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南会战述评
周永光
日军占领上海、厦门、广州后，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便成为中国从海外进口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运量激增三倍。日本为切断从越南谅山到广西南宁的桂越公路并将飞机场前移，更有效地轰炸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封锁中国，挫败中国的抗战，迫使中国当局屈服，日军大本营和参谋总长1939年10月14日同时发出命令和指示，确定进行入侵桂南的作战(其陆军为“和”号作战，海军为“N”号作战)。1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向其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下达作战令，命该军协同海军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然后攻占南宁。日军初期参战兵力3万余人，包括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等，海军为第5舰队及第3联合航空队，飞机75架。11月15日日军登陆钦防，24日攻占南宁。
日军入侵前，桂南只有第16集团军的31军和46军共6个师另4个独立团的兵力，共约6万人驻防。日军登陆钦防并进攻南宁后，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进行反攻，陆续调集25个师共20万余人的兵力，由桂林行营统一指挥，实施“桂南会战”，收复失地。会战于1939年12月18日开始，由第5军担任主攻，拔点打援，歼灭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31日夺回昆仑关后等待兵力到齐反攻南宁。此时，日军又调第18师团及近卫师团部队参战，兵力增至6万余人，并派作战、轰炸机队进驻南宁，使参战飞机达105架，于1940年1月28日发起为期8天的“宾阳会战”，国军的部署被打乱，桂南会战计划中止实施。此后双方进入相持状态。由于新的国际交通线河岳公路(河池经靖西岳圩至越南高平)开通，立即收复南宁已无必要，国军的作战任务改为对敌进行袭扰和反扫荡。后来国际局势变化，日军进入越北，从境外切断了越桂和越滇交通，占领邕钦已无价值而徒为负担，便于1940年11月17日撤出桂南。
桂南会战是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最积极的予敌以沉重打击的一次战役
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以武汉弃守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标志，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日军从蚕食变为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平、津、沪、宁，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防御作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使日军陷入了“泥潭”。日军占领武汉后，兵力不足，国力下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南岳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确定第二阶段的基本战略仍是持久消耗战略，但应由第一阶段的“向敌退却消耗”转变为“攻势消耗战”。执行南岳会议的方针，一时国民政府军抗战相当积极。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投入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开展“冬季攻势”，攻击范围遍及绥西、晋南、豫25桂南会战述评北、豫东、豫南、鄂北、鄂中、鄂南、湘北、赣北、皖南、浙东和桂南等广大地区。