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要发生在毛大爷和周大爷之间的政策争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这场争论的双方，到底孰对孰错？
俺的看法是，双方都对，但是双方都错。
毛大爷的正确之处在于看到了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是私强公弱，所谓对公私企业一视同仁，实际上起了具体的削弱公有企业的作用，与将来的大方针政策不符。
毛大爷的错误之处在于脑袋里已经定了要社会主义改造的调子，本来说的是10-15年之间改造完成，但是打定的主意，还是恃机而动，能快则快。虽然后来在党内不同意见的制约下，妥协的结果是1953年6月，中央定调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可是后来实践的结果，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就是3年，就通过公私合营，把私有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然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
不是说当时不知道资本主义成分对国计民生有正面的作用，也有反面的影响，即当时吵得头破血流的限制和反限制之争。而是这种彻底地将私有经济中的自私逐利行为，加以限制，企图用政治运动，无私精神，和群众运动的替代方法，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几乎就是这之后，经济发展走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而且在这种认知下的经济决策，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实践，相信精神原子弹的万能，和极端冒进思潮泛滥的行为。
毛老爷的认知，还是在于他自己的乐观和对经济活动的不熟悉。其实以他对中国历史的娴熟，不会不知道历代王朝在建国之初的黄老之术，都是轻赋薄敛，修养生息。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之治，走的都是先修养，再强权之路。而新中国1949年建国后，马上就是朝鲜战争，正是应该修养之际，如果可以在轻工业和商业上，让勤奋逐利的资本家们继续发展还很落后的各行各业，而由国家通过几个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控制；在农村继续让富农自己的单干，和中农下中农抱团互助和合作，来提高农业生产，并有国家来协调大型水利工程；在重工业发展上，则依赖于苏联的156个项目，由国有企业为主体，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基础，那么在20-30年间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到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
现在有种错误的观点，想把前30年的经济发展失误，简单的归结到“备战经济”，并认为那时的国际环境恶劣，是造成这种基本认知，和采取的对策的主要原因，从而为30年整个国家犯下的错误辩护。这种观点根本没有考虑历史史实。一个例子就是1952年9月毛大爷在中央书记处的谈话中，谈到10-15年安心搞社会主义改造时，表示“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以的”。
那么周老爷的正确和错误又在哪里呢？周大爷的正确之处，在于显然看到了私有经济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而且理解在那个阶段，必须给予企业修养生息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更强大的发展起来。
周大爷的错误之处，是在于不明白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和私有企业扮演的角色不同，一位网友评论说，如果在税收上，公私企业同等对待，没有垄断的话，国企一定不是对手。这话是正确的，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一定要扮演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人角色，而更多的时候，是扮演以非盈利，稳定社会的社会人角色。
中国从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开始，就有由国有企业，进行均输和平准的社会功能。就是说当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比如说粮食和盐巴等等，出现价格波动时，粮贵伤民，导致社会次序大乱，国有企业就必须以低价卖粮，来稳定社会次序；粮贱伤农，导致粮食生产萎缩时，国有企业就必须以高价买粮，来保持粮食产量。这种平准行为，本质不是为了赚钱，甚至更多时候是赔本，你让它和私有企业竞争，不就成了粮价高的时候，不卖而囤积，粮价低的时候，不买而抄底。那国家还不乱了套？
因此周老爷要对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一视同仁，显然是混淆，或者不懂这个企业角色的区别。这也是一个更深刻的经济问题，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在陈云大佬手下，为平定各大城市里，被国民党搞出了超级通货膨胀，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有企业，在周老爷手下，闹了点情绪，就把各大城市的物价闹上去了，搞得紫禁城里一片恐慌。
对国有企业，必须厚待，这是一个铁律。当然如果你让这些国企老爷们坐大，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搞得政府的号令都不尿你了，又是另一个极端。把国家的公器用来谋取私利，似乎不光是盐铁论时代可以听到的抱怨，而且也是现在中国官办经济的一些现实。
可是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判处国有企业的功能死刑，拒绝承认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的平准效用，盲目迷信自由市场的非现实假设，要求中国把银行（甚至中央银行）等等国家重要工具私有化，比如现在几个大银行向外资银行送几十亿一封的圣诞大礼，在重要民生和经济市场上，任由国际势力操纵，都是在实际上打击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也许比较一下美国银行的不作为，和中国银行的有所作为，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