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十、卡莫尔与拉达

我初次遇见拉达(Radha)是在1973年，其时她刚来到安普琵琶尔做助理护士。在海仑医生家门外的路上被介绍认识她，正值季风到来的瓢泼大雨，在伞底下闪烁着她的微笑，像纯美的阳光。这微笑并不是仅为了初次和我见面，对任何她遇见的人都如此。才到医院一个星期，就被人美称为“笑面拉达”。 　　从无论哪方面看，拉达都是个可爱的姑娘。她脸上散射出温暖和喜乐，我想，她即使要想表示得严肃一点，还得花点努力。但她绝非轻浮，在她闪烁阳光的面容深处隐藏着一团“愁苦”，这是尼泊尔乡下长大的女性所共有的与生俱来的“天赋”。 　　拉达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家庭，她是十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她母亲是这富人的五个妻子中的第四个，在小小年纪被强迫嫁给这富人，被丈夫当作一个二等奴仆。主要鉴于母亲的不幸婚姻，拉达长大后立志千方百计地逃避出嫁。 　　她十岁时，父亲死了，之后由母亲和一个锺爱她的哥哥抚养成人。她母亲和兄长都反对她立志不嫁的决心，希望只要有合适的求婚者就把她嫁出去，认为这是他们抚养她而应尽的义务。有一次，差一点强迫拉达嫁给她的一个无嗣的姐夫。按尼泊尔的风习，认为夫妇不生育，问题都出在女方，虽然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男方。 　　为了逃避逼婚的压力，拉达终于离开老家跑到北方四十英里远的市镇波克哈拉(Pokhara)。在那里考进一个由“国际尼泊尔团契会”(the International 　　Nepal Fellowship)创办的助理护士训练班。这个团契会是在尼泊尔传教的另一个传教团组织。即使在那里，她仍然不安全。她在那里没有住多久，她的哥哥就来找她。她母亲和哥哥终于又为她安排了一次婚姻，计划在下一星期就举行婚礼。哥哥把她的衣物等几包东西收拾起来，连同拉达搭乘一辆运载旅客的汽车，计划两小时就可回到自己的村子。当汽车从路旁一个小村子驶出来时，拉达突然从座位上起来，推开挤在座位中过道上的旅客，从车后门跳出。等她哥哥跑到司机那里请他停下车时，汽车已滑行了好几百码，拉达已乘这段时间钻进了深林。 　　拉达从林子背后的小路徒步走回了波克哈拉。她哥哥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顺不服管教的妹妹也灰了心。即使把她逮回来送到那个男人那里，她无疑还会跑掉，或者干出更坏的事，迟早都以玷辱家庭名誉收场。他们已经为她的事伤够了脑筋，再也不想枉费心机了。 　　这番叛逆行为在她和家庭之间打进了最后一个楔子。她从来就和母亲搞不好，跟那位哥哥的关系还比母亲强一点。现在母亲已对她完全失望，和她彻底决裂。哥哥虽然一向对她好些，但自从那次跳车逃跑后也不再理她。这时，拉达已在助理护士班毕业，开始在波克哈拉的教会医院工作。 　　后来，再一次新的谣传说，家里又在打她婚姻的主意。她决定走为上计，波克哈拉离她家还是太近，难以安身。因此，她的护士组领导和我们医院商量把她调转到安普琵琶尔来，我们这里离波克哈拉总算远了一整天的路程。经过几个星期的安排，拉达终于到我们这个安全偏僻的隐居般的山顶医院来了。 　　拉达确是一个出色的好助理护士。也许部分应归功于她的微笑，就我个人的判断，这满面微笑可能使病人的痊愈加快一倍。她对病人的护理既温柔又细心。只要夜里是她值班，我们医生们就可以整夜安眠。拉达并且是一个基督徒。她最早是从那位兄长和一个童年的女密友处听到福音。在波克哈拉的教会医院又听到更多有关基督教的事。在来到安普琵琶尔时，她已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在参加护士查经班后，在学习新约的过程中她决志受洗。在此之前，她未曾想过要当众宣示自己的信仰。在她来医院后的六个月内，她一直参加准备受洗和成为正式教会会员的特别训练班。 　　当她已决志准备受洗时，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这里缺乏一个够资格施洗的牧师。