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快到了,幼儿园和学校放寒假,大多数小朋友都回家了,我和“大班”同学小H,由于家长同在外地农场留守,一起被集中到“小学生管理组”继续过“集体生活”。“小学生管理组”顾名思义主要成员是“小学生”,除了我和小H,其他六七人都是“大哥哥”、“大姐姐”,我这个幼儿园的“老大”,在这里成了“小弟弟”。这实在是一件很无奈的事。大哥哥大姐姐说些自己学校的事,让我很羡慕,他们说得更多的事情我听不明白,“大哥哥”、“大姐姐”不乐意带我们玩,“大哥哥”“大姐姐”之间也相互排斥,他们说要“分清男女界限”。
“小学生管理组”带我们去农场探亲,一上车,领队便要求年龄最大的大哥哥负责照看好两个小弟弟、小妹妹。我和小H分坐大哥哥两边,听他给我们讲故事,但是他不讲革命故事,他讲“不怕鬼的故事”,不怕鬼的故事听起来还是有点害怕,小H比我更胆小,捂着耳朵不要听。坐在前排的大姐姐回头批评大哥哥在“搞封建迷信毒害青少年”。大哥哥接收批评,立即改正,开始教我们认字,他在小纸片上写了几个字,给小H认,小红有一字不认识,大哥哥便叫我念,我一字一字读道:“好-象-对-我-说”,大哥哥又要求我将顺序反过来念,我便再次逐字大声念道:“说我对象好。”一听我读罢,大哥哥立刻朗声大笑。大姐姐脸上的表情则仿佛是被毒虫蜇了一下,怒气冲冲地指责大哥哥“思想复杂”,是“教唆犯”。虽然我是一头雾水,不懂她说得是什么意思,但是被作弄(尤其是被自己信任的人欺骗)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时过不久,我也有了当欺骗者的体验,感觉同样是不愉快的。过了春节,我终于成了一名小学生,当时没有择校的可能和风气,大家都是就近入学,N和我既是邻居,又是幼儿园同伴,如今我俩同校同班,关系自然很不一般。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大学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因此小学生也有自己的组织,当时叫“红小兵”(小“红卫兵”),有组织就得有头头,班级的头头就是班长(后来组织名称恢复叫“少先队”,班级就成了“中队”,“班长”升格为“中队长”),班长需由民主选举产生。大家年纪虽小,但是受政治环境浸染,无师自通知道“毛遂自荐”是狂妄自大的表现,相互谦让则是美德。候选人不可能“自告奋勇”产生,只能相互推荐。然而新生们互不熟悉,推荐谁呢?有朋友的人这时就占便宜了,我和N商定,我俩互相推荐。选举会上N首先提名我为候选人,老师问:还有推荐人选吗?新生们显然太幼稚,缺乏投身政治活动的经验和勇气,而我最终也没有起身推荐N。结果是我成了唯一的班长候选人,顺利地成为一班之长。
虚名至,果实归(新解“名至实归”),欢庆“六一”时,我成首批新生“红小兵”,而N则延宕至“十一”才戴上“红袖标”。N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愤而揭发。N有个已经上三或四年级的姐姐,她给我扣了两顶当时很流行的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当了班长,失去了朋友,公众形象也弄得灰头土脸。虽然早早地破除了对“民主选举”的迷信,但第一次从政经历如此失败,鄙视自己的同时开始厌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