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十二、大调查----朗江区

 

这次调查的任务是：调查由安普琵琶尔医院服务的两个地区的保健设施情况。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绝非普通的调查。首先，必须在山道上步行250多哩；百分之九十九的路程是上坡下坡，而且常是陡上陡下，偶尔平一点的路段很难超过一个足球场的距离。调查时间估计约需三星期——其实这只是主观的如意算盘。 　　自然得拟定一个计划——一个参观访问的巡回计划。这是很好，但你马上发现你要访问的人们很少住在主道上。比如，你要去纽班尼村(Neupani)访问两个人。而纽班尼村可不像美国罗德岛州(Rhode Island)的维柏班斯科得镇(Whippabonscott)，维镇的街道是按集拢的房屋段分的，从镇的这头走到那一头，只要花五分钟。与此相反，纽村只是一些分散的茅屋，散布在两哩长的上上下下的山坡上；你要访问的两个人，恰好一个住在村这头，一个住在村那头，主道刚通过他们两家的中间点，因此你可能要上一哩的坡去会见第一家，偏偏这家人已经去三哩外的林子里砍柴去了，要到晚上才能回家，你于是去两哩外下降2000英尺的山坡下去访问第二个人，偏偏这个人在一小时前已去另一村子，要两天后才回家。而在这时，你急于赶往比尔森村(Birsing)，自然你不能在这里等两小时，更不用说等两天。可能在比尔森村，你还会碰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在尼泊尔搞调查的情况。 　　辛西亚和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们俩刚好从美国度假归来开始第四期的传教工作。领导决定：在我们回医院工作以前，应该在安普琵琶尔周围的广大地区收集一些有用的资料，以便传教队开展未来的传教医疗工作。这次调查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会见一些过去的病人，其中有的人曾经接触过福音，顺便可探听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对这次调查的一个不利情况是：正值六月这个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并且，雨季来得早，更增加了旅行的困难；况且，不久插秧就要开始，我们要访问的人，可能从清早到天黑都在田里忙着干活。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个搞调查的顺利时节。 　　要搞调查就需要一幅地图。对要去的地方如果茫然不知，就没法做旅行计划，更何况在尼泊尔这个复杂地区。在加德满都可以买到非常详细的最近出版的旅行地图，只要美金30分，我们当然买了一张。它是灰蓝色印在灰色纸上的，要用强光才能看得清。但是我们要访问的村子有四分之三在地图上找不到；在地图上能找到的村子有四分之三从来没人听说过或者没人到过——甚至可能从来未存在过。也许，这个地图的制作者用的是梵文。 　　此外，任何地图都有不实之处，特别是山区，而这张地图更加令人难以相信。图中沿河流的小路，更易将人引入迷途。在地图上，这些河流和沿河的小路老是绘成平缓的波状线条，简直像美国穿越内布拉斯卡州(Nebraska)的80号洲际公路。而实际上，在尼泊尔没有那样平缓波状的河流，沿河的小道自然肯定地与河道差不多。这些小道不仅弯弯曲曲，而且还会盘来盘去。在河的一边可能是一条可供步行的地段，而对岸则为悬崖峭壁。走上一百码远，情况就倒过来，平路的这一边忽然变成峭壁，除非你爬过峭壁顶才能通过。通常你得爬登400到500英尺。有时，山道须从峭壁中间的水平悬崖通过。走过这样下临300英尺怒吼急湍的悬崖真够令人提心吊胆的。更可怕的是走到一段悬崖尽头，路忽然变成木棍架的“栈道”----以便旅客通过那段没有突崖的峭壁。实际上，由于这样的爬上爬下又弯进弯出，你得干脆把地图上过山的距离乘以三倍，而图上沿河的路线乘以四倍。所以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太相信尼泊尔的地图。 　　带上地图、破旧的睡袋、几套衣服、一瓶为饮水消毒的碘粉，以及一箱子书和小册子，我们到达加德满都的大长途汽车站，并坐上通向廓尔客区的大客车。这是一部崭新的客车，不同于我们经常坐的“老爷”旧车，在车前顶上横写着“Pashupati超级豪华快车”。窗子玻璃是有色的，为了避免晃眼，因此当你想推上下半截玻璃窗透口气时，则上下两截并在一起，就变成看不清外面的不透明玻璃；如果你想看外面，则必须弯下腰，但车里拥挤得坐不下，也弯不了腰。座位之间离得很近，没法坐直；如果想伸直五分钟，则膝盖顶在前面的椅子背，使你酸疼难受。我们座位上一排坐了三人，必须侧着身子才能坐下；座位旁的金属靠臂挡住我们，否则我们三人有可能被挤到过道上去。假如有谁想换一下侧着的膝，三人必须同时起身，似乎国王上了车，得同时起身致敬。经过四小时，我俩好不容易换到靠车门的座位。这里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车子每站都停，上下乘客都得从我们的座位挤过。我们的“超级豪华快车”在去廓尔客的途中停的次数之多，使我记都记不清，平常五小时的车程，而这所谓快车竟走了八小时。 　　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在一个空旷的路边莫名其妙地停下来，我弯身外看，才知道它正从坡下300尺的河里将一辆滑下去的客车往上拉。