亚伯拉罕牧师已经离开这里。迪尔．库玛尔(Dil Kumar)毕竟不是神职人员。作为尼泊尔政府的外国客人的传教队员们小心谨慎地尽量避免为本地人施洗。这事得由尼泊尔人自己安排。 　　尼泊尔本地教徒决定从加德满都请一位牧师来施行洗礼，同时在我们教会主持一系列特别聚会。他们选定苏曼(Suman)牧师，他由于传讲福音和散发宗教文献被捕入狱一年，最近才从尼泊尔西部的监狱释放，他是一个著名而受尊敬的基督教领导人。他答应前来。于1974年复活节下午，他与拉达以及另外两个尼泊尔妇女，从聚会处走下山到一泉水，离医院约两小时路程，他为拉达安静地施行了洗礼。 　　洗礼毫不声张。牧师不愿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牧师若为尼泊尔人施洗需判徒刑六年。苏曼现既因非法宗教活动判刑一年，如这次再被捕，则可能要加重判刑。他这次是冒很大的风险来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乡下妇女施洗的。因为在许多宗教集会中，难免会混进特务份子，侦察基督徒的活动，伺机进行控告----尤其是为叛离印度教的人施行洗礼。然而，苏曼牧师不但心甘情愿，而且更加积极地为人冒险施洗，他已这样地干了许多年。 　　拉达的家庭终于听到了她受洗的消息，而且如所预期地大发雷霆。于是传来消息：她的兄长又将前来强迫她回家嫁给一个地道的印度教徒。这些日子来，教会为她祷告：希望她哥哥的使命落空，而拉达将有力量把他顶走。这位哥哥终于来了，在听了拉达谈及新的信仰之后，他忽然心变软了。虽然他并未完全同意她的转教，他保证他仍然继续关照和爱护她。在回家的路上，他无疑要苦思冥想找出理由来向母亲汇报，为何会空手而回。 　　拉达在安普琵琶尔的第二年患上肺病，好些星期发高烧和胸腔积水，而需要不断抽液。肺病是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风险。我们虽然千方百计尽力减少这种风险，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然而，拉达安祥地养病，她的病房成了许多女同事们的聚会地，她们下班后总喜欢在这里连续待上好几个钟头。幸运的是，拉达所害的肺病不是容易传染的那一种。 　　另一个拉达病房的来客是鲁德拉(Rudra)，就是那位曾被海仑医生关在招待室门外一整夜的年轻人。鲁德拉也曾在最近受洗，一直不间断地来参加查经班。现在，在辛西亚的暗中鼓励下他对拉达产生了兴趣。辛西亚有先天的作媒人的爱好，想要使每个青年都能幸福地成婚。而这里，为媒人准备好的是：两个合格的年轻基督徒，他们俩都已经到达对方的门坎----在尼泊尔群山中，这是极端罕有的巧合。 　　尼泊尔本地教会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如何为本教会的年轻人寻找合适的配偶。首先是基督徒非常少，再者，由于他们的家通常反对子女与基督徒成婚，因此没有人帮助这些年轻人与异性相识。在尼泊尔，社会风习禁止青年伴侣自己操办婚姻大事，而必须长者为其物色介绍。这也成为尼泊尔教会的事工之一。因此辛西亚不是爱管闲事，而是扮演着一个正当而不可缺少的角色。的确，谁能比她更合适呢？她是一个外国人，自己又已结婚，可认为处于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能把男女双方利益都衷心加以考虑。 　　但是，最使辛西亚为难的是，拉达本人不合作。勉强忍耐鲁德拉的几回访谈之后，拉达终于婉谢他的美意，而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劳驾来访。她也对辛西亚的热心感到难堪，告诉辛西亚，她从来不打算结婚，她一个人能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挫折。 　　拉达的肺病在继续康复中，并已恢复助理护士工作。我们有些单身传教队妇女队员公开庆幸：拉达又一次逃脱了婚姻的陷阱，因为现在她们可以向拉达自由地展示她们人生的美丽远景----不受家室之累，在学习上可以追求进一步深造，接着可以开展自己的美好前程。拉达离开本村子时是七年级的学生，在波克哈拉上了助理护士班。