其中，桂南会战就是跨战区调动25个师的兵力，包括将新建立的全国唯一的一个机械化军投入主攻，对付入侵的日军精锐师团，表明统帅部是下了极大决心的。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指出，“(1939年)‘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所采取的唯一一次战略攻势行动”。“其中反攻武汉战役、昆仑关战役和反攻包头战役予日军以严重打击”。郭汝槐、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以下简称《作战记》)亦称，1939年中国军队的冬季作战给日军很大冲击。其中的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南宁会战都由防御战斗发展成为进攻战斗。两书所称道的战役不尽相同，都予肯定的则是桂南会战。《作战记》还特别指出，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攻坚战是“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挫折了日军的锐气，对其政治谋略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认为桂南战场夺回昆仑关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以下简称日军《作战史》)也承认，在1939年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中，日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深感敌尚强大”。国军反攻昆仑关时，从东京赶来前线视察的日军大本营参谋次长，看到其21军司令部“充满悲观气氛”。国民党当时抗战积极，图谋争取外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后来美国对日强硬，国民党反共倾向增加，其抗战则趋于消极。
桂南会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谋略的迷梦
日本帝国主义是战争狂人，曾妄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经过两年多的进攻，感到力不从心。1939年10月日军参谋次长泽田茂上任时说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陆相也认为“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他们不断采取新的策略，力图从侵华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南进”，换方向扩张。其策略包括进行战略轰炸、海上封锁、切断中国陆上的国际交通线、“三光政策”、以战养战、以华治华、开展政治谋略活动，诱蒋媾和和引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日“提携”，等等。日军入侵桂南就是日本在重重矛盾中寻找出路的一个重要行动。日本已决定停止在中国扩大进攻，计划将在华部队压缩10至15万之际，又在华南开辟了邕钦新战场，并先后从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调集最精锐的师团(即5师团、近卫师团，该两师团及1、3师团在日军中战斗力最强)来遂行这次作战，目的是进一步封锁中国，挫败中国的抗战意志。与此同时日本还加强了诱降活动，对重庆进行“桐工作”，在信阳进行“兰工作”(由和知大佐对李宗仁秘密进行)。第5师团参谋兼特务机关长中井增太郎大佐五年前曾在南宁应李宗仁、白崇禧之聘当过顾问兼教官，1939年12月7日曾找到“南宁附近的熟人”见面。12月10日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发出了致白崇禧、李宗仁的软硬兼施的通电，声称日军占领南宁唯一目的是切断蒋介石政权和法属印度支那的交通线，而对白、李两将军在广西的建设和政令甚表敬意。对将军部下4200名阵亡勇士已收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祭。