这是上星期滑下河的两部客车中的一部，死了不少人。此事又可供《改革中的尼泊尔》报纸在提高安全标准方面，探讨该作多大的改进了。有一个穿黑短大衣的小伙子坐在路边，独个儿用一条钢缆，一个曲柄轴、一部由三个生□齿轮组成的“机器”，在拖拉那部滑在河里的客车。这就是正在操作的“近代技术”。幸运的是：我们这部“快车”的慢吞吞的速度不大可能滑下坡去。 　　我们计划旅程的第一晚宿在都拉答答，就是那个拥有四百个基督徒的“山上城”的村子。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访问，因而急于先睹为快。我们从汽车站出发，经过三小时步行爬坡，沿途因与相识的人打招呼谈话而有所耽搁，下午六时才到达村子。我们受到比尔．巴哈德的欢迎，他就是这个基督教社区的两位领导人之一。他邀请我们到他家。晚餐吃的是米饭和香辣鱼，我灵巧地将刺进我上颚的一根刺拔出来。餐后，我们围坐屋外，谈谈最近的新闻，仰观暗空中明亮的星星，竟没有一丝微风稍解黄昏的闷热。 　　夜十时，主人带我们至睡处：在牛棚顶楼上铺上两床草席。整夜我们吸饱了牛棚里母牛的尿骚气。整夜想睡但睡不着。辛西亚感到太热，而我除了热还夹杂着痒。我从来没尝过这种倒霉的痒味。我寻找虫子、跳蚤、蚊子和臭虫，都找不到，我只好归咎于“热”。早上，当我察看抓伤的胳膊和腿脚时，我才想起，当我的病人忍无可忍地抓痒的时候，我曾多次地责备他们说：“你应该努力忍住，别抓痒！”我那时曾不断喝斥他们，现在才体会：说时容易做时难。 　　在都拉答答，我们有许多事要做。我们看望老友们、以前的病人们，访问现在的病人，旁听比尔的儿子开办的扫盲班。我们参观村民们盖的新教堂、新学校。这四百户人家除了四户外，每家都有了户外厕所，在这个地区这是创纪录的大事，因为别的村庄好不容易才能有一个公共厕所。最后，我们步行四十五分钟到村子的远端，访问苏克．巴哈德的妻子苏克玛雅，她曾是辛西亚的病人，在安普琵琶尔时，曾住过我们家。一星期前我们在加德满都曾遇见苏克．巴哈德，他正出发作布道旅行。虽然家里只留下苏克玛雅，她坚持要留我们过夜。因为我们的行装留在比尔家，我们婉谢她的盛情，仍以回比尔家过夜比较方便。但玛雅坚留我们，并且有两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去取来我们的行李，我们只好答应她。况且，只在一个领导人家过夜，而拒绝另一个领导人家的邀请，在“外交礼节”上，也确是不合适的。 　　苏克．巴哈德的房子建在狭窄的山粱上，山坡下1500尺是达栾底河(DaraundiRiver)。这山粱上共有十三家住屋，苏克家最高。山粱子窄得仅够容纳这些房子，山粱两边都是陡坡，更显得山粱上的房子兀然耸立。 　　苏克玛雅忙得不亦乐乎：要照顾家畜家禽、铺设我俩的床席、做饭做菜，简直没时间交谈。此时，一个年轻男子来到她家，请辛西亚去他家看视害痢病的女孩。他的家只是一个房间的棚子，用树叶和木棍盖的。这男子名叫佘尔．巴哈德，新来都拉答答落户，他由于拒绝干他的巫医父亲的行业，而被其父赶出家门。苏克将他自己房子下面的一块地皮给佘尔，这青年就盖了这个棚子将妻子及女儿安顿下来。辛西亚见他这样穷，商请他是否愿做我们的搬运工人之一，在我们今后几个星期的旅途中帮忙，每天一元半美金并供给伙食。他自然非常乐意答应这一建议。 　　当我们回到苏克家的门廊，遥见山谷远处的天边正在形成午后的雷暴，雨云聚拢而厚积起来，云底发黑，云顶翻白，涌向偏西的落日，像恶魔的城堡；新的金色和灰色的云从我们身后横扫而来，加入这形和影的戏剧；发绿的阳光成团地在大地上快速滑行，时而照亮这里，时而又照亮那里。我们脚下那些按等高线修筑的红土梯田或台地一层层地一直铺降到河边，台地上这里或那里偶尔有一座小屋，四周是新种的玉米；屋子的某一边，五六棵高高的香蕉树的身影映在天空，弧形的大叶子优雅地覆盖着小院子。 　　当我们正在观赏时，万花筒般的美景突然褪色，吹起潮乎乎的微风，从右边飘来大块大块的黑云，翻腾过群山。人们匆忙地跑来跑去，牵拴家畜，关闭百叶窗，在田里的人匆匆赶回家。苏克玛雅从“自来水头”边带回大捆衣物，把它们晾在门廊下的绳子上。然后捉住两只山羊羔放进香蕉树下的羊圈里。一个在大锅里洗脚的年轻姑娘一望天空，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匆匆往家里跑。母亲们在呼唤孩子们回家。我新雇的搬运工人佘尔匆匆从我们身边跑过，提了一大桶水，想在风暴到来之前赶回家。这山坡上人们的生活够艰苦的了。首先是炎热，然后是风雨；整天劳动，上坡下坡，一天又一天，没有喘口气的空闲。 　　我们坐在苏克玛雅的门廊边，辛西亚观察他们的生活情况，说：“你不能凭这里人们的面孔来看待他们的生活负担。他们总是喜洋洋的。我可以肯定，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在一秒钟之内扫除一切晦气。” 　　我说：“至少，他们已将泉水用管子引到房子附近。这比大多数本地人强多了。”的确，他们铺设了半哩远的塑料管子，从远方的泉源，将泉水引到离房子几码远的地点。管子铺在地面上而没有埋在地下。要是在其他村子，不埋入地下的水管早就给砸得粉碎了。 　　不久，刮起风来。风声最初像远处的呻吟，从我们右边的山谷中传来。当风力增强，我们能看见远处的树木倒伏，枝杈横飞。然后，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刺人眼睛，从山粱咆哮而过。一个空篮子吹过院子，吹落到左边的山谷，瞬息无影无踪。接着吹落下一个大铁锅，锅子叮哩当啷地狂滚下山。百叶窗砰砰地作响。绳子晾着的衣物被卷走了。茅屋上盖的草秸吹落在我们面前。香蕉树劈啪折断、倒下、连同整挂整挂的香蕉滚下了山坡。羊圈吹垮了，也滚下了后面的山坡。屋瓦也从我们的头顶吹掠过去。