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大中华经济圈
留三分兮浩然气，敢逐月兮非海量。
聚同袍兮持吴戈，筑桃源兮变沧桑。
九十一
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还可以考虑的就是如何用比较优惠的条件，吸引他们走向中部和西部，走向中小城市，来改变人才过度向沿海的大城市集中的现状。俺在以前的文章里，曾谈到过如何把大学毕业生和回乡农民结合起来，在中部和西部，建立起面向内需和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另外一个考虑的方向，就是大量吸引大学生进入军队，为军队的高科技化提供人才的保证。而对退伍的军人，中国似乎应该考虑一下，以黑水公司的模式，运用俺们祖宗屯田的经验，为中国在海外的公司，提供安全服务。
对回乡的农民，应该理解很多新一代年轻的农民工，已经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比较难以回到乡下，去重操农活。因此如何加快对内地省区的中小城市建设，让这些劳动力可以在原地的城市里工作和生活，来避免大量的寻找工作的人潮，在各大城市里晃来晃去，对社会稳定和城市治安造成压力。
当中国政府利用这次国际经济大危机的机会，将经济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民生上来，努力发展国内的内需市场，缩小改革30年来造成的贫富分化，以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作为主要政策，改变看病贵，上学贵，和住房贵的现象，把中国之马歇尔计划做下去，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把这个马歇尔计划推广到边界之外，搞一个亚非拉大建设，建立起一个以中国市场为基础，以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为外延，以四条发展线为触角，建立在人民币结算上的贸易体系，然后再以这个体系和世界三大经济体接口，形成一个广义的大中华世界经济圈。
中国自身的亚经济圈，在北方，应该是以环渤海的京津唐，辽东和胶东，山西，内蒙，以及外蒙，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和俄罗斯，朝鲜，韩国以边贸为主的东北亚经济区。在中部，则是上海为中心的泛长江三角区，联接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到重庆和四川。在西北，则是连接甘肃，新疆，中亚的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在西南，则是连接新疆，西藏，青海，四川，和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不丹和尼泊尔。在南部，则是以泛珠江三角洲，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联系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西，海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然后以云南，广西为主的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贸易，然后以广东为主，和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波的经贸关系。
这些地区的经贸联系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俺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预测过，全球化贸易出现问题，WTO功能逐渐失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地区保护主义抬头，都会导致全球化贸易向地区性和双边性贸易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人民币为主体，以中国的政治地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济地位（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不远的将来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军事地位（世界五大核武器国家）来为这个整合的市场保驾护航，运用中国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在整个经济体中形成合理的分工布局，形成在每个地区和行业里的人民，不分国界，都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形成一个平等互利的实际效果。
当这个基础形成后，可以看情况，具体考虑和俄罗斯，印度的经贸和市场关系。然后以四条线建立起这个经济体的对外连接。第一条线，是中东的能源线，可以通过长途海运过马六甲，或者从巴基斯坦，缅甸的短途海运，或者通过土库曼和哈萨克，接上伊朗。第二线是非洲的能源和原材料线，以苏丹港为主要出海口，需要在也门的亚丁湾，以及亚非跨海大桥方面加强经营。第三条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一系列的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原材料线。第四条是跨太平洋，北部的加拿大，南部的拉丁美洲，例如墨西哥，委内瑞拉，古巴，秘鲁，巴西等地的能源和原材料线。后面这两条线，都需要美国的支持，才可以保证航路的安全。
九十二
然后就是与世界其他发达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接口。中国在自己的技术发展上，必须走自主创发和适当吸收两条腿的路子，一方面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大量从对中国没有恶意的国家，如北欧的斯堪地纳地区的挪威，瑞典，丹麦，以及荷兰等地，引进可以发扬光大的技术，一方面以大规模开办研究所的方式，开展自己的科技研发。
从经济架构来看，前一个区域和中东之外的三条线，都可以发展成为人民币的贸易圈，而在中东，可以考虑以人民币或者是海湾统一货币的形式，进行贸易结算。在这种安排下，中国可以通过与主要以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为实体，建立起一个外延的内循环系统，就会使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从发达国家的危险金融业里，抽出身来，建立一个大中华为核心，亚非拉一体的实体经济，在这个实体经济上，以香港，上海和天津为主要城市，服务于这个大实体的金融服务业。
这个金融服务业，必须禁止出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泡沫化趋势，成为一个为大中华亚非拉经济圈的主要服务力量，而不是如美国和英国，变成一个对经济实力的摧毁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看一看这次的危机，尤其是在香港，以两次金融危机的表现，应该是得了不及格的分数。在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表现上，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之间的沆瀣一气，蛇鼠一窝，罔顾香港投资人的福利和金融服务业的信用和声誉，使俺对其担当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角色，产生一些担忧。中央政府如何未雨绸缪，对香港金融业的监管进行整顿和改革，是能不能成功的重要保证。
从法理上来说，中央政府，向香港金融监管局派遣以财政部中央银行为身份的监管人员，并不违反基本法上的港人治港和“一国两制”的方针。因为当香港的金融业从事美元为主的各种衍生品交易时，必须受到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监管，而当香港金融业开始进行人民币的各种投资和融资活动，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俺曾就如何改革香港金融业的监管机构一事上，和久公子进行的深入的讨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关键问题，就是关于金融企业和从业员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以雷曼事件为例，为啥一个连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不愿意做的事，到了亚洲，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流行起来？是不是亚洲的，尤其是华人为主体经营者的金融家们，比他们的欧美，甚至日本的同行，更要卑鄙无耻，极端下流，人格低劣？温老爷说过，三鹿奶粉及其同盟业主，是黑了良心，那么俺们怎样保证中国最发达的香港，同样出现黑了良心的高级无赖，给俺们制造金融三鹿产品系列，从而把人民币国际化，一巴掌打死，而危害到中国发展的核心利益？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该如何相信这些以“非中国化”为荣的西化华人，在中国和西方发生经济利益博弈和冲突的时候，不是胳膊肘向外？把中国经济的复兴里的重要一环，绑在梁锦松，或者胡祖六这样的买办身上，是不是将来俺们的人民币信用，跳起水来，比梁太太更要好看？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港澳地区，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估计将来的人民币衍生品业务，也会上马很快。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所以俺和久公子的讨论，主要是在为啥亚洲的这些混蛋们，比美国和欧洲的还要混。而美国和欧洲又是试图用什么方法来制约和监督这帮混球。当然最近爆出了前纳斯达克主席梅多夫的世界大老鼠会案件，表明了美国的监管也是水上打漂而已。而且好像现在的全球金融监管的改进工作，正是由香港证监会行政总监韦奕礼领军。真是一声叹息，美国的金融救火队长，原来就是放火队的大哥，全球关于解决世界各地米仓被老鼠偷吃的方案，也是由老鼠们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