希望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与日本“提携”共进。如果执迷不悟与日军为敌到底，可随时举兵来夺回南宁，其部队可独立对抗50万军队，有足够兵力、装备、航空力量和信心取得胜利。此前，日方曾于8月间派出一个曾在李、白和龙云手下任事的中国要人同李、白、龙面谈多次，策动滇、桂联日反蒋。在此同时，汪精卫曾到广州活动，对粤系、桂系和滇系一些素来与蒋有隙的人物进行拉拢，企图建立华南伪政权，因凑不起人而自动放弃。世所周知，20世纪初叶，中国派系林立、不同武装集团割据。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了这一点对中国进行蚕食鲸吞;然而正是日本肆无忌惮的侵凌，促使中华民族各个阶级、各个集团摒弃前嫌，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实现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尽管这种团结的局面和各集团的关系是不稳定的，随时变化的，但桂南会战无疑反映了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一个最佳时期。如果说1936年两广事变时桂系是抗日反蒋的话，1939年桂南之战中桂系则是拥蒋抗日的。李宗仁、白崇禧对日伪诱降的答复态度鲜明：日本要吞并中国决无合作可言，要谈判可以，前提是日本先撤军。日军《作战史》认为，“眼花缭乱的谋略路线，对中国并无损害，倒是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虚弱”。抗战中蒋桂矛盾得到缓解而合作有了加强。日军侵占邕钦，本来李宗仁要率部回乡作战，那样做显然于抗战全局不利，委员长调兵入桂顺理成章。广西是桂系的地盘，红军长征过桂北，李、白对中央军入境是严加提防的，而此次中央军入境则受到广西当局和各阶层群众的欢迎和倾力支援。战事在邕宾交界的昆仑关展开，宾阳成为前线，一时间大军云集。据《宾阳县志》记载，该县曾组织8万多壮丁为部队运送弹药、粮草，河田等乡还组织救护队上火线抢救和后运伤员。全县捐赠军粮315万斤，劳军款2.5万元，“献机”款1.5万元，自备布料做军鞋2.1万双，劳军粽子11万余个、甘蔗1.1万余根，肉2120斤，果饼10余担。各乡村按要求设立茶水站供应过境官兵，有的群众则煮粥做饭接待。5军军长杜聿明当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高度评价广西民众对抗战的贡献。桂系部队到钦廉为异省作战，开始民众与之有隔阂甚至抵制，桂军购物被拒售或被索高价。经过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合浦一中学生作抗日巡回宣传后，民众转而积极支持桂军。1940年1月中旬桂军46军部队在灵山县(当时属粤)泗峡坳迎击来犯的日军时，当地民众肩挑百余担酒肉饭菜上火线慰问，有的还自带武器上阵参战，对抗战官兵鼓舞极大，军民同仇敌忾，打得日军近卫旅团第二联队遗尸数百，趁夜潜逃。泗峡坳之战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
各个军政集团、各军政要员间的关系，是中国近现史中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矛盾各方有争斗，有联合。抗战期间，基于民族大义的联合是主要方面，这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谋略的破产验证了这个事实。有一种观点认为，桂南会战中白崇禧故意消耗中央军而要桂系保存实力。稽考会战过程，并无严重之事实堪作凭证。在桂南抗战期间，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方针和指示，广西党组织积极支持国民政府领导组织的抗战活动。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学生军和民团、自卫队，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的自己组织队伍(未以党的名义)打击日军。昆仑关作战期间，范长江和他领导的国际新闻社的记者到前线采访，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日军战史记载，中国由于“宣传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其进攻士气极为旺盛”。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最重大的作用，是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提出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李宗仁、白崇禧都曾经响应和运用过上述主张。蒋介石也被迫接受和认可了上述主张。