在我们站立之处的下边，我们新雇的搬运工佘尔的小茅棚，在风里又抖又颤地挣扎。 　　好在不到十分钟风暴就过去了。咆哮号叫的声音逐渐变弱，终于鸦雀无声。佘尔走上来，惊恐地哆嗦着：他曾经攀住茅棚的竹梁，两足悬空，为了不使茅棚被风全部刮走。 　　后来就下起雨来。从黄昏起下了一整夜。苏克玛雅和她的母亲在准备晚餐。屋外到处是泥流。夜幕降临，我们被唤进屋进餐。夜里我们睡在门廊，撑起我们的两把伞，以挡住从破屋顶上漏下的雨水。 　　早上，雨过天晴，但是到处留下昨晚“浩劫”的痕迹。这天水管没有水来，因为山上的泉源受到破坏，水管里塞满了泥巴。比尔来为我们送行，告诉我们他住在那一边所受的重大破坏。他损失了一些山羊羔和大部分的小鸡。更糟的是，我们曾在棚顶上过夜的那个牛棚全部被风刮走了，许多储存在棚顶上的粮食被毁坏了。 　　我们刚要离开时，聚拢了一大群病人请我们看病。我们又多雇了一个搬运工。然后，比尔为我们的旅途及病人祷告，恳求主赐福给我们旅途平安和病人早日康复。祷告后，在周围的笑容和祝愿中，我们出发前进。 　　经过两小时的步行，我们跨进了另一个乡，在一个茶馆里，我们碰巧遇见了乡长。我们原希望在调查中能会见尽可能多的这类乡的领导人，虽然我们原来想，在走进一个乡就立刻碰见一位乡长的机会大约只有五十分之一。但在我们以后的旅途中，这种巧合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似乎我们要会见的人们都“安排”在我们行经的路上。 　　稍微前行了一段路，从我们身后跑来一人，喊叫着请我们停下。等他喘过气来，他说多少年来他都希望能会见我，今天这机会终于来了。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说十一年前我曾经为他做过输精管切除手术，自从手术后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一些。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手术有这样的并发症！但这男子坚持说如此。我们最后查出他的一条腿正在害肌肉痉挛症，这自然与输精管切除手术毫无关系，这种痉挛使他感到那条腿短了一些。虽然是在路边，我们也量了他的两条腿，结果两者一样长，但是他仍然满不相信地走开了。 　　不一会，我们又遇见一位老穆斯林病人，好多年前我们曾医治他的哮喘病，但疗效不佳。他病得很厉害，来医院看病时总是几乎喘不过气来，憋得脸冒蓝筋像条大西洋的蓝鱼。今天他气色很好。我们问他近况如何，他说，两年前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穿白衣的天使来告诉他，用某两种树的树皮熬水喝可治此病，他照着办了，从此就好了。他问我们要不要了解这种偏方。 　　近代医药的疗效也不可厚非。他接着告诉我们，我们曾在几年前治好了他的儿子，曾经用吸管从他儿子的胸中吸出了两升积水。他儿子曾是辛西亚的肺病病人。 　　爬上两千尺再走下那边的山坡，那里设有政府的保健站，是我们的调查计划要了解的二十多个保健站之一。在走向保健站时，经过一个学校，我们立刻被一百个左右的小学生围住，要问我们英文单词。有几个孩子一直缠住我们不放，我们只得一边上山一边解答。即便在阴凉的地方，温度都达华氏一百一十度。辛西亚实在累得没法招架，这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改进他们的英文词汇知识，而是要引我们去看视他们有病的亲人。为此目的，他们跑出了学校。而我们这次的调查旅行并不是看病，否则我们就会整天忙于看病，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但是，我们难以拒绝，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得离开旅途正路半个小时。 　　我们问：“你们为什么不去你们的保健站看病？”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那里没有药、没有医生、没有信誉。 　　终于我们到达了那个保健站，果然如人们所说，那里没有卫生员负责。有个助理卫生员，目前他已去加德满都请求另派工作。有个助理助产护士已被调到波克哈拉的政府办的医院。然而，我们找到了一个值班的低级人员和一个打扫工人，他们的工作是开门值班，也没有什么人来看病，因为没有药。此后我们访问的保健站，其中约半数与上述者相类似。政府的医药照顾是免费的，但对多数人来说等于没有任何照顾。 　　参观过保健所并看视聚集在那里的十几个病人(他们一听说我们到达就赶来了)后，我们又回到我们原先走来的那条路上，才发现路上已聚集了许多人，他们也是闻讯赶来的，向我们反映有关医疗的问题，或者请我们去他们家看病。因此，我们一直耽搁到天黑，自然没法到达我们预定的投宿点。在这里我们欣赏了尼泊尔惯常的饮食：蹲在脏地上乘饭还没有凉得难以下咽时，用手尽可能快地拨菜吃；浓浓的炊烟熏得两眼生疼。跟我们蹲在一起的是一个害肺病的小孩，在用餐的过程中，他费劲地咳出了约四两的痰，吐在地上的痰被一只公鸡啄食精光。老实说，这孩子几乎连肺都要咳出来了。 　　这夜在茶馆里简直热得没法睡觉，所以我们沿路走了好几百码，找到我们白天进镇时曾看到的一个半盖着屋顶的平台，在那里睡下。我们希望不会下雨，因为那半边屋顶根本无济于事，不过至少这里凉快一些。即使有雨来淋湿也比热得发痒要强。 　　次晨天亮前，一个粗壮的农民重重地踏上我们的平台，使得我们身下的木板像跳板一样弹上弹下。他身后跟着他的儿子，他特意带他儿子来看病的。孩子一只眼发炎，用手揉个不停。 　　我们摸出手电。辛西亚先看了看那只眼，睡意未消闷声闷气地说：“这是过敏，需要用抗过敏的药。”