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乾封二年(667年)十月,在辽东战场的军营中,一支唐军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迅速集结着,从他们整齐划一、严肃紧张的行动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平日训练有素的善战之师。为首一人须发苍白,体格强健,身披白色战袍,端坐膘壮战马之上,手持方天画戟,表情凝重,若有所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此刻正密切关注着高句丽军的动向。他就是唐朝第一猛将薛仁贵。
这已是薛仁贵身负皇命,第二次率领金戈铁马踏进辽东这片土地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那时的他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以单枪匹马取敌将首级而一战成名。
此刻,唐太宗已经带着生前未能平定高句丽的终身遗憾去了,而薛仁贵也由昔日的少年战士成为年迈将军。由于高句丽人的反复无常、恣意挑衅,这位年过五旬的老将军再次回到这片熟悉的战场上。
不久前的新城一战,唐军虽然取胜,却遭到了高句丽军的夜袭,若不是他早就有思想和战略准备,关键时刻率军神兵天降,把处于劣势的局势瞬间扭转过来,并杀敌数百人,解救了新城之围,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眼下的金山战役,高句丽人会不会旧计重施,参与战斗的唐军会不会重蹈覆辙,这都让他多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未雨绸缪,绝对没有错。
果然,高句丽军又杀过来了。不过,这次遭遇的不是小股军队的袭击,而是10万高句丽大军的伏击。唐军将领庞同善和他率领的部队,突遇强敌,措手不及,全面崩溃,落荒而逃。高句丽军见形势大好,在后面穷追猛打,企图逆转整个辽东战局。危机时刻,薛仁贵率本部兵马像一把尖刀冲杀出来,将敌人大军拦腰截断,敌军顿时大乱。经过一番奋力厮杀斩敌首五万人,大败高句丽军,挽回了溃败的局势。唐军乘胜攻占南苏、木底、苍岩三城,最终赢得了金山之战的巨大胜利。
金山之战,可以说是唐初用兵辽东中罕见的大规模遭遇战,是平定高句丽四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此战基本消灭了高句丽精锐部队,为唐军彻底平定高句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高宗听到获胜的捷报后,亲笔写诏书慰劳薛仁贵:“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敌,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
“宜将剩勇追穷寇”,薛仁贵并没有陶醉在香浓的庆功酒和将士的欢呼声中,而是选择了继续进发,彻底平定高句丽。十一月底的辽东地区,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四处白雪,万里冰封,薛仁贵命令全体将士身穿具有“保护色”的白衣,迅速出兵扶余(今吉林四平),仅用了14个小时,就斩杀俘虏敌人万余,剩余敌军四散溃逃,据考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利用保护色的战役。乾封三年,素以坚固著称的扶余城被薛仁贵的2000人马攻下,其他40余座城池相继向薛仁贵投降。
薛仁贵的大军一路急行,兵不血刃地抵达平壤城下,与行军大总管李绩等诸路大军会师,并攻破平壤。薛仁贵亲自接受高句丽国王投降,史载,高句丽国王高藏在向薛仁贵投降签字的时候,连抬头看薛仁贵的勇气都没有。自此,自西汉王朝后期即立国于我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被唐朝灭亡,唐王朝将高句丽活动地域纳入了直接管理的统治体系,高句丽正式成为中华版图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这种一统天下的硕果,也让薛仁贵老泪纵横,如释重负。因为平定高句丽,是隋唐四代帝王的梦想,如今终于在唐高宗这一代,在薛仁贵手里得到了实现。
二
那么,隋唐皇帝为什么要灭高句丽呢?
