个月来看我一次，除了一再嘱咐我要听阿姨和哥哥姐姐的话，做个乖孩子外，就是千方百计地让我明白阿姨一家收留我是多么地不容易，爸爸妈妈对此有多么地感恩。让我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家庭环境的突变和艰苦的生活让我过早地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让我在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我的儿女现在还在学习、也许一辈子也学不会的功课。不过艰苦的生活中也不乏乐趣。阿姨的工作是记件制，她每天早出晚归希望能多车几件衣服，多锁几个钮扣好补贴家用。那时，哥哥姐姐们也都停课在家。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把家里的二十几只鸭子赶到附近的河里觅食，哄着一群热闹非凡的鸭子下河真是太有趣了！只见鸭子们被挤得左冲右撞，不时有一只被踩到了脚“痛”得跳起来，嘎嘎地忽闪着翅膀， 可爱极了！到了河边，它们排着队扑通扑通地扎进水里，很快就消失了的身影，忽而又在不远处露出水面，像一只只小船悠悠地在河面上荡漾着，画出一圈圈细细的水波。这时，哥哥姐姐们也可以在河里嬉闹玩耍，我小时候皮肤白，大哥哥为了不让我被太阳晒黑，特意找来树枝和芭蕉叶搭成了一个简易窝棚，那里成了我的乐园和大伙儿的换衣间。开始，我只能在“小屋”里遥望小鸭子们惬意地在水中畅游，哥哥姐姐们在河里嬉闹以及他们用石子比赛打水漂，后来，在大哥哥的悉心指导下，我终于学会了游泳并加入了他们打水战的行列……
河边还有许多野鸭子，在河岸的草丛中和河中心的小岛上寻找野鸭蛋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晚上，哥哥姐姐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把检到的鸭蛋给阿姨看，全家在灯下清点白天的“战利品”，成了我记忆中杨家最快乐的时刻。这时，阿姨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眼里流露出的赞许和欣慰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我憧憬着有朝一日我也能做一件让阿姨高兴的事。不记得经过了多少努力和尝试，终于有一天在大哥哥的帮助下，我拣到一个大大的，微微泛着绿光的野鸭蛋！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阿姨因为加班回家较晚，我一直手捧着鸭蛋坐在高高的门槛上等她，当我把鸭蛋给阿姨时，大哥哥在一旁开始绘声绘色地讲我的“寻蛋记”，听完哥哥的讲述，阿姨高兴地搂着我说：微微真能干，都会检鸭蛋了，还检了这么大个的，这样吧，这个鸭蛋就归你了……” 那一刻，我顿时感到一股从未有过快乐和满足。阿姨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心花怒放，她对我说：“把这个鸭蛋送给爸爸妈妈吧，他们明天就来接你，微微，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多年后，我在日本留学时，曾把这段经历写成《幸福の瞬间》参加了学校的外国留学生日语演讲比赛，获得好评。深受感动的我的日语老师小川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愛は国家の壁を超える！（真爱无国界）……。
第二天一早，父母如约来杨家接我，当天中午我们一家三口就坐上搬家的卡车，启程西行了。在车里，我还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中，兴奋地向爸爸妈妈展示在建工队学到的各项“本领”：通过读墙上的大标语学到的几百个汉字以及看工人宣传队排练学会的样板戏，讲拣鸭蛋的故事，还给他们现场表演了“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谢谢妈”“十八棵青松”等七，八段样板戏……。歌声和欢笑飞出了车厢， 洒在了崎岖颠簸的滇缅公路上，尽管前路茫茫，可是我们一家又能在一起的那份温馨让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这时妈妈才告诉我是爸爸为了我们全家能尽快团聚，主动要求到更偏远的一个小研究所工作，他们才得以提前从“干校”毕业，接我回家，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听了激动万分，搂着爸爸的脖子高声向他道谢，可爸爸却深情地对我说：“微微，爸爸应该谢谢你啊！”。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家， 离开过父母，直到我上大学。那些年，日子虽然清苦，可是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父母的关爱以及家乡风清云淡的秀丽景色让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
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当年，把我安置在杨家后，他们随即被发配到偏远的地方，每日生活在不堪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下。一度父亲曾有了轻生的念头，一天趁劳动间隙去向母亲作最后的告别，母亲只有时间匆匆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将来谁去接笑微回家啊？”。父亲后来回忆道，是母亲的这句话点醒了他，是远在外地， 寄人篱下的我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希望和力量！
离开父母的日子虽然短暂，它却让我过早地体会到那个特殊年代带来的痛。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痛，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痛，更是我们那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痛。可是回想起来它也不失为我人生的第一笔财富，让我今天重温那段离家的日子时更加懂得了“任岁月侵蚀，永远不朽的是人间的关爱和亲情；任世事变迁，渴望疼爱的心却不会变老！”。
爸爸妈妈和我 （摄于文革前）
12/31/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