我说：“不必，只要他停止用脏手揉那只眼睛。” 　　辛西亚说：“他因为痒才揉眼睛。”她怕我未注意痒与揉的因果关系。接着说：“只要他痒，他就继续揉。”我反驳说：“只要他不断揉，他就不断发痒。” 　　辛西亚不服说：“不要忘了我是小儿科医生，我比你了解小孩子。”我说：“不错，但我比你更了解眼睛。而且，没听说过敏只是一只眼睛。” 　　辛西亚不经意地说：“通常都是这样。”我刚想再说点什么，这时注意到，这孩子对两只眼睛都揉起来。辛西亚于是说：“你看见了吗？”逻辑的一致性原则似乎对她毫无妨碍，她可以左右逢源地证明她的观点。 　　她继续说：“你们外科医生的困难是：假如某种病不需要开刀，你就认为它不需要治疗。”我说：“胡说。你们内科医生对什么病都给药片吃，一半的病药片根本不起作用。” 　　我们终于达成妥协：孩子应该用药，同时也应该不要揉眼睛。辛西亚在一张纸条上开了处方，递给那父亲。父亲和儿子被打发走了——我们一天的日程该开始了。 　　在离镇以前，我们会见了乡长，他是我们的老相识，也是我们以前的病人。三年前，我曾从他的肾脏里取出了几百颗肾结石。 　　他在家，离我们的旅途不远，如同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乡长们一样，他热衷于在本乡开展一项保健计划。的确，鼓动这样一项保健计划正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我们在只有一间房间的小茶馆吃早饭，这间茶馆位于只有八户人家的小村子的边缘，村子则位于两条主道的交叉点。照例要等待做饭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与熟人谈话并给人看病。这家茶馆颇有代表性：拥挤、阴暗、每样东西都盖着一层泥土、烟灰和灰尘的混合物；小鸡们跑来跑去，践踏那些刚洗过摆在脏地上的盘子。当小鸡第一次踏过我们的盘子时，我们礼貌地请老板娘给我们用开水烫洗一下。这是一项愚蠢的请求。原来，在尼泊尔乡间，开水可宝贵得要命，怎肯拿来干烫盘子这类小事。但是老板娘竟勉为其难，在每只盘子上洒上几滴开水，用她的脏手抹上一把，就往盘里“布施”上我们的食物。这早上小鸡们比往常更讨厌，它们大都是小雏儿，拍打着翅膀像些大苍蝇，不断地来袭击我们的饭食，稍不注意就从盘里啄去一大口。唯一的解救之法是赶快吃，并希望我们的胃酸足以杀死与饭食一起吞下的细菌。 　　除了小鸡的捣乱外，打着赤膊脏态各异的孩子们不断地闯进闯出；上学的小学生们也要花几分钟驻足观看我们吃饭的样子，然后才散去；最后是来买东西的顾客们络绎不绝，一边谈笑，一边从又窄又暗的货架上买去香烟、火柴、饼干或电池等物。早餐本身是惯常的伙食：一堆头的米饭、一小碗扁豆、一小碟香辣蔬菜。在乡村里，无论早晚每天每天都是如此。 　　于是，又开始我们的行程。每天每天从早到晚生活充实：上坡下山、会见乡里的官员们、访问保健所和药店、看视老幼病人，在艰苦的条件下投宿过夜。然后是茶馆，渴望一杯冷饮，但却不得不在如此闷热的天气喝滚烫的甜茶，我们不得不“甘之如饴”。在尼泊尔的山道上，茶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每杯才卖三美分，再没有别的地方能买到这样便宜的茶了。 　　旅途的第六天我们停留在一个居然拥有两个医生的村子：一个是半土半西医生(Compounder)，略略会一些现代医药；另一个是草药医生 (Kabiraj)，只会用草药。当我待在第一个医生的店中时，走进一个害乳腺脓肿的年轻妇女。他一直给这个妇女注射青霉素。但未见好转；很明显，这应该将脓肿割开，把脓挤出来。我问他能否这样做，他说他能。但我未发现他用什么麻醉药。他给这妇女又注射了一针青霉素，然后进房内去找刀子。这妇女早走了。 　　于是去看第二个草药医生。在那里我又遇见了那个乳房脓肿的妇女，她在这医生处接受草药治疗。那妇女的丈夫也在那里，喝得大醉，正在大发脾气，大骂这两个医生无能，他妻子现在急需的是把脓挤出来。 　　这时第一个医生走了进来，寻找他的病人，因而和第二个医生为此大大争吵起来。他们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引用我的话为自己辩护，而女人的丈夫由于我在跟前而大大贬责他们两人。这场争吵不久就卷进村子里更多的人来。两个医生激烈地为自己的知识、经验和首尾一贯辩护，声称他们早就主张将脓挤出来。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提出当场现在就要用刀子为那妇女的乳房开刀挤脓。 　　醉醺醺的丈夫大声咆哮：“你们这两个魔鬼！”群众或点头或嘟囔，表示赞成或反对，完全取决于他们原来站在哪一边。两个医生有他们的追随者，那丈夫也有他的拥护人。不到一会儿，全村的人都在尖叫和举起拳头。此刻我只好离开，既然已经大大地捅了这个马蜂窝。最后，丈夫把妻子领到安普琵琶尔医院期看病去了。 　　这晚我们投宿的一个名叫乞索盘尼(Chisopani)的市镇，有五个年轻的基督徒。其中四个人在尼泊尔的不同地点有永久性的工作，每年回家两三次。他们都是在安普琵琶尔教会听到福音而皈依基督教的。在他们四人未到别处工作以前，他们每星期准时爬上里格里格山，走两小时的路，来教堂做礼拜。出乎我们的意料，就在我们到达这村子的当天，他们四位也不约而同地回家来。我们的来访也出乎他们的意料。没有特别的休假日，我们仍在次日安排了一次两小时的礼拜聚会，共有村民二十人，聚会很成功。聚会地点在两层楼的门廊上，没有栏杆，我们耽心有人打瞌睡而掉到楼下去。居然没人瞌睡，没人掉下楼。在礼拜的时候，来了三十个病人，我们一一看视。其中一个病人曾在我们医院做过剖腹产手术，现在由于害钩虫病而贫血，但埋怨是由于我们过去的手术所致。