现在有人鼓励她回波克哈拉念完高中。为了把幻想变成现实，几位传教队女队员为拉达争取到奖学金，以交付高中学习的学杂费用。因此，拉达在安普琵琶尔工作两年之后，回到了波克哈拉，进了高中学习。然而，她仍保持与安普琵琶尔朋友们(包括辛西亚)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她大部份的假期都来我们医院工作，对此我们总是很感谢她。 　　在拉达定期回我们医院临时工作的前几个月，我们教会邀请了一位年轻的基督教领导人卡莫尔(Kamal)来主持一系列的会议。他即使在尼泊尔人中也是一个矮个子，有些肥胖，一张乐呵呵的圆脸，神态活泼干练。外表虽然不那么道貌俨然，却有善于辞令的恩赐，能把属灵的哲理，深入浅出地讲得生动易解。 　　一个晚上辛西亚和我邀请他来共进晚餐，为了更好地了解他。在晚餐及餐后的交谈中，谈到他在尼泊尔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他的故事使我们听得出神入迷。他生为一个婆罗门祭司的儿子，受了必要的教育，准备继承父亲的衣钵。用的语文是梵文(Sanskrit)，这是印度次大陆的古代经典语文。在父亲的监督之下，他已经进行了一个印度教祭司的工作。但是，即使当这些主要的印度教教条往卡莫尔的心头铭刻的时刻，他也越来越对所学的经典感到困惑。他特别为这样的事实所困扰：印度教的神衹和他们的化身主要地是来进行惩罚和毁灭，而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充满了罪恶和不忠。他不禁问自己：假如这些神衹本身都不圣洁，谁能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假如他们全都来毁灭，那么谁来拯救？ 　　当卡莫尔十五岁时，一个男子卖给他一本新约圣经，对他说：“这是一本宗教书，你读读它会有益处。”卡莫尔拿回家研读。当他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44节时，他惊奇地发现耶稣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卡莫尔告诉我们说：“我一直被教导，找出我们的敌人并加以消灭。而耶稣的这一教导却和我过去受的教导相反。” 　　后来又读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11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这话像闪光一样照亮他的双眼，使他豁然开朗：这就是神，他来是为了拯救罪人，而不是消灭他们；这就是他必须跟从的神。卡莫尔说：“从那天以后，我接受基督做我的神，而决定顺从他。我停止拜偶像，并扔掉那“神圣的脉络”(holy 　　thread)。我父亲当然不认我为儿子，把我赶出去，命令我永不许踏进家门。所以，我只好在村公所找个工作谋生。但由于我不断宣传神要拯救罪人的福音，警察和区长来逮捕了我。几天后我被放出来，但丢掉了“饭碗”。从此以后，我不得不离开我本村，甚至本区，由于我反对警察的缘故。” 　　接着，卡莫尔告诉我们，他怎样成了一个巡回布道人。靠徒步，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发展一些孤立的信徒小组，和每一个愿意听讲的人分享福音。在此期间，他曾遇到警察局的多次折磨。最后，在去尼泊尔西部布道的旅途中被捕入狱判刑十三个月，罪名是传道和诱使人叛离印度教，皈依基督教。 　　我们问他：“这次入狱是什么时间？”他说：“是1970年12月中。” 　　恰好那时我们初次来安普琵琶尔居住，他正开始坐牢而我正开始在尼泊尔工作。我们问他：“那时坐牢的只你一人？”他说：“不，我和苏曼牧师一块被捕，一块坐牢。” 　　因此，卡莫尔曾是苏曼牧师的牢友！我们听说苏曼曾与另一位难友一块坐牢，那时我们刚到达安普琵琶尔，这消息很快传遍我们尼泊尔本地教会，甚至我们新来的传教队员耳里。苏曼牧师上次来安普琵琶尔为拉达施洗时，我们又直接从他那里听到有关那次坐牢的更多情况。但就是不知道和他坐牢的第二位难友----没想到现在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正是此人。 　　