桂南抗战将士的伟烈事迹是爱国主义教科书的不朽篇章
桂南抗战中，昆仑关地区是主战场，战事最为激烈。昆仑关抗日战役纪念地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已确定为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西日报》1995年12月22日)其实，不仅昆仑关浴血攻坚的将士战斗英勇，整个桂南抗战一年间，所有爱国将士们的伟烈事迹都是让人刻骨铭心的。1939年11月15日上午，日军第9旅团在海军舰队炮火及飞机掩护下在企沙南部海滩登陆，国军驻扎当地的部队只有新编19师56团1营的一个连。该连官兵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忠于职责，坚守岗位。李副连长带两个班在金堂岭阵地阻击，他亲掌机枪，激战一小时，射杀许多日军后，与其部属全部殉国。黄警长去接被炸断的电话线报警，亦中弹牺牲。在南宁防御战中，在邕龙、邕钦交通线上进行阻击、袭扰和反扫荡作战中，众多将士与强敌拼杀，壮烈牺牲，他们的事迹同样应该永垂史册。
桂南抗战中，不仅是正规军战斗英勇，地方部队、民众武装也能奋勇杀敌。1940年1月中旬，邕宁县南忠乡乡长率领各村民团用抬枪、土炮袭击过境日军，毙敌十余名，己方牺牲7人。当年9月日军从桂南转移往越境时，爱店的讯警第二大队在李国安队长率领下进行伏击，毙敌50余，讯警牺牲24人。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先烈们的伟大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桂南会战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胜负问题。“桂南会战是失败的”，“桂南会战没有多大意义可言”——这是笔者曾听到过的一种议论。桂南会战确有其弱点，有不少消极现象存在，但用以上措词来表述桂南会战则有以偏概全，贬低会战之嫌，也使整个八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战史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之所以作出上述结论，笔者以为与论者对会战的前期与后期的计分有关：对会战前期国军苦战兼旬，重创日军第5师团，予其中村旅团以歼灭性打击，迫使华南日军放弃进攻国军第4战区司令部(韶关)之计划，移师桂南的作用，以及国军昆仑关攻坚首胜，挫折日军锐气的重大意义估价过低，而对后期日军增调兵力袭击宾阳，击溃中国第37、38集团军的作用计分过高。其实，日军实施“宾阳会战”27桂南会战述评并未能包围歼灭国军(有所杀伤)，而是以攻为守，速战速撤，业已回窜的昆仑关亦予放弃，将兵力收缩至四塘以西，以求确保南宁。说桂南会战是失败的，自然使人联想到1940年2月蒋介石到柳州召开的桂南会战检讨会，会上蒋介石撤职查办和处分了一批将领(也给几个将领记了功)，严斥其将领“无决心、无战斗意志”。不能说这完全没有针对性。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领率机关情报不灵、料敌失误、部署欠周是会战后期失利的主要原因。陈诚指出会战总指挥白崇禧对日军反扑未能预作防范，抓住了问题之要害，但他作为会战之监军也难逃其责。白崇禧、陈诚自请降级处分是应该的。处分一大批将领则属借题发挥，有欠公允。作战行动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完全归结于“意志”就会滑到唯心主义上去。第5军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是够坚强的，用这个代表了当时国军的最高水准的部队作主攻，还有4个军的协同和策应，白崇禧向蒋委员长汇报、商议后确定的作战计划是总攻开始后3天之内拿下昆仑关、高峰隘和吴圩，再用5天收复南宁。