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显荣神父(附2)——柴湾堂区先锋文显荣神父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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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湾堂区先锋文显荣神父

庞基


    可能很少人知道文显荣神父(Stephen B. Edmonds/>/>, M.M)是香港政府的公务员,任职于监狱署。当笔者问及他的官职时,他说是Prisons Chaplain。他特别重覆Prisons这字中第二个S这字母。中文名称是监狱署教士。

    原来香港监狱署属下有十八个不同类型的中心,计有八个监狱、四个惩教所、一个戒毒所、一个教导所、一个收狎所、两个劳役中心、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文神父的工作便是统筹监狱署属下所有中心的宗教活动和照顾狱中的精神生活。所以,文神父安排了天主教、基督教及佛教方面的宗教人士前往各中心给予牧灵方面的照顾。并组织了一个探访协会,专探访狱中无亲无故的人。

    文神父,你喜欢这种工作吗?我不禁好奇地想知道文神父的内心感受。

    欢喜、欢喜。文神父连忙回答:因为我喜爱青年人。我希望在监狱中的青年改过自新。青年人的优点就是勇于改过。我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其实,我的心也还很年轻呢!说着,他豪放地裂开了口在笑,笑得合着眼睛,头向后仰。他可能是想起了这种工作所带来的安慰,也可能突然醒觉起自己的一把年龄。

    文神父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刚满了七十岁,但他的精神及活力,仍像一位十七岁的美国水兵,短短的头发,轻快的脚步。他二十九岁那年在美国玛利诺晋升为司铎后,便立即到香港来。转瞬间已是四十一年;他的足迹遍布在广西的梧州、平南及香港。

    起初的一年,他在香港赤柱玛利诺会院学习广州话。一九四一年至五一年,他在梧州、平南展开牧民工作及在教区小修院任教。其间,在抗战最后一年(19441945)他曾任美国第十四队空军的随军司铎,来往于云南昆明及四川重庆之间。

    他重回香港是一九五一年的事。那年白英奇主教获释返港,文神父亦在两年的软禁后,被驱逐出境,转来香港。

    我想,一定是那两年的软禁生活奠定了他从事监狱工作的基石,于是,自作聪明地求证于文神父。但他却急急摇头,忙否认说:不、不。我已说过了。我从事监狱的工作是因为喜爱青年。其实,那两年也不太苦,虽不准离开房间,不准接触人,但晚上我还能偷偷地举行圣祭。

    看来文神父喜爱青年,是已抱定了的宗旨。自从五一年他踏足柴湾起,至今三十年,从未间断为这一区的青年奔波。一提起柴湾的青年他便眉飞色舞,边说边从他黑色的大旅行中,取出了一些他很珍惜的相片。我接过来看时,都是一张张足球赛、篮球赛、排球赛的拍照;不是开球礼便是颁奖礼。我抬起头来,定着眼正要质问时,他不慌不忙地说:

    那个时代,青年人没有什么娱乐,到处游荡。我于是为他们组织足球队篮球队,一年四次举行比赛。一群群的青年,于是,便忙个不停;又找队长、又起队名、选球衣,更日复一日,练球备战,大家都投入这既正当又健身的运动上。而且还常常引来一些围观的青年。这是我的牧民方法之一。现在,我还不时邀请一队队的学校足球健将与狱中青年较量球术。老实说,我自己也是个足球迷。他一口气说了出来,像是为自己的工作辩护,又像是责怪我那质问的眼光。原来那时候社会一般风气还未着紧关心青年活动,但文神父已每年为柴湾区举办公开球赛,引导青年从事正当的活动。他还组织各式各类的参观团,上战舰、进汽水厂等地方参观,怪不得柴湾的青年都从心底里喜欢随着他。

    看他说得这般头头是道,我心里实在钦佩羡慕,口里不禁冲出一句问话:你曾想过要建立一个儿童城吗?

    有。他爽直地回答但只是一个梦想,从来没有机会兑现的梦想。

    文神父初抵柴湾时,住在一间安置木屋里。柴湾那时只是一个拥有三千居民的渔村,全村共有教友四十二名。主要交通工具只到达筲箕湾。文神父便在那种艰辛的环境中慢慢耕耘。

    文神父在柴湾的工作,对象并不囿限于青年。他建了那间仍屹立于柴湾道斜坡侧的海星堂,也开办了几间小学。在五0年代他还负责分派救济品:于是油、麵粉、衣服等便源源地又运入,又运出。那时,还在圣堂侧跟腾出了地方来作打麵粉及麵包厂。

    七三年,玛利诺会准备将柴湾这传教站交回教区神职主管,文神父便卸下堂区主任司铎的职责,转任堂区助理。三年后,他全职出任监狱署教士这工作。

    我要求他谈谈现时在监狱署的工作。他兴緻勃勃地侃侃而谈。

    我现时主要的工作是探访。每次我进入一个中心,便要四、五个小时后才能出来。啊,我拖着疲倦的身体离开中心时,心是兴奋的。他们很喜欢将自己的感受告诉我。

    在监狱中,大约百份之七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一致都很尊敬神父。他们说神父是‘好人’。文神父见我听得入神,对我作了一个鬼脸,顿了一顿,再说:

    他们称神父“好人”,并不是普通随口说说的意思。我听得出来,他们有特别的含意。他们觉得神父没有烦恼,生活充满希望,常常只是喜乐地帮助别人。他们像在神父身上看到自己所缺乏的。

    文神父随身背着黑色大旅行袋,载着满满的各种印刷品:有公教报、圣言生活单张。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到处乞回来一些公教刊物,便带给中心的朋友。我实在不能每次逐一和他们长谈,唯有藉着递给他们一份刊物时,寒喧几句,然后会见那些急于要与我交谈的人。

    我现在明白,家庭非常重要。每一个被判监禁的青年,在他们的背后都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一个很值得同情的家庭背景。所以,教会要好好地鼓励公教父母,用心地照顾儿女。给青年人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才是公平的。

    我问他在这工作中,有甚么开心的事。

    开心的事吗?有。有时在街上,遇到一些堂堂正正的青年向我打招呼:Father文,还认得我吗?说实话,我认不出来。很多青年离开了中心便永不再回去,却从此正正当当地做人。我知道他已改过自新,这便是最开心的事。

    去年,文神父的一双眼因患上严重的白内障,回去美国作了一次手术。手术是成功的。回来时戴上了一付厚厚的眼镜。他说眼力还算好。我相信。他七十岁的人,怀着晶莹明丽的心灵,眼睛为他来说,只是接触这世界的一种次要的附属品。

    文神父在一九一一年出生于美国麻省的剑桥。他有二个弟弟,一位姊姊。他开玩笑地说他的圣召是从报刊的圣召广告得来的。原来他一直在政府学校就读,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认识神职人员。到中学第三年,他剪下玛利诺会在报刊上的圣召广告,寄去索取报名表格。就这样,他进了修院。在一九四0年晋铎后六周便匆匆地来中国服务至今。

原载:《公教报》198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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