苏曼牧师和卡莫尔曾经一道去尼泊尔最西部作传教旅行，对任何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散发宗教材料。其中一个最感兴趣的人是一个当地的警官，他装扮成一位普通老百姓，接近他们二位，并请求给点材料阅读。他俩毫不怀疑，发给他一本小册子，当场被警官抓获，人证物证俱全，从而一起锒铛入狱。罪名是从事非法宗教活动，这样在最西部的一个小镇，关了十三个月，远离亲友与信徒们。 　　尼泊尔全国各地数百名基督徒，虔诚地为苏曼牧师和卡莫尔祷告，虽然那时不知卡莫尔的名字，只称之为“苏曼牧师的同伴”。如众所周知，他俩很可能判最高徒刑六年，因为他俩曾从事传教及施洗活动。前一个坐牢的牧师曾经服刑五年。因此，当消息传来，他们仅服刑十三个月就被释放，都感谢神的大恩大能，认为这是神回应了大家的祷告。并且，我们后来获知，在他俩坐牢期间，曾经带领了二十位难友信主。 　　一出狱，苏曼牧师就恢复在尼泊尔教会的领导工作，继续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年轻而日益发展的基督教聚会布道。而卡莫尔，仅二十岁，没有名气，也不受本地区欢迎，又极少就业机会，决定暂时离开尼泊尔去了印度。在印度参加了“运筹动员传教团”，终于成为在印度北部一个福音传教队的队长。 　　卡莫尔告诉我们：“在印度，我在运筹动员传教团工作了五年。蒙主召我又回到了尼泊尔。这里是我的家乡，神要我在这里事奉。所以现在我来到你们这里。” 　　辛西亚问他：“你还未结婚吧？” 　　他回答：“还没有。主还未赐我如此恩典。” 　　卡莫尔离开安普琵琶尔几天后，辛西亚已打好了主意：卡莫尔可是拉达的一个理想良配。他显然需要一个妻子。纵使拉达认为她不需要一个丈夫，她这回包管会改变主意！所以当拉达因度假而来安普琵琶尔临时工作时，辛西亚就向她扯到这个题目上来。 　　辛西亚开门见山：“拉达，你进一步考虑过你的婚姻问题吗？” 　　回答：“没有。” 　　辛西亚追问：“假如我告诉你，最近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介意吗？”回答：“不介意。” 　　辛西亚点出主题：“我了解到，有一个好青年基督徒正在物色对象。” 　　拉达问：“你可以肯定吗？” 　　辛西亚说：“很肯定。他三十岁，招人喜欢，高雅、和善。更重要的一点，他灵命深刻。他最近曾在我们教会带领一系列的会议。” 　　拉达问：“他是谁？” 　　辛西亚告诉她：“卡莫尔．巴塔。” 　　拉达微笑了，脸红着，眼瞧着地板。 　　辛西亚追问：“你已经认识他了吗？”心中有点泄气。 　　拉达说：“哦，是的。我很熟悉他。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兄弟。他是第一个告诉我有关基督的人。当他进监狱后，我曾多次写信给他。我在波克哈拉的一些朋友曾告诉我，我应该嫁给他。”停了一会，然后说：“但是我不能嫁给他。这不可能。此外，我目前无论如何不考虑结婚。也许以后会。 ”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教会再一次邀请卡莫尔来带领一些会议。辛西亚，不是一个轻易放弃她打定的好主意的人，对卡莫尔谈起了拉达。拉达这时凑巧也因学校放假来到了安普琵琶尔。拉达和卡莫尔两人都没有约定要这时来此，我们中也无任何人故意这样安排。 　　卡莫尔告诉辛西亚，他七年多来一直和拉达通信。他说在狱中只有她不间断地写信给他，深深地感动了他。那时他就有一个心愿：如果神同意将她许配给他，他一定要娶她为妻。他接着说：“就在几个月以前，我写信给她最后一次向她求婚，她最后一次拒绝了我。自那次以后，我决定独身。我相信，神不愿意我结婚。他召唤我巡回各教会去服事，像这样成天在外，又要使一个妻子愉快，这两件事实难两全。” 　　卡莫尔一定也告诉了别人有关上述动情的决定，因为不久拉达自己也听说，卡莫尔已决定独身。自从她拒绝了卡莫尔的求婚，这些时来已有些软化，甚至开始后悔。但是现在她对卡莫尔感到恼火。他要从事什么事而使得他说终身不娶？这样把她自己推到何方？得了，假如他真作如此想，现在一切都吹了。