自高句丽建国后,就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文化、贸易往来。北魏时期,高句丽曾“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北齐皇帝封高句丽统治者高汤为高丽王,高句丽将“句”字去掉,自称“高丽”(仍是高句丽,不同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封高汤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仍封其为高丽王。作为藩属国,高汤在开皇初年不断遣使入隋,称臣纳贡。
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高汤大惧,认为隋朝接下来会撤藩,于是“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随时准备迎接隋朝大军。藩属国这种“无礼”的举动,一时激怒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致书高汤,责问他是何居心,并说:“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汤谢罪后,不久病死,其子高元即位,隋文帝仍不计前嫌地封高元为高丽王。
事情到此,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圆满结局,但高元却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主儿,他不满足于现有的高句丽王土、百姓,而是满脑子的扩张念头。开皇十八年二月,高元率靺鞨万余骑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即命汉王杨谅等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由于粮草不济、疫病流行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原因,水陆两军还没有和高句丽开战就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这时,高元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连忙派使者前来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但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因此有了隔阂。
隋炀帝即位后,作为藩属国的国君,高元应该亲往长安觐见祝贺,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只是派使者前去应付,这让隋炀帝感到很窝火。高元做出此举,是因为他外与突厥、契丹、靺鞨主动交好,内部国力大增、军力强悍、国土扩大,以至于产生自大和忘本思想,忘记了自己藩属国的身份地位,居然不把泱泱大隋帝国放在眼里了,这是让隋炀帝无法接受的。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到突厥视察时,无意间看到了高句丽使者在此,就向他宣旨:“朕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告高(句)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苟或不朝,将率军民往巡彼土。”
不料,这种善意而又带有威胁的提醒,却遭到了高元的拒命,于是隋炀帝决定攻打高句丽。从大业八年正月到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但讨伐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前两次大败而归,第三次虽取得胜利,可终究没有收服高句丽。其实,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并不是因为看到高句丽的逐渐强盛和对隋朝的日后遗患,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好大喜功。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时曾作诗一首,其中两句就道出了他三次攻打高句丽的原因:“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因为出兵高句丽,隋炀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国家,最后穷途末路,死于非命。如此严重的国家大事,竟然出于偶然,难怪《隋书》会这样评价炀帝攻打高句丽这件事:“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也。”
如果说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完全是出于小孩子脾气的“无厘头”行为,那么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不遗余力地攻打高句丽又是为何呢?不愿意让高句丽做大做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原来,隋军撤退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景观”,供其国人观赏。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631年)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
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人自扶余城西南行至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以资防御”。此时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其间,高句丽发生了宫廷政变,唐太宗没有插手,仍然遣使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隐忍勃发,是唐太宗的一大优点。向突厥称臣纳贡12年都过来了,何况现在?此刻,唐太宗需要的是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贞观十七年,高句丽联合百济攻取新罗40余城,新罗危在旦夕,向唐朝请求援助。此时的唐朝,经过十余年的“贞观之治”,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于是唐太宗决定攻打高句丽,彻底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顽症”。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以高句丽“残虐其民”、“侵暴邻国”、“违我诏令”为由,凭借“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今朕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的话语,说服了众人,于是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自己率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八里镇营城子村)碰到了极善守城的高句丽人的顽强阻击。因为急于求成、用兵仓促,结果唐军遭遇失败。而薛仁贵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脱颖而出、一战成名的。兵败后,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带着遗憾离世后,唐高宗继承了父亲遗志,任用文韬武略、成熟稳健的薛仁贵等人,历经新城、金山、扶余、平壤四大战役,终于将高句丽消灭,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自此,这场历经两朝四代、历时70余年、先后出兵十余次的平定高句丽战争宣告结束。
唐王朝统一高句丽的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又对高句丽人采取了内迁的政策。先后被迁徙到内地的高句丽人有近一半或三分之一强,约有23万~28万人,广泛分布于今天的北京、山西、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市。在唐王朝内迁高句丽人的同时,新罗也趁机掳掠和接纳了部分高句丽人,加上之后它采取积极向北扩张的政策,占据了部分高句丽政权的领土,约有不到十万(不到高句丽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高句丽人加入到了今天朝鲜族先民建立的新罗政权中,成为今朝鲜族的先民,而其余高句丽人则散入靺鞨突厥等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之中。也就是说约八分之七的高句丽人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2009年02月 《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