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
其实回顾世界金融历史，各个国家的银行家们，就是没有一个好鸟，算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不过你的黑底上是白花，俺的黑底上是黄花而已。看一下当年美国建立证监会的时候，那时的银行家们和今天香港的混混们并无本质区别。
如果看得更远一点，从整个资本家的逐利的贪婪本性，东西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当资本家们身上披上了一层不同的马甲，就会使他们逐利的行为，受到文化，道德和宗教的约束，而不会那么自我放任，让贪欲完全支配自己，最终导致自我和社会的毁灭。
首先第一个要区分的实业资本家，或者产业集团领袖，或者国家发展银行家，这类的资本家，和金融家的不同。这些以实业为主体的人，包括像美国的盖茨，乔布斯，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法国的皮埃尔，台湾的王永庆，大陆的任正非等等，在事业上充满了雄心，以建立企业，推出产品，服务顾客，拓展市场，最终发展出一个行业，和独特的企业文化。他们的快乐建立在实业按照其雄心和梦想的实现，是和金融银行业人士，大不相同的。
在金融行业资本家里，非贪欲因素，主要是自身的上层贵族阶级的自我荣誉感带来的行为约束，和客观的体制安排，比如说各种政府的监管机构，以及社会舆论，来自大众的文化和价值取舍带来的制约。
以欧美的金融历史来看，过去也是没有来自下层的约束。18世纪是欧洲股市和其他期货投机市场的天翻地覆，地震海啸，和美国从建国到1929年大萧条时的金融过山车和神仙跳，都是今天的香港市场望尘莫及的。而欧美由过去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贵族自我约束的社会责任感，也常常在投机狂潮失去心智和理性，变成了不负责任的狂欢派对。大浪淘沙之后，自然有人羞愧自尽，就像这次梅多夫老鼠会破灭一样，几位亿万富翁那样；或者就是社会上一阵口诛笔伐，开文革批斗大会，好像这次的雷曼老板，二房总裁，三大掌柜等等。或者就是自己捶胸顿足，闭门思过，洗心革面，忏悔完了，等下一波的世纪圣餐的时候，在开怀畅饮，狂吃四方。
美国则是在大萧条后，建立了一整套的法规和证监会，来对付像前纽约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这种出身于美国豪门，但仍然到处坑蒙拐骗的人渣。当然这些制度上的约束，又随着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风行，慢慢在取消管制，自由至上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彻底放弃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号称的依靠CEO们对自己的企业和股东的自我关注，都导致了后面这两条约束方式的失灵，从而送给了全球人民一个经济大危机。
而香港以及新加坡这些地方的金融业，就要更加糟糕。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地方的支柱产业是金融业，或者如香港这样依赖金融的地产业，其结构是一种离岸性质，资金流进来，走出去，都是大进大出，没有什么自己国家的腹地来依存和服务，本地只不过是个交易的地盘，而当地人只是扮演个中介的经纪。这样的经济体，因为缺乏实体企业和实业资本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行为取向，就是短期和浮躁，样样以快钱为宗旨，缺乏长远和非利的其他社会目标。
其实不是所有的小地方或者小国家，就一定要走这条离岸金融中心的死路。一个例子就是欧洲的荷兰，产业以贸易和物流为主，强盛的制造业又有传统和新高科技，又有大公司和小作坊，国际名牌也不少，金融旅游，材料通讯，渔业农业，都很不错。香港过去不是没有想过搞科技港，中药港等等，可惜最后都变成了地产工程项目。
香港经济的下一步发展，不光是对香港人民自己的生活的保证，还是作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龙头，成为带动整个经济的下一轮发展，和建立大中华经济圈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九十四
现在中央关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新政策出笼，可以说是给了香港一条康庄大道。通过深圳和香港，广州和佛山，珠海和澳门，这样的同城化，然后再利用高速铁路，把整个小珠江三角洲联系成一个1小时城市圈，调整内部的资金流，服务流，人才流，物资流，打破诸侯经济的束缚，不光是把门窗撤了，还要把墙壁和篱笆推倒，形成一个统一和一体的行政区域，使香港的经济可以真正融入内地，不再靠离岸这条拐杖来苟延残喘。
俺在大国游戏里提到过，香港应该在开发高档消费品上下功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自己的国家有热爱之心，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豪之感，对自己的岭南风格有欣赏之意。现在的香港消费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法国意大利过于崇拜，并开始对东方的日本，有亦步亦趋之势（当然比起台湾的闻倭屁而大叹其香的媚态还远远不及）。殊不知这些所谓文化产品的高档只不过是商业炒作的资金砸出来的，如果香港政府，企业和团体，不知道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不好好在商业运作上下功夫，利用自己的中西交融的文化优势，发展些高档消费品出来，来就怪不得自己没有饭吃了。
而这个问题，就是和上面提到了香港本地金融业里，缺乏贵族自我约束性，是同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有文化传统的欧美金融家，都会在金钱游戏里迷失，那么香港这些没有文化传统的人们，结果自然就是好不到哪里去。现在香港的精英阶层，基本上可是算是所谓西化华人，就是所谓华裔的世界公民，即所谓Global Citizen。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其利益和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俺是所谓的“世界人”。这个世界，或者说Global的含义，恰恰和经济上的离岸金融业，以及其依赖的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是暗合一体的，可以看作是这些自由流动，全球扩张，唯利是图，无情无义的金融投机资本的人格化，在这些精英身上的人格自我定位打下的胎记。
这个所谓全球化，体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全球化的战士最听钱的话，哪里有血哪里去，哪里有利哪安家。这个和过去的封建贵族有什么区别？过去的贵族，如俺们周人的古公亶父，犹太人的摩西，都要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属地和属民起保护的责任。就算是一个小商人的弦高也要牺牲自己的牛肉，来保护自己的同胞。这种对自己人民的自豪和荣誉感，是不可能在全球化的新贵族身上看到的。这些新贵族的荣誉和自豪，，不是建立在这种责任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可不可以开一辆比别人的房子还要贵N倍的欧洲跑车，和所谓巴黎最新限量版，全香港只有一个的手提袋，去追逐刚刚出炉的二流港姐。
那么最后的一条体制上的监管，在香港也有问题。在美国虽然从业者中老鼠遍布，犹太人在政府里渗透厉害，常常是占据了财政部的高位，但整个国会还是没有完全被金融业控制，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自主性。例如关于送钱给银行过冬的计划，虽然最后通过，还是被人杯葛一阵。而香港从港英时代到回归之后，还基本上是一个商人政府，在很多经济领域上，是被金融和房地产里的利益集团控制。而在社会的文化取向上，无论是亲政府的商界，还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都是以西方思维和英文作为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象征，对西方的来客，常常持逢迎态度。在法制上，自然是帮过来西方的治理法典，然后有问题，就马上向西方的老板们，比如说基金和大银行的掌门人们，洋大爷需要俺们如何做？哦，这条不好，要改要松？好好好，俺们马上改。
而这种逢迎态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你珠三角要增强国际竞争力？不就是把农民工工资要到全球都有国际竞争力，把环保要求送到全球都有国际竞争力。那么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自然就是把监管制度松成妓女的裤腰带。所以香港的股票市场，一天好几轮坐山车，操作手法上，如市场对冲基金的操盘，或者是无良大股东李泽楷之流在电讯盈科上的动作，可是和山西的黑砖窑差不多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