不管怎样，当辛西亚想使拉达重新考虑卡莫尔的求婚时，这就是拉达向辛西亚表示的感情。 　　辛西亚对她说：“你知道，他真的感到心碎。” 　　她说：“真的吗？” 　　辛西亚告诉她：“因为你拒绝他的求婚，他已决定终身不娶。他不愿与任何别的女子结婚。” 　　她说：“真如此吗？” 　　辛西亚劝说道：“也许，你俩应该在一起谈谈，坦率地把事情说清楚，互相诉说真实的感情。” 　　她说：“这样恐怕不恰当。” 　　辛西亚说：“你们可以在我们任何一家相会，我们可以暂时外出，而让你们单独谈话。这就很合适。” 　　这次会见是在卡莫尔要走的前一天。会谈时间不长。结果，他俩决定：他俩在一块事奉神比分开各干各的好。 　　他俩还决定了另外一件事，辛西亚和我听了之后大为吃惊。卡莫尔刚要动身前对我们说：“我没有一个可叫做父母的人。我请求从现在起你们做我的双亲。如果我再一次有了父母，将对我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然后拉达也说：“我实际上也没有父母。我父亲已亡故，我母亲不同我说话。只有一个哥哥还理我，但他决不同意我与卡莫尔结婚。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亲人来应许我的婚姻，使我的婚姻合法化。”然后，她看着辛西亚和我，说：“你俩也做我的双亲好吗？” 　　我问：“你们的意思是指在婚礼时，是吗？” 　　卡莫尔说：“哦，不，永远。” 　　卡莫尔的认真诚挚使我为难。很好，我们太高兴做你们的教父母，我们感到很荣幸，为什么把事情弄得这样神圣而严重呢？做你们的教父母是完全自然而平常的请求。我差一点要咕哝地说出，我们多么高兴和荣幸能做你们的教父母，辛西亚赶快打断我的咕哝，说：“我想你没有理解他俩的真诚意愿，他俩要我们做他们的双亲，而不是教父母。” 　　卡莫尔说：“是呀，我们在这世界是孤儿孤女。我们请求你们收养我们，做我们的义父义母，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的。” 　　我刚要咕哝的话“我很高兴并荣幸地……”从我的口唇干涸了。现在才明白，他俩为什么把这事看得这样严肃。我俩----我个人能担当这样的责任吗？教父母实际上不做什么事，而义父母则迥然不同。你怎能忝为一对成熟的属灵的尼泊尔夫妇的正式父母呢？他们才只比你小十岁----这位男子甚至在他的青年期已经是尼泊尔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无论在属灵的重责方面，在对尼泊尔的了解和在这块国土上对神的事奉方面，还是在为了基督的事业已证明其忠心耿耿而甘冒苦难逼迫方面，在这一切方面，他们是我们的长辈，而非晚辈。我突然认识到，我们正被给予多大的荣耀，这大大超过我们的价值。我们怎能担当得起？ 　　而且，旁人会说些什么？我们传教队的某些人就反对和本地人发展过于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和本地的基督徒。这可能会助长其依赖性，这是一种“亲情”关系。我们在基督里不是合而为一了吗？我们愿意收养一对美国夫妇，为什么对这对年轻夫妇另眼看待呢？ 　　不管怎样，不能傻呆在这里，这样就意味着“不愿”、“冷淡”，他们肯定会误解我们在犹豫不决，而刚刚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的脆弱的纽带就会断裂。因此，我们决定把他俩要我们作为义父母的请求当作是神的邀请，而毅然接受下来。无暇考虑后果如何，我俩同声对他俩说：“愿意。” 　　假如我们不知道后果将会到何地步，我们至少应该知道现在如何开始：先从婚礼开始。我们作为新父母的第一个特权是将我们的女儿嫁给我们的儿子。 　　卡莫尔和拉达双双回到波克哈拉，拉达仍然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在以后的几个月，在安普琵琶尔和波克哈拉两地远距离之间，忙着安排婚礼，邮件往来就得一去一来各一星期。由于他俩的朋友大都在波克哈拉，婚礼决定在那里举行。不幸的是，在他俩选定的婚礼日期，我们医院碰巧计划接待一个庞大的政府办的“计划生育 ”营，包括接待一个人数十五人的政府工作人员，其中有两个女医生，准备住在我们家中。