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
立即有读者抗议说，为啥只是贵州，不如把美国改成“川陕云贵蒙疆藏”，其实没有问题，还可以加进去“甘宁滇桂湘青赣”。不过为了把问题说得清楚一些，就让俺这个万分拥护中华天朝统一的死硬分子，把中土分裂半个钟头，讲解完毕后，像始皇帝一样，重新统一。
话说这个南越国很有钱，生产能力极高，被人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大多数的产品都是生产给海外的花旗，欧罗巴等地的红毛外蕃用。有一日，花旗红毛说，俺们囊中羞涩，不如借给俺点钱，然后拿来买你的东西。你借给俺的钱，马上就回流到你的手里，俺这边还给你付利息呢！岂不是两赚！于是南越国手上的闲钱就转起来了，货如轮转，钱出钱进，花旗人买的货也是愈来愈多，自然那欠的债也是愈来愈高了。可是终于有一天，花旗红毛们不敢再借钱，因为债务高到自己把自己吓出心肌梗死来了。这一下可坏了，南越国的外部需求没了，世界工厂要歇火了，公司关门打烊，工人被炒鱿鱼，老板做了范跑跑，大家的收入全部炖了冬菇，要开始喝白果粥了。
这时原来发现在西边千里之遥，有一个黔中国，原来南越国的一位移民居然做了国王，也算是兄弟之邦。大家临机一动，何不借钱给黔中的蛮子，把花旗红毛的勾当再玩一把？当然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南越政府借一笔外债给黔中政府，大家一股脑拿着钱就回南越买东西。不过，黔中国里有明白人摇晃脑袋，不好不好。山里的蛮子不如海边的蛮子，手脚勤快，台风一来，你不跑快就兜进南海龙宫了。山里的蛮子，爬山倒是伶俐，但是不够勤快，一白吃白拿就养得更懒了。反正山里缺路，交通不便，不如用这些借来的钱，僱他们修路，然后然他们拿了工资去南越进货，这样的话，南越的工厂兴旺了，黔中的交通也发达了，可以让南越的产品顺畅的进来了。
不过南越国的大臣们心里却起了疙瘩。人家红毛外蕃虽然囊中羞涩，但好歹还是大款，借钱的信用还是不错。可是这黔中国却是亚非拉第三世界，不知钱借出去会不会泥牛入海，一去不回。另一个问题就是黔中国穷，自然基础设施和软体建设都太差，南越国企业出货过去，还不知可不可以收钱回来。
于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发现原来黔中国里有大量的煤炭可以开发，作为抵押，就解决了头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先例，原来南越国为了得到生产的原材料，已经和遥远的阿非利加的众酋长们签定了借钱建设，以矿产抵押的合同，于是转身就在黔中国这里用了。而当初向西洋红毛出口时，也是担忧收不到钱，需要双方政府签订合同，成立进出口银行来保证双方厂家不会陷入三角连环债，通过政府银行结算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下真是皆大欢喜，南越国的生产机器又开起来了，大家都有钱赚了，多出来的货币流转得很快，就变成了利滚利。而黔中国的交通也发达了，山里的蛮子们有鞋子穿，有“不拿是马”大电视看了。后来蛮子们也变得勤快了，可以生产鞋子了，南越的企业主们一高兴，就把鞋子厂搬过去了。
好了，胡扯完了，现在咱们又重新统一中国。突然发觉在一个国家里面，反而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俺提到的解决方法，就是用中国向美国贷款的方法，向自己的西部地区贷款，和用中国开发非洲的方法，来开发西部的地区。
于是有人要问，为啥不用国家的拨款方式？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国家财政的余钱并不太多，印刷更多钞票，还不是最后办法。如何让所有社会上的余钱，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的货币，都可以流动起来，应当是一个好办法。
可不可以让人们用消费的办法，来带动内需呢？当然可以，但是问题在于货币财富的分配并不均匀。穷的草民们没有余钱可以花，而富的大款们却钱太多花不掉。当然最为理想的方法，就是让花不掉的人，把钱给没有钱花的人，就可以促进消费了。
八十四
于是有人会说俺在鼓吹劫富济贫，要把富人的钱抢了，去给穷人，打土豪，分浮财，做现代的罗宾汉。当然任何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都是一个问题，看了网上的一个资料，谈到美国近三十余年来，扣除通胀因素，全民的平均工资从1970年代的时薪18美元，降低到现在的10美元。而中间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差距则从40比1飞涨到350比1，导致普通工人的工资其实更低。这样的社会经济不陷入危机，社会不产生乱局，那才叫奇怪呢。
