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之断想:盛开——寻找人生的睡姿
就象国人对梅兰竹菊的热爱，中国文人和荷花的情结同样源远流长，好象一只船没有漂浮在水面上就难以称其为船一样，作为文人精神的一种依托，荷花实在承载着很多美丽的向往。面对荷花这一文化符号，我们的思绪仿如随波轻漾的荷瓣，飘得越远越为绵长，并延展出烟波浩淼的艺术世界诗意旅行，发微探幽竟如管中窥豹。千百年来，荷花在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题材，显示了多方面的寄寓意义。荷花不仅成了中国古代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言志表洁的行头，而且也成为民间情人互致爱慕的信物，甚至在民间成为“连年有余”的乞福祥瑞，草根文化和宗庙意识对荷花的双重青睐，使得荷花的形象魅力既高扬于人文伦理意识领域，成为具象生动、无以言表的花语介质，又徜徉于诗情画意与俚俗幻想之间成为借物言情的最合适的一剂舒心良药。
在那些高洁自恋的狂热荷花迷中，把自己和荷花联系到一起并表达高洁志趣的第一个名人应该是屈原，在《离骚》中，他写道：“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在诗句里屈原的志趣不仅与淖俗相去甚远，而且用现代的眼光看来他也是个具有某些行为艺术特质的前卫的诗人，荷花成为他对理想的一种憧憬，成为对矛盾重压的政治斡旋生活达成释放和缓解的心灵鸡汤，旨在于醒醉之间雕琢一个我，一个带有想象的超越力量的新我，而这虚拟的羽翼的力量是有意寄托在荷花这一道具的完美客体的。中国文化的传承特点在荷花文化身上的延续和发展可以说表现是淋漓尽致的，人们对荷花的厚爱，对荷花文化的意念定格和诗意延伸并没有在屈原自沉汨罗江后消亡，而是更趋于走向完美和丰富庞大，并进而推向到崇高的极致。
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把荷花意象针对古代文人个人修为伦理定格的一代鸿儒，他的《爱莲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尚能朗朗背来，现在随着时光虚耗的磨砥居然只能记个大概：“……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中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实际上，周敦颐对牡丹之微词，只是以此作观照对比，唐人写对莲花的喜爱的诗词已经时见案头了，而且具有相当成熟细致的“花格”定位，如白居易的《东林寺白莲》写道：
“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飚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我惭尘垢眼，风此琼瑶英。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结才成。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欲收一颗子，寄回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从白香山的诗句可以看出唐人对荷花不仅寄寓高洁趣味，而且对白莲的推崇胜过红莲。我们从白居易的这首诗可以简单分辨：荷花承载的文化含量的不同可以在品种和色彩上传达有差别的寓意，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解释荷花寓意的大外延居然包含了超然出世的处世哲学概念，又包含缠绵悱恻的尘世爱怜幽怨，还包括吉祥祈福的意义范围。
因此，荷花之格是有区别的，白莲至高纯洁，红莲俗情缱绻，至于由此及彼的“三寸金莲”已经是没落中国畸变的审美怪癖了。中年修禅的白居易明显地向我们传达另外一个层面荷花意义：白莲作为佛性代言在唐代已经广为流传。白居易对荷花的推崇是代表一种书生意气向政治和现实低头引退的内敛，在乐禅修佛中平衡内心的伤楚和启轫做点实事的平常心。而周敦颐可能更象王维是个浸淫佛学的不忮不求理念的智者，把隐忍、遁世、寄情、寻胜的身心修为作为洁身自好的基础，朝朝勤拂拭，莫使沾尘埃，启导一种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向善模式。爱莲成痴的周敦颐的确是把佛性和孔孟的“仁”学思想糅合得比较好的一个人，所以后来带出了两个贻害无数读书人的好徒弟程颢和程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