我们只好写信给卡莫尔和拉达，说我们这时因上述缘故不能离开安普琵琶尔。他俩由于各种错综的理由不能更改婚期，就决定将婚礼改在安普琵琶尔举行。 　　这就意味着，除了这个“计划生育”队员外，我们还要接待从波克哈拉来此参加婚礼的二十余人----更不用说，还有几百名妇女和她们的的家属，她们是来我们医院做“结扎”手术的。再加上所有我院的常规病人，这是一年中超过其他一切事情的最忙的时刻。这简直像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比埃尔 (Pierre，South 　　Dakota)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 　　好了，该来的事都来了。从波克哈拉来了二十五人，其中有我们先前的牧师亚伯拉罕，他是来主持婚礼的。三百十一位妇女是来进行计划生育手术的。茶馆里挤满了人。本地的食品都卖光了，而必须从外地调运进来。但是，所有的事都办了。是怎样办妥的，我怎么也弄不清。住在我家的两位计划生育女医生也莅临了婚礼招待会，亲自“恭逢盛典”，目睹了一对尼泊尔基督徒在尼泊尔举行的“奇风异俗”的婚礼。 　　这婚礼的情形怎样呢？像这次的一切事情一样，表现它自己的风采。仪式在山脊上那间教堂举行。当行礼如仪后，拉达全身白衣，脚上也穿的里格摩尔姊妹赠送的白鞋，坐在特备的抬椅上，被抬到几年前为传教队的孩子们修建的小操场，在半小时从山上到山麓的游行中，拉达的婚礼队伍，包括二十五个从波克哈拉来的贺客，我们本地的全部教友，共达八、九十人，唱着圣诗，乐着、笑着，都无拘无束，欢天喜地。在安普琵琶尔很少场合有这样庞大而兴高采烈的基督徒队伍，当众游行，让所有的乡亲们开开眼。事后看热闹的人评论说，拉达是第一位他们所看到的不哭泣的新娘。不仅如此，她实际上一直微笑着。在尼泊尔乡间，对大多数姑娘们来说，出嫁可不是一件微笑的喜事。 　　婚礼招待会主要吸引人的场面是美食的宴会，香气横溢的辣味炖羊肉，佐以大米饭和咖哩蔬菜----都用手工做的香蕉叶盘子盛用。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最感新奇的是：对结婚礼物的开展仪式。这种送礼仪式，我猜想是出于西方人的主意。就整个婚礼来说，还有许多特点也有西方的痕迹。本来，尼泊尔基督徒很少他们自己的结婚模式，来作为安排基督教婚礼的样板。所以，很自然，他们就向西方传教队员请教。在这次婚礼，我们曾经尽量保持本地的风习，只要它们不包含印度教的特殊含义。不仅这样，而且每种方式要尽量考虑这对年轻新人自己的明确愿望。 　　尼泊尔人在赠送结婚礼物方面增加了一些特点。所有礼物都在招待会中打开，不是由新娘新郎，而是由自我任命的一位司仪长打开，一件一件地让来宾观看，并开开玩笑，群众则报以高声的赞赏。有些玩笑难免过火令人发窘，另一些玩笑简直有点“残酷无情”，然而，玩笑越开得“坏”，听众就更加大声号叫。连卡莫尔和拉达也不得不附合大家强颜欢笑。 　　在那些最好的礼物中有三件“姗姗来迟”，这是当新婚夫妇回到波克哈拉时，由拜访他俩的拉达的哥哥送的。一只表，送给卡莫尔；两条大围巾，送给拉达；一个大衣箱，送给他俩。在一个重新和好的美好时辰，这位曾经钟爱她的哥哥，对他俩的结婚给予衷心的祝福，而且欢迎卡莫尔进入他们的家族。 　　从那时以来，他俩共度了许多幸福而丰盛的岁月。卡莫尔仍然去全国各地传布福音，虽然有一半的时间在波克哈拉的家度过。他在波克哈拉的教会担任教师和福音宣讲员。在最近一次访问安普琵琶尔时，他告诉我，有一次旅行到他曾经在那里坐过十三个月牢的小镇。当他正在向一小群人宣讲基督的福音时，发现人群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过后，这人走向卡莫尔并对他说：“我现在相信，你所讲的是真理。”这时，卡莫尔认出他来：他就是十二年前把他逮捕入狱的警官。 　　当卡莫尔讲了这段情节之后说：“你知道，多少年前，在我入狱以前，我向神祷告派遣我到尼泊尔每个角落去传播福音。所以，他回应了我的祷告，让我先从一个小角落----那个小牢房----开始。那时，我还未做好向其他地方传道的准备。而现在，神正派遣我到所有其他的角落去传播福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