而中国面临的不光是贫富差距的增大，还包括先富起来的那些大款们，其财富的来源大多是灰得灰，黑得黑，不是太好拿到阳光下来晒晒。一个数据说是在身家过亿的大财主中，三分之二的恐怕都是朝中有官好发财。这些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恐怕不是像某些要求政治改革的势力希望的那样，轻易的可以放过。这些势力希望中国彻底实行私有制和美国式自由经济制度，通过立法来合法化这些灰金黑银，大喊几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轻而易举，像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一样，通过一个私有化，就把国家的好东西，妙手空空到自己的兜里。或者是大喊和国际接轨，开放市场，就把国有的值钱货，比如说大银行的股份送出去了，让外国财团们可以一亿投资，很快就变成了十亿。
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在国家有限干预的市场运作下，让所有人可以发挥其才干，先是谈生产效率。然后再通过国家的递进税收政策，实现多赚钱，多交税，少赚钱，少交税来做到分配公平。最后通过对弱势团体的福利，来做到社会关怀。中国不能走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之路，搞得全民好吃懒做，缺乏生产效率，在世界经济竞赛场中没有足够竞争力。也不能学美国的分配不公，对冲基金的索罗斯们年入10亿，税率是15%，而年入几万的水管工乔伊们，却要交28%的税。更不能学印度和巴西，穷人们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倒毙在路边都没有人收尸。
中国的新富豪们确实有太多不干净的东东，可是要是说，俺们把那些灰色地带发财的人，也通过法律关到笼子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给分了，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一个国家要发展，还是要有些头脑灵光，胆大敢闯的人，而且将来要出去和外敌对抗，你也不能靠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绵羊出去迎战，还是要靠一些豺狼虎豹才行。不是说很多企业家有原罪吗？那么咱们也不要你接受法律惩罚，根据你的原罪的大小，开张赎罪券买了。俺们就拿作你赎罪的钱，该干什么社会关怀都可以，帮你积一些阴德。然后希望你继续搞你的企业，在自己国家里不要再犯法，但出去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时候，该耍流氓就耍流氓，一定要心狠手辣，不要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砍自己家人是猛龙过江，见外面虎狼是死蛇翻肚。
那么如何将遵纪守法的有钱人用不掉的钱，均贫富的平均给没钱的穷人，来提高内需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行国家担保，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余钱在沿海一带省份，如广东和浙江，消费不了。那么大家还是希望钱生钱，有个好的收益。俺们就可以发行一个5%收益的贵广高速铁路的30年债券（当然人民银行先得把存款利率降到3%，不过人家美国已经差不多是0了）。然后通过高速铁路的营运模式，通过对铁路沿线的商业专卖权(车站里的商业租金和地方政府分成)，客运票价，和货运收费，可以保证债券的利率支付。在铁路开始运行后，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允许这些债券买卖，和高铁公司上市后的券换股选择权，或者在30年后债券到期后，通过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来支付，或者是国家购买，有国家来享受每年的红利。
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把有钱人的余钱从无法消费从而无法流通的死结中，用可以赚钱的方法拿出来，下一步就是通过在贵州当地雇用劳动工的方式，把这些钱交到了没有钱消费的穷人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