我们告辞离去，由于这次礼拜，精神很受鼓舞，我们迎着半下午的太阳，向西前进。 　　出镇不远我们遇见乡长，他正希望见我们，说要和我们讨论在他的乡里建一个新的诊所。他想知道，我们传教队愿意支援他们多少钱。我们反问他，乡里自己愿意募集多少钱。他支支吾吾了好一会。我们向他告辞离去，对他说：既然你说乡里已经答应让你筹办这个新的诊所，你应该先设法募集一些钱来。此后，我们了解到，乡里并没有答应他去建一个诊所。在尼泊尔募集钱有点像在澡盆里淘金；淘来淘去到头来只是将澡盆弄脏了事。 　　我们走着走着，还差半小时就要天黑了，这时我们发现有一个似乎面熟的人向我们走来。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镇上我们这次来未见着的第五个基督徒。他是离这里两天路程的一个小学的校长，这天趁周末回家帮助母亲张罗插秧的农活。我们只有庆幸这样的巧遇，只可惜不能多谈谈，分手时悲喜参半。 　　我们在这个首府的日子可过得相当紧张。我们会见了好几百人——包括政府官员、乡长们、过去的病人们和他们的亲属。我们见到了几乎所有要见的和未曾料到要见的人们。我们见到这个区的行政首长，他是一个粗暴的、愚钝的、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家伙，新来这个区，对于他被任命到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朗江区表示明显的不满。我们一个接一个地会见那些乡长们，经常是在街当中。这样很快就围上其他对我们也感兴趣的人们。一些乡的代表团来找我们，请求给予医药支援。几天前我们在路上遇见过的那位自吹正在募款建诊所的乡长，硬扭住我，把我带到朗江区的主席那里，这位主席与那位区行政首长不同，看起来是一位正在往上升的年轻人，他还正在为新加坡航空公司举办广告商务班。这样一谈话，足足花了十个钟头。 　　人们不断地在他们的家或店铺外面招呼我们，请去为这个或那个病人看病，更增添这种像过节似的气氛：跛子们要我们检查他们的病腿，询问能否治好；过去去安普琵琶尔看过病的病人跑来招呼我们；有的是治过肺病或脑膜炎的；有的是动过兔唇、白内障、熊伤和膀胱结石手术的。一个小孩跑来说“哈罗”和我打招呼，他遇到麻烦，小鸡鸡的的顶端塞进了一块小石子，堵住尿道撒不出尿来，膀胱憋得鼓鼓的。我让他入睡，然后将卡住的石子挑出来，再把他弄醒。小孩畅快地撒了把大尿，像放松的橡皮管一样，射到门上、窗子上和不小心看热闹的人身上，这些人是我叫他们进来参观这项手术的。假如所有的病都像这小孩一样简单而利索地治好 ——那该多有趣呀！ 　　在百忙当中，我抽出时间访问了区的监狱。有一位熟人由于被控告谋杀了怀孕的女友而被关在这里。无论谁犯了这种罪都是卑鄙可恶的。这位女子的头部被用大石头砸碎而死。但这个收押的年轻人坚决否认犯了这项罪。他有愉快的婚姻，再者，案子发生的夜里他和一个德国游客在一起，这位游客很愿意为他作证。但是据说，尼泊尔法庭认为外国人的证词无效。这位年轻的“嫌疑犯”预计两个月后受审。 　　访问这座监狱，自问颇为孟浪。我走进监狱长的办公室，很客气地问：“我想见蒂尔塔．巴塔(Tistha Bhatta)。”也许他以为我是联合国派来的监狱视察员，他提高警惕，问：“你要见他有什么事呢？” 　　我说：“我有话要对他说。”他说：“有话可以跟我说。”我说：“如可以的话，我最好亲自对他说。”监狱长怀疑地盯了盯我。在他在这里任职的两年内，我也许是第一个来访的外国人。后来，他对我说：“可以，但你不能单独会见他，我得陪着你。” 　　我原打算给蒂尔塔一本约翰福音，但一想，最好先解释清楚为妙。就冒险对他说：“我想送给蒂尔塔一本小册子。”监狱长伸出手说：“把它给我看看。”我从提包里拿出这本小册子递给他。当他读第一章时，我静坐着等了五分钟之久。他读得很用心，但不露声色和情绪，然后他点头对我的提包示意：“你还有多的这种书吗？” 　　我带有好几本题名为“他是谁？”的小册子，就拣了一本递给他。这本显然更容易理解，因为他读着读着，面部表情放松下来，眼睛也亮起来。 　　他说：“这很好。我想留下几本。” 　　我建议先把它们给蒂尔塔，然后，监狱长如喜欢它们，可从他那里拿来读。我纳闷：他是否真能让我进狱中散发基督教的文献，这是违法的。 　　但是，他乐意接受我的建议，从座位起来，陪送我经过院子，通过高高的铁门，走过插刺刀的警卫们，最后到达囚犯的牢房院子。我在铁栅外等候。警卫叫来犯人。 　　蒂尔塔精神出奇地好，很高兴见到我。在左右两边的刺刀下，监狱长倾身听取交谈的每一句话。我问蒂尔塔是否有话带给他母亲。他说，没有什么话带给她。 　　开始下起雨来，监狱长和兵士们稍往后退躲雨。我轻轻问蒂尔塔：“你有罪吗？”我等待他的反应多于他的回答。 　　他大声说：“不，我没罪，上帝知道，我是无辜的，纵使他们判决我有罪；这没有关系，只要他明白真情。”他指着下雨的天。 　　犯人和我都被雨淋湿，由于我估计很难在此作有意义的交谈，我只说：“你最好向上帝呼求，因为只有他的审判是最公正的，你一生的所作所为将逃不过他的审判。但是，他也会赦免你，如果你能符合他所要求的条件，你可从小册子中读到他的条件和上帝准备为你做的事情。”我于是从栅栏缝递给他这些小册子。 　　在首府中唯一没会见的人是区里的医院官员，他到加德满都去了，为了争取资金建立拥有十五个床位的医院，这笔资金已经有关方面同意，但还未到手。这座区医院有屋顶，结构良好，是一些外国组织赠送的礼物，但运营的任务则有待政府负责执行。有不少事需着手进行。没有职工，没有设备。值班的保健助理员漫不经心地保证说：“明年可以开始工作。”我们说，我们衷心希望如此。这座医院如果开办也可以减轻安普琵琶尔的负担。 　　第二天，经过四小时逆流而上的岔道旅程去访问了另一个保健所。