结果是第5军苦战恶斗14天才拿下昆仑关，又用4天才推进到九塘，因伤亡惨重，只能撤离战场去整补。尽管国军还陆续调来11个师，而日军随即又投入了两个师团、两个轰炸机中队及一个战斗机中队，形势已十分不利于会战计划的继续执行。应该说，桂南会战计划没有建立在完全确切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存在速胜的主观成分。但桂南会战是1939年中国抗战正面战场冬季攻势的一个重点，统帅部采取这一行动的积极态度是应予肯定的。国军重创日军王牌的第5师团，比日军击溃国军两个集团军作用要大。对于以弱对强，须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毛泽东《论持久战》为“以土地换时间”)的中国抗日战争来说，论胜负不能静止地看多大面积土地之得失，也不能过分计较敌我伤亡之比例。从中日军事较量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桂南会战国军能在攻坚战中重创日军一个师团并占领目标，标志国军战斗力的极大提高。当时对中国人民是个很大之鼓舞，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历史地位不容低估。日军占据南宁、钦州之直接目的，一是切断桂越交通，一是建立南宁机场便于轰炸滇越交通线。由于中国新的国际交通线(河岳公路)的开通，日军第一目的无法实现;而仅为实现第二目的，日军必须时时对付国军的破坏、袭扰，经常在邕钦线两侧进行“扫荡”，不堪重负，确实应了其陆军省的预言“得不偿失”。因而一年后便有撤出桂南之举。综合分析，桂南会战积极方面大于不足之处，不宜笼统说是失败的。若从日军入侵到撤出计算，桂南军民抗敌还包括有9个月的敌后游击战，给了敌人不断的杀伤和消耗，其功绩也是不能磨灭的。
(二)双方兵力对比及有关作战保障能力。作战要摸清敌我的基本情况后才决定如何行动;研究军事、研究战史，也需掌握交战各方的基本情况和有关条件，然后才能较为准确地分析是非和得失。研究桂南会战，首先要分析双方的兵力对比。日军参战的兵力有“7万人左右”(《作战记》)和“海空军在外共约十万人”(《白崇禧回忆录》)两种说法。笔者认为是“6万余人”比较有把握。日军前期入侵桂南为一个配备野炮的挽马师团(编制定额2·5万人)和一个混成旅团(编制约8千人)，再加上“其他配合部队”如登陆作业队等，判定为3万余人已无争议。后期调入的两个师团中， 18师团是执行短期任务(1940年1月13日从广东登船而来，2月16日下海返粤归建)，不会是全额出征，参战兵力应在2.5万人以下。近卫师团与18师团同时入桂的只是一个旅团，兵力编制8千人以下。18师团撤走之后，近卫师团师团部及另一个旅团于7月下旬运抵桂南。尔后将先前参战的一个近卫旅团归建整编。全师团共编为4个联队(联队定额3千余人)大体上是1.6万人左右。这样，后期侵桂所增加兵力峰值也在3.3万人之下，加上前期进入的兵力(不计其战斗等减员)共为6万余人。这与1940年6月日军确定的华南兵力(主力一直在粤，部分兵力在桂南)是14.9万人之背景相符，而白崇禧称入桂兵力达10万，显然偏高。
国军参加桂南会战的兵力有15万人、20万人、30万人左右三种说法。《作战记》说的“9个军25个师约15万人”有误。该《作战记》首先叙及初期兵力为“6个师24个(应为4个)独立团约6万人”，那么后期调入的19个师应是9万人;而其中机械化的第5军(辖3个师)就有约5万人，那么其余16个师共才4万人，显然不对。沈奕巨《广西抗日战争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所述，桂系主力开赴华中抗战后，将一个师(约1万人)留守广西，1938年秋新编一个师，同时为4个原有番号和干部的师补兵3万余人，并成立集团军。日军入侵桂南后，1939年11月20日，蒋委员长复电行营主任白崇禧，不同意鄂皖桂军返桂作战，而是从粤湘鄂黔等省调集“20个师15万军队”入桂歼敌。综上所述，国军参加桂南会战兵力为26个师约20万人。后来出现师的番号达25个，说明《史稿》此数据较为准确。陆学藩《昆仑关战役亲历记》(以下简称《亲历记》)称：“白(崇禧)所掌握参加昆仑关战役的部队约有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人数约三十万左右。”还叙及1.3万人的荣誉师撤离前线时，能战的士兵仅700人左右。《亲历记》的数据最大，估计是就计划和编制而论，实际到达战场多少个师、各师到达人数多少，尚有待证实。例如第5军编制有装甲兵团，而该团却欠第三、四营及第七连未参战。
