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批判前人的工作时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进行批判的人及其支持者只注意新论点代替旧论点的价值，其论点被批判的人（如果还活着的话）过于在意自己的论点被取代了的失落。《道德经》的第一章指出“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老子这里的意思是，只要你明确地说出一个道理来，别人就能找出你的毛病来，而这正是人类知识不断发展的必然之路。
现在的一些西方人常把康德作为批判甚至摧毁形而上学的最突出的代表，因为在康德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超乎经验的永恒抽象，而康德本人指出抽象的概念本身无法产生有用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要基于经验和概念的结合。
其实，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卷的第一章里很清楚地指出了“人们的记忆带给人们经验；同一事物的几次记忆最终产生一个经验。经验看上去与科学和艺术非常相似，但是人们其实是通过经验来得到科学与艺术的。”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尊重经验与追求终极的存在是不矛盾的。但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们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实用的效果，文化的影响和当时的社会权威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往往要比知识的内容的本身更重要。可以相信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流传了2000多年后值得康德去进行批判，一定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过实用的效果，从而融入了文化，而且在康德那个时期仍然为某些权势人物的理论工具。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就整体来说其特点不是我在本段落开始时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那两句话，而是它从抽象的概念来认识世界的特点。也就是说，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本身存在的偏颇（并非严格的逻辑意义上的遗漏）对后来的社会性思维造成了一定的误导，所以康德觉得有必要对之进行纠正。
但是，我本人并不觉得康德是想要完全否认形而上学。虽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被很多人，尤其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人认为是对形而上学的一个宣判，他在他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品行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1785）的前言一开始就指出：“古希腊的哲学被分为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这样的划分是完全符合事物的特性的；而且我们对此可作的唯一的改进是加入一些这些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使得我们能够满意地得到完整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必要的分支。”由此可见，康德本人将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看成是逻辑学。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名言“逻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要战胜逻辑，你必须运用逻辑。”所以，我相信从康德本人来说，他并不象一些后来研究评论康德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要对形而上学进行宣判，他只是在提出他认为是真理的看法，而他的这个看法正好触及了形而上学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源自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在流传了2000多年之后，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在内的经典哲学家以及一些后现代哲人们还对它进行了这样一些批判：
1） 形而上学是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
我相信这又是历史上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给人们造成的一种误解。虽然古希腊的哲人中象辩证法的鼻祖赞诺（Zeno)曾经在逻辑上对运动的概念提出过一些挑战，但这并不说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是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帕蒙内德认为在变化的形式背后存在着不变的本质，但是他并没有说一切是孤立和静止的。而亚里士多德不但非常关心变化和运动，更是尽他所能在他所研究的问题上尽量做到全面和深入。
但是，如果说西方的形而上学在社会实践中曾给人造成“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误导也是完全不奇怪的，这是因为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超乎具体形式的普遍的逻辑特征和规律。打一个非常粗浅的比方，这就好象把一个带有时间和空间变量的数学表达式拿来进行对时间和空间的积分之后，时间和空间的变量就自然从结果中消失了一样，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对时间和空间变量进行积分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更不能说明对时间和空间变量所做的积分都是毫无意义的。
2） 形而上学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贫瘠的思维方式，因为从中得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结果来。
这种观点的错误其实是明显的，因为形而上学如果真的缺乏生命力，它也不会流传了2000年之后来让这些人批判了。但是，这种观点的产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很有道理的。我个人认为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i） 这首先是由西方形而上学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对古中国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进行比较的时候曾经指出，虽然古中国的形而上学缺少具体详细的概念，但是它的生命力有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强，而古希腊的哲学由于过于具体，后来应用的人们如果不懂得积极地进行开创，而只是沿着古人已经开了头的文章继续做下去，那么，当它在孕育出一些新兴的学科之后，早晚会有显得枯竭的时候。这时需要注入新的生命力才能使之焕发出青春来，而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就是注入新生命力的有效办法之一。
ii） 人类对知识的兴趣主要在于它的实用性（包括用知识为自己获得地位权势的实用性），而不是对知识的发展。尤其是当一种知识被奉为绝对权威之后，人们对之进行发展的兴趣和胆量就更小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曾在西方被奉为绝对权威的科学和哲学理论，因此，在那个时候在社会实践中对之进行的发展很小。
3） 形而上学的理论都是些既无法证明是对的，又无法证明是错的模棱两可的说法。
这种说法本身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西方历史和现今有很多人多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哲学的一个很大的误解，那就是象对待科学一样地对待哲学，只重视哲学的理论和结论，而不重视哲学的思维与分析。
其实，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一个整体的特点。今天在多数中国人心目中，西方人比中国人把思维方式看的比知识更重要。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单调的曲线关系。没错，中国至今也未能完全摆脱的八股式教育使人更见重视知识而不是思维方式和综合能力，相比之下，西方人整体来说更加注重思维方式和综合能力。但是，西方人的过于明确和细节化的思维方式却伴随着另一个弱点，那就是他们凡事喜欢能有一个公式（formula）或法则去遵从。这或许也是因为在历史上古希腊的人们过早地发明了各种数学公式的原因，使得后来受这些文化影响的人们养成了这样一种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使很多人对待哲学也是更希望能从中得到有用的理论指导而不是学会一种思维方式。而中国人普遍来说更倾向于凭感觉或常识来行事，另外，正如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传统语言的非精确性，使得中国人在运用语言思维的能力上彼此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区别，再加上中国喜欢博弈等智力游戏，所以中国人当中其实有很一些人比西方人更重视思维的方式。
如果我们仅重视形而上学的理论和结论，那么，你就很容易想要把形而上学的理论象科学的理论那样去进行证伪，由于西方形而上学所讨论的是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对抽象概念及不可能进行实验的证伪，就是想进行逻辑上的证伪往往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