然后我们离开了朗江区首府，东行回向安普琵琶尔。在走了一小时后，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来，所以就进了一个茶馆躲雨。这茶馆八尺见宽十二尺长，是一座用树叶做屋顶，木棍夹树叶做墙的典型茅屋。前门开着，幸而风从屋后吹来。茶馆里一时容纳了我们四个人，我们的行李、一些小鸡、另几个跑进来躲雨的人、一个病人(在我们半小时的同行中，还未听完他的病历)——这样就把这个小茶馆挤得严丝合缝。在茶馆的一头蹲着女老板，枯瘦、鹰钩鼻、小眼珠、八十岁左右，好像从“满赤坑”地方来的人(the land of the Munchkins)。她驼着背蹲在一个只架着一把小壶的泥炉子前面，仔细打量我们，捉摸到底先给谁喝茶。我们都叫了茶，我们共八人，却只有四个玻璃杯，就得轮流供茶。这四个玻璃杯倒是供一次洗一次，她用手指先擦拭一下，然后用屋檐滴下的水涮一下。这倒也不坏，但愿未下雨前，鸡们未在屋顶上栖息过。人们也注意到她对脏的泥地高度关心，因为她把她的泥地看作塑胶板柜台。在泥地上放置杯、匙、茶壶盖、滤茶的漏勺。她揉擦发痒的脚；又揉擦一下茶匙。她搅拌茶叶，将浮在茶水面上的杂物很利索地撇出去，但让那些重的浮游物和茶叶一块沉到杯底。这样就算把茶泡好了。 　　在第一轮和第二轮茶之间，老妇人从雨中牵进两头山羊，后面还跟着两个淋湿了的行人，这样茅屋中又增加了拥挤。茶馆的外面，人们仍在山路上走着，有的披上塑料布，有的打雨伞。搬运工背负重荷，通常无遮无盖，只顾赶路；若为雨而歇，就意味着丧失搬运费；若背的是水泥或谷物，他们很少注意，只说“稍微打湿了点”。即使背的是一部黑色的大打字机，既无塑料布包，也无雨伞遮盖，甚至也没有机盒，就让它在雨中摇摆前进，去用来装饰某个政府办公室。当发现打字机打不动，人们就耸耸肩，把它撇在一边，认为莫名其妙，或在意料之中；而不考虑是否有什么别的原因。这就是要使一个毫无机器的社会搞现代化的困难。 　　由于雨还毫无停止的意思，辛西亚就拿出圣经来。每当休息或等待风雨过去的时间经常如此，我们读给搬运工人听。如同往常，旁边的人也听得有趣，包括那位 “满赤坑”的老小姐。当雨停止，茶馆里的人都请求给他们小册子带回家去。即使他们自己不会读，他们会叫家中的小孩们读给他们听。的确，这里的人们渴望读物，而只要有，不管什么都想抢过来。如果我们设法避免刺激政府当局的“侦察神经”，最好以漫不经心的偶然的形式，散布基督教书籍，而福音书则应是优先散发的读物。 　　当我们再回到山路时，这条路通到一条正在修筑的汽车路。这修筑中的路变成了一条泥浆河，使我们几乎难以前行。在陡峭山麓的一段路上，我们看到一百多修路工人用十字镐和铁棍，在抠土挖土。毛泽东说得对，两千个人一年可搬掉一座山。尼泊尔正是依照这条原则在搞他们的公路建设。然而，修路的合同商可不死守这条原则，而敢于稍稍在这儿或那儿采用炸药爆破，例如在我们的前方就来了一下大的爆炸，这就是足够的证明。爆炸后，在我们的通道上冲下来大批大大小小的石头。拿铁铲的人们向石堆进攻，我们才理解“劳动力密集”(labor 　　intensive)这个经济名词的含义。两人合一把铲子，一人推一人拉。石头堆外，有一弯道引我们陡直地登上一段滑溜而曲折的羊肠小道，快到坡顶时，人们催我们快跑，否则，爆炸又得进行了。这个下午，又是雨、又是泥泞、又是弯道，急急赶路，过得很快，但走的哩数并不多。天黑时，只好歇在河边的闷热的小旅店里。迄今，我们已比原定旅程延后了整整五天。 　　我们第二天的计划很简单：一小时的岔道访问去一个保健所。然后折回正道，有富余的时间到达顺河走十哩的一个朋友家。这将是最轻松容易的一天。这天早晨我们六时出发，但是那预计一小时的路足足走了三小时，因为天气又热、又潮湿，加上爬山，三哩路长但坡高1500尺，辛西亚第一次走路掉队了。我们九时到达村子，在附近的旅店里吃早饭。这是一个比较惬意的所在。他们用扫地的笤帚扫桌子，这在一个不仔细划分桌子和地板的地方不足为奇。不久，我们就得知老板饲养鸽子；鸽子窝就在我饭桌上方的壁架上。它们飞进飞出，就得掠过我们的饭桌，在桌子上洒上草秸和羽毛。它们居然还向桌子投下三枚“炸弹”，幸而命中率很差，全部未命中饭桌。 　　在我们吃饭时，乡长走了进来，所以邀请他喝茶。当我们聊天时，旅店里挤满了要去上学的孩子们。消息立刻传出：两位医生来到村里。村民们生怕失掉良机都赶来旅店，匆忙抖出他们过去的和现在的病症请求诊视。这样简直没法举起饭碗用饭。乡长把他们都赶走，告诉小学生快去上学，而其他的人去保健所，医生们将乐意诊视他们。我们连忙说“不”；告诉他们，在有保健所的村子里，我们只给由保健所指派的人看病。自然，这个区分完全失去意义，因为保健所只有一个年轻的助产士，她把每一个去看病的人都指派给我们。 　　等我们吃完饭去保健所时，已有五十人在排着队。屋里挤满了人。我们推开一条路到诊室，这房间六尺宽十尺长，门对面的那一头有一扇窗。靠一边墙是诊床，对面墙是一个柜橱、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我们明白我们不能漏下一个不看，所以不浪费时间，立刻动手。辛西亚看小孩，我看成人。我们安排一个把门的人，控制着挨个儿进来。并请乡长叫名以维持秩序。但把门的工人太窝囊，连一个孩子都轰不走；而乡长则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对谁都不说“不”；所以就乱起来，诊室里每几分钟就挤满了人，没法看病。我只好自己来赶他们出去。 　　一小时后我已看了四十个病人，但外面的队伍还是和开始时一样长。显然，整个乡的人都来看医生了。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人，就夹塞，干脆从窗子跳进来。