除了兵力之外，部队火力配备状况，也是必须计算的重要因素。据《中国军事史略》记载，抗战中期以前，“中日两军以师为单位的火力比是1∶2.15，若计入射速的因素，则为1∶3”。桂南会战中的国军各师的火力配备参差不一。第5军火力配备强，白崇禧认为优于日军，而46军新编19师的武器则是“七拼八凑”的(程思远语)。其他参战各师的武器也都不如日军。战争是火力的对话，国军须有3个师方可与日军1个师言战。
桂南会战，双方参战航空兵力量如何，同样是需要研究清楚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空军第二路是奉令参战的。司令部原驻衡阳，后移驻桂林。参战飞机有100架、110架之说(包括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飞机)。从许多回忆录看，这个数量似乎未完全到位。据唐信光《参加抗日空战回忆片断》称，空军第4大队在反攻昆仑关时曾进驻桂林、柳州机场，但战事最紧急阶段(1939年12月下旬)全大队反而飞返重庆去了。12月23日，空军第3大队副大队长陈瑞钿、中队长韦一青及飞行员唐信光驾机从兰州到柳州办事，空军第二路司令部正苦于无兵可用，当即令陈等留下参战。当时日军航空兵占优势，拥有制空权，柳州机场国军未驻机队，陈等的飞机也只能停于机场附近隐蔽，并以武鸣、都安、融安等机场为活动基地，进行“空中游击作战”，共出勤4次，击落日机1架(另说3架)。陈被戏称“游击司令”。12月27日奉令率队掩护3架苏联轻型轰炸机赴昆仑关轰炸时，被日机群围攻，韦一青坠机牺牲，陈瑞钿、陈业新跳伞和迫降受伤。日军战史记载，12月21日中国军队“开始了航空攻击”，17时20分10架飞机3次扫射六塘日军阵地，19时6架飞机到九塘投弹。25日上午国军飞机3架轰炸南宁，下午4架轰炸扫射九塘，日军9死12伤。1940年1月14日，苏军巴布什针中校率伊-16I型驱逐机大队由重庆进驻桂林秧塘机场(柳州机场设备及地勤均已撤离)，该型机续航力1小时50分钟，飞至宾阳上空已用去50分钟，对战场支援乏力。而且从进驻第三天起，机场连续受到空袭。因预警情报迟，苏机刚升空日机已在苏机上方出现。1月26日巴布什针大队长率先起飞领队迎击来犯日机，因是逆光低位应战，被日机击中，当即牺牲。会战中，中方空军的活动战术作用和战役价值都不大。
日军在桂南参战的飞机，初期为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第14、15航空队)飞机以及登陆时候第5舰队的舰载机。1940年1月初南宁机场修复启用之前之后，进驻了82侦察机中队(奉1939年12月25日令)、84战斗机中队(奉12月26日令)、21“军飞行队主力”(奉26日以后命令)、从关东军调来的两个飞行中队(飞行90战队的第1和第2轻型轰炸机中队，1940年1月中旬进驻)。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进驻南宁机场情况不详。1月3日，日陆、海军订立航空协定，陆军飞机30架负责直接协同地面作战，海军飞机75架负责对战场以远的攻击。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自1939年12月下旬起连续对桂林、柳州等国军机场进行了攻击。1940年1月10日探明桂、柳集结有70架飞机，攻击之后日军掌握了制空权。日本已是工业化国家，有每年生产一万架飞机之能力。其各类飞行中队除编制的飞机(作战中队12架、轻型轰炸中队9架)外，同时配有充分的备用机(已知作战中队为8架)，随耗随补，能保持恒定的战斗力。优势的空中力量弥补了日军兵力的不足，极大地增强其攻击能力和守御力量，对国军造成重大杀伤。中国当时的空军飞机从多国购置，无备件，损坏后靠用报废机拆零修理。1940年末全军只剩下65架作战飞机。国力如此，桂南会战中的国军差不多可以说是以单军种来应对敌人的陆空联合作战的。
部队机动能力也是制约作战行动的重要因素。文史资料反映，31军运输兵力达不到编制的一半，重机枪、迫击炮没有马驮，行军靠步兵或征夫来担负运输任务。其135师奉令从藤县车运驰援南宁，征集到的汽车仅10余辆，只运走一个团。第5军编制有汽车兵团，但当时在执行渝桂区运输任务，临时凑起尚在桂林的各单位的载重车130余辆，将200师的两个团运往南宁。全军从湘南坐火车到永福后，都是徒步上前线的。而日军钦州兵站就有汽车千余辆、骡马千余匹。日军师团还编制有骑兵联队，用于急袭。战场上敌快我慢，使国军多次贻误战机，陷入被动。设若日军进至邕江南岸，哪怕是进入了南宁市区但还立足未稳时，5军不是两个团，而是3个师运到，那么战况就完全是另一种局面。
情报和通讯是作战的重要保障。日军占领南宁后约两周间就获得国军要调10万部队反攻的情报，其第5师团长今村均不相信，仍将一个联队派往龙州，造成被动。但昆仑关受到进攻时，师团和旅团派驻的两个无线电分队及时上报情况，南宁第一批增援兵力在国军阻援部队尚未进抵邕宾公路预定地域时，就乘汽车2个小时20分钟通过公路于当晚赶到九塘，使前线防卫力量增加了一倍。日军迂回袭击宾阳时值雾天。天一放晴其侦察机即到战场巡逻，发现并报告了国军大纵队从宾阳—武陵公路南下的情况，日机当即出动27架前往攻击，使国军向甘棠集结受挫。国军最高将领到柳州羊角山召开会议，当日日机一批就前往轰炸，炸伤委员长的卫士12名。与日军相比，国军情报工作能力很差。日军登陆钦防前，舰队海上开进已被发现，国军领率机关先有成见，得知消息未能认真分析鉴定，丧失了在邕钦路上和在南宁组织防御的时间。日军提前结束粤北“翁英作战”，抽调18师团和近卫旅团到桂南实施反扑，情况全部发生在国军第4战区辖区之内，国军竟全无所知，敌骑踏到甘棠，才临时更改部署应变。
国军通讯装备也差，31军电台没有电池及元件补充。一段时间靠电话和运动通讯与就近的1个师联络，对其余部队的通讯中断。38集团军的无线电通讯也未有备份设备，指挥部被轰炸，对所属各军即中断联络。主力部队失去指挥，是导致会战失利的直接原因。广西的防空警报用乡村电话系统逐县传递，对百姓防空疏散有用，对机场预警尚嫌不快，驻桂林的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对此颇有抱怨。
(三)组织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收复昆仑关是军规模的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实施进攻作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史无前例。作战的部署是正确的，组织指挥是得力的，战术运用是成功的。国军以优势兵力、优势火力配合以劣势空军对劣势兵力、劣势火力，但有优势航空兵支援、有坚固阵地作依托的日军作战，能够避开敌人的优势(选在凌晨和黄昏后发动攻击，避开敌机空袭)，以我方之优势摧毁敌人之优势(对关键据点，集中火炮，包括使用150毫米重炮进行轰击，破坏其工事)，充分利用我兵力众多之长处，包围分割并连续猛烈地冲击敌人。从日军《作战史》对其两个中队防守罗塘的记述中，可以证实上述情况。“薄暮中重庆军在大炮集中射击掩护下，一千数百人步步包围靠近，下午8时左右在一阵纷乱的手榴弹掩护下，突入我方阵地。守军也以手榴弹还击，但很快就弹尽。彼我进入混战状态，展开了壮烈的白刃战。混战中，第五中队长田村能康中尉首先战死，接着第一中队长迢田广一大尉也失去了双眼。剩下的三十八人用尽全力前后左右应战，但寡不敌众终于一个个倒下，山顶被敌人占据。时间是24日下午10时。第五中队自12月19日1时30分占领该地以来，至少有一个师的敌人三面包围之，虽在敌人各种炮火凌厉的攻击下仍击退敌人前后不下二十余次的进攻，最后一卒不剩全部战殁。”“昆仑关至九塘之间约有一百敌人楔入切断交通。九塘周围约有一千敌人正在一步步占领高地，约有三百人包围着八塘。”“昆仑关、九塘、八塘分别处于孤立状态。”“敌人斥候(游动哨)也随时出没于村内”。“其炮兵观察所推进到了从我方夺取的第一线高地上，用重炮及各种13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向我方阵地猛烈轰击，并且命中率很高。”“我军眼巴巴地看着敌炮兵阵地，因无弹药而无计可施。”5军攻关时不仅包抄其侧后，分割其据点，同时还派师规模兵力深入敌后20公里，切断敌交通线，阻滞敌人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攻关，并歼灭了敌人许多有生力量。敌之旅团长中村少将就是在率部增援途中被击毙的。对昆仑关猛烈进攻，使日军兵力劣势充分暴露了出来。其派往龙州的支队被匆匆召回，负责钦州兵站及邕钦路防卫的台湾旅团两个联队均由其主官率部北上增援。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均中将所著《大激战》一书供称，当时打开整个难局的唯一办法是他亲率一个联队北上到九塘进行决战，在“敌主力背后一举给以大的打击”。因此，他曾命令另一旅团长及川少将指挥一个大队和辎重兵联队以及其他第二线部队守卫南宁，确保“不落入敌手”。21军不同意其孤注一掷的作法，令其采取守势。他派及川率部去八塘防守时，向及川强调“要迅速摸清当前敌人的战术，要下功夫研究一种操典上所没有的新战术。”