教师们都来看病，完了又来了学子们。保健所围满了群众，似乎全校七百多学生都放出来了。即使一分钟看一个病人，也要到天黑才能幸运地看完。 　　这种看病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第一，保健所一点药也没有；街上药店的存药，在我开出第十二个病人的处方时已卖完了。第二，除了一些有寄生虫病的人外，大多数人根本没什么病。其中少数人是在安普琵琶尔看过的老病人，我们乐意检查一下，但大批群众都是随大流来的。 　　最后，在经过两个小时看完一百个病人后，我走出门外，宣布结束这次“临时诊疗”，除非是严重病人。立刻有二十几个人挤到我身前来，可怜兮兮地指着眼、耳、肚子，或者大声喘气或咳嗽。那些我看出确实有病的就推进屋去，将房门拴上。由于辛西亚要将诊室改为专看妇科病人，我只好将病人转到候诊室里人众拥挤的地方。要看一个肛门有病的人，只好请其他的人都把脸转对墙，这样只有窗子边有光可以检查臀部。唯一的打扰是，好奇的屋外“观众”从外边窥视，咯咯发笑。 　　看完室内病人后，我去药店考察，而让辛西亚去看完她的妇科病人。病人还是源源不断而来，不过是从邻近的村子来的——由于听到了消息。有些人是背来的，所以，我不得不又看病。这次“诊室”改在保健所外的菩提树下。当我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时，我瞧见辛西亚“非专业性地”从诊室的窗子跳了出来。当她从屋边跑时，在屋前聚集的三十几个妇女，跑去想截住她。我们在此紧要关头总算逃向大道而去。 　　当我们跑得见不到村子时，我问她：“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干呢？”辛西亚说：“她们不让我出去，都吵吵嚷嚷要我检查。这样我整天都得缠在那里。” 　　我回头一看正见一人追向我们。他的表情似乎有什么事要我们停下。他是旅店老板。原来仓皇“逃走”时忘了付早饭钱。 　　这时已是下午两点，我们还得赶十二哩路。尽管作了几次必要的家访，我们在一小时后终于沿河赶上了旅程的主道。不久，我们在路上遇见一对夫妇背着一个濒危的婴儿走来，他俩是从一个药店来，已走了几小时。这小孩在药房买的某种药水，根本不对症；小孩是由于痢疾而脱水昏迷。这时天又下雨了。辛西亚把婴儿领到附近茶馆，请带着怀疑眼光的老板娘拿点糖、盐和水来，然后和成“药水”。辛西亚用汤匙将这“药水”喂给婴儿。我们虽然只在茶馆待不多时，已眼看这孩儿起死回生。在这次旅程中，有好几个小孩由于在恰好的时间、恰好的地点和恰好遇见辛西亚，而恢复生命，当然还得归功于糖、盐和水。 　　我们到达朋友的市镇是下午六时。他坚持要我们住在他家，说只要走短短一段路，在镇上的山坡上。他的所谓“短短一段路”，足足走了两小时，在雨中爬上 1800尺，而且大部分时间天已黑了。他的家有三座大房子，足可供给中世纪一个男爵的需要，古怪地高踞于一片广袤森林的山麓，俯瞰远远的山谷，可现在隐没在山下的云雾中。朋友的妻子和母亲彬彬有礼地招呼我们，然后就退入厨下做晚餐去了。这顿饭得做两小时。由于家人都吃过了，是专为客人准备的，他们没料到我们的到来。 　　早上，我们才看清为此一宿我们昨夜曾爬上了多远。我们也不禁要估计为了走回旅程路线，我们得走回原地再爬上对面山坡，向北前进。在等早餐的时候，我们参观了朋友的五百株果树，大部分是上好的橘子树，其果实为远至加德满都的商人们所采购。然而今年枝上一个橘子也没挂，因为就在两星期前，一场大冰雹把整片庄稼都一扫而光。 　　在回程前，辛西亚和我检查了他们全家，都害寄生虫病。原因不难找，一个小孩刚在院子里拉完屎，母亲就在用来涮洗碗碟的盆里为他洗屁股。我们禁不住劝告我们的朋友改变这种不卫生的习惯：“你既然会经营果树，应该是一个有现代思想的进步分子，但是看来你没注意管理好粪便的卫生问题。”他感谢我们劝告的好意，但回答道：“我们农村妇女们喜欢在‘goo'里玩耍，很难改变她们的习惯。”(意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译者注。) 　　我们离开这位朋友的家比预定计划晚两小时，又重新下坡到河边，再爬到山的另一边；进到我们从来未见过的高原地带。我正在埋怨我们晚了，而辛西亚叫我静下来：“嘘，别罗嗦，也许上帝另有安排，要我们会见某人。”我不否认这是可能的，这类事情已经发生了许多次。 　　我们在下降到一条长山脊上的地点，停在一个茶馆里喝茶，山路向北延伸进入积雪处。我们问人这地点叫什么名字，但地名表示不出我们走向的意义。附近学校的一些教师们也来喝茶。和他们聊了一会天，我们起身上路，但一走出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我们多年未见到的老朋友。 　　他也是这个学校的教师；这是他的家乡。他曾经是一个教会小学的校长；在我们下乡出诊时，经常和他在一起。后来，他离开那里到朗江区的某个地方，以后就断了联系，一直到今日才又重逢。 　　他仍然保有他的圣经、圣诗和信仰。但他长久以来就独个儿在这里，那“火焰”有点闪烁欲灭。 　　辛西亚在我们聚谈了一个半小时后，对他说：“只要你和我们一起坚持信仰，信仰就会越来越坚强；上帝就会启发更多的人和你在一起，你就再不会感到孤单。” 　　我们希望能在一起多待些时间，但还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会见别的人们，而且我们的旅程只剩下两天时间。我们分手，期望尽可能早日重逢。 　　向前走了四小时，我们止宿在一个保健所，位于一个山岬，向北向东视野广阔。我们可看到离此两天路程的捷仆河(Chepe River)那边的里格里格山。如果有望远镜，我们就可看到我们的医院。摆在我们面前有两处地方我们都想访问，分向两条山脊，下坡到河边。