在桂南会战作战计划中，国军共分北、西、东三路。5军及99军6个师等北路部队在邕宾公路昆仑关至五塘地域作战的同时，16集团军的4个师编为西路部队，46军及66军4个师编为东路部队，分别部署在高峰隘、四塘、邕钦路北段地域和邕钦路上出击牵制日军。其间西路部队曾遇到窜犯龙州的日军9旅团11联队匆匆回撤的有利战机，对其进行阻击并形成了包围，由于不能及时解决战斗，敌人在飞机掩护和南宁出援部队的接应下，终于突围而去。日军承认遭遇“强大敌人的几度严重阻击”，死伤361人。(沈奕巨《史稿》称：国军伏击第一批回撤日军毙伤敌六七百，己方伤亡近千。伏击第二批，日军遗尸483具，估伤亡上千人。己方亡240人，伤428人。)西路部队另一支进攻高峰隘时被敌抄后路，牺牲323人后停止了活动。东路部队在邕钦路上多次袭击日军车队，曾击毁汽车数辆，还袭击了那晓和蒲庙日军据点，歼敌数十名。迫使日军放弃蒲庙、良庆，退缩到亭子圩。东、西路部队的行动对北路主攻作战是个策应，但力度不够。据16集团军参谋长刘清凡回忆，曾拟用135、170师直袭南宁，因两个师长的坚决不同意而没有实现。刘称此乃蒋桂矛盾的表现。然而从军事上看，仅用这两个刚在南宁防御战中受创之师反攻南宁，显然没有多大作用。
桂南会战计划在实施步骤上也存在重大失误，导致出现甚长的战役间隙，授敌以休整和增兵之机。会战计划使用25个师，到达14个师即开始进攻，夺取昆仑关后主攻部队无力再战，后续部队却尚未到达。其时敌人也到了“极为紧张”的时候，唯一可使用的只有一个联队、一个大队及辎重兵了。国军如能随时投入生力军，一直保持优势兵力连续作战，战果将会更大。如果说在攻坚战中国军25个师对付日军1个师团又一个旅团能够胜任的话，日军增加一倍后，仍用25个师对付，显然已难以适应了。桂南会战计划部分执行尚好，整体观照缺失，作为总指挥的白崇禧在战后检讨会上请求降级处分，算他有自知之明。桂南会战在组织指挥上最大的失误，在于夺取昆仑关后对于敌人可能增兵反扑完全丧失警惕，对敌可能采取的进攻路线没有分析，毫无防范。应该是一般兵家意料中之事，一旦发生，在战役指挥官那里却成了意外，足见思虑之疏与组织能力之低下。有当今论者指出，日军反扑时“集中绝大部分兵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趋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设想虽好，但对于当时的战役指挥官来说，则属奢求。
对于日军之战术，蒋介石认为其优点是：“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硬—固守阵地，坚强不拔。锐—锥形突进，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测。”其劣点是：“小—只能作小兵力之侵扰。短—只能为短时间之战斗。浅—只能作浅距离之进攻。虚—无预备兵力，后方空虚。”在蒋介石心里最“出其不意”的是占领广州后的日军不溯西江而上攻广西，却从钦防登陆入侵南宁。其实，敌舰大编队海上开进早被发现，成为新闻，无密可保。日军登陆前一天， 16集团军电报时在重庆的白崇禧，白通知军令部作战厅，该厅负责人仍说“综观当前形势，敌无南犯意图”。在压缩兵力之际增兵、已决定不扩大攻势时又开辟邕钦新战场—这是日军战略之“奇”。在战术上之“奇”只有一着：国军北路军在昆仑关发起反攻的同时，西路军派170师两个团攻击高峰隘。日军令守隘口之一个加强中队听凭国军占领隘口东西两侧山头，而从南宁派联队长纳见率一个大队(欠一个中队)于12月19日夜潜过隘口到北侧两公里处埋伏。次日拂晓隘口守军阵前出击，纳见率大队猛击国军侧后，打死国军323人，俘15人，国军撤走，当晚纳见率部返回南宁，自称此战仅死9人、伤30人。此后西路军向香炉岭和四塘、五塘之进攻计划均不实施。在委员长和会战指挥官眼里，自然还把日军袭击宾阳当成了奇着，其实那只是“围魏救赵”计策的运用。中方在夺回昆仑关后若能对日方之动向多作分析，加以防范，敌即无可售其奸。
原载：《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