但旅程时间不够了，只好选择通向北边山脊的一处，那里有我们过去治疗过熊伤的病人们住着。 　　在路上走了一小时后，当我们回头看时，看到有两个年轻人跑向我们。当他们追上我们时，上气不接下气，坐下歇了口气，才能向我们说出话来。他们也是从这个我们路过的乡来的教师们。多年前，我曾经为他们中的一位做了切除扁桃线的手术。另一个，辛西亚曾为他治过伤寒。他们来是为了请求我们支援他们在村里开展的一个保健计划。因为我们现在离他们已很近，可否在回安普琵琶尔的归途中也把访问他们的村子包括在内。但我们现在到我们选择的目的地北边那个乡已走了一半路，若改道再去他们村就得下坡2000尺去一非我们路线的山峡，然后爬过山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山下我们要走的路线；没人敢说那只是一段“短途步行”。经过盘算我们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决定去他们村一趟。然后分手，约定那天夜里在他们村里见面。 　　不久，我们开始感到选择北路回安普琵琶尔是错误的。这个乡荒凉而人口稀少，道路狭窄而且满是水蛭。所经过的几家除了狗叫似乎无人在家；一年的这个时节，人们都去田里干活，通常好些小时才回家。辛西亚问我：“你怎么以为你要访问的病人是在家？根本没人在家。找个人问都找不见。”总算找到几个人打听；最后决定走向房子多的地方，据说我们要找的病人在那里。 　　这里也是人烟稀少，我似乎在心里听见辛西亚在责问：“你瞧，又错了？”当我们找到最后一家，仍然如此。我放弃了希望；这简直是“赶鹅”(goose 　　chase)，而我自己就是一只鹅。这时，我看到有一条小道通向一个山包边的小屋。瞧，如同旅途中的其他巧遇一样，我们要找的人已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久别重逢，不亦乐乎，对我来说也许比对这过去的病人更加愉快。不几分钟，全家人都来了，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而且二十几分钟后，村子的半数人都来了。一如以往，我们走到哪里就立刻吸引了群众。 　　自从上次遇见以来，好多家的人都病了，有的人甚至病得很严重。我请搬运工希尔．巴拉德为病人祷告；十分钟后，他不仅为病人，也为全村的灵性启发祷告，并加进一小段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概述。当我聆听这个未受过教育的乡下基督徒的祷告，不禁想起了雅各的话：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雅 2:5)我要把这位弟兄的祷告，作为对任何受过教育的人进行治疗的祷告。 　　全家坚请我们在这里过夜。最后还是谅解我们没时间停留；但是坚持我们每人喝下两碗酸奶。我们答应以后还会来看他们。我们将剩下的所有小册子留给他们，虽然村中只有一两个学生可以读给他们听。 　　于是，赶快下山爬坡去那两个教师的村子；天黑前终于赶到了。晚饭后，辛西亚坐在主人的门廊里，对二十几个一排排坐在院子里的村中长者们谈论有关保健问题，为时约三小时。门廊边放着一盏煤油灯将微弱摇曳的灯光洒在他们的身上。辛西亚最擅长掌握这样的会议，不久就使得这些长老们积极投入对本村保健问题及解决方案的热烈讨论。最后，他们同意整个讨论的结论，这时我已开始打盹，那已快半夜了。辛西亚坚持到底，到下半夜一点，这些新被鼓动起来的保健积极分子们散入深夜的归途中。我俩也得安睡了。 　　清早四点我们就被舂米的“的刻”(diki)声惊醒：家中的媳妇已在为一日的米粮开始忙碌。我们时时刻刻耽心，生怕多睡一会儿，我们就会被大批病人包围，不知要拖延到什么时候才能脱身。所以，一等天蒙蒙亮，我们就悄悄通过村子上路；即使如此，已经有六七个病人在路上等着看病。 　　在前一天，我们几乎每五分钟就得会见熟人或需要会见的人。在这天路上的茶馆里稍息时，我们又遇见乡长和四个乡议员。我们在路上又擦身遇见对面来的另一个乡长。在两条路的交叉点，又遇见第三个乡长；只要两方谁稍早或稍晚通过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就要失之交臂。一路上我们又为几十人看了病。在一个村子里喝茶的时候，发现其中大约一半人曾先后由我动过手术；其中十几个人走来给我看他们好了的疤痕。一个老妇人摇摇摆摆走来张嘴要我看她八年前由于癌症而开过刀的舌部。已卷缩得像一节短香肠。 　　当我们在傍晚走近安普琵琶尔时，我们惊异地回想：在整个旅程中，我们实际上已会见所有要会见的人，其中有许多完全出乎意料。在出发前，我们祷告上帝引导我们；安普琵琶尔也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没有想像到，我们竟被这样精确无误地引导着。要说未会见的人，就只有区首府的一位医生。不，还有一位，一位基督徒弟兄，我们在首府的第四天，他出门去了。只要我们曾经也遇见他，那就一切完美了。 　　带着这个念头，我们到达了安普琵琶尔医院。在黑暗中，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叫我：“哈罗，医生”——我们认出，这就是那位我们刚才还遗憾未曾会见的弟兄。他们是这一天才到达安普琵琶尔想来会见我们的；原来他是在我们离开后的第二天早上赶到这里来的。这真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再好不过的圆满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