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转眼“上山下乡”运动都四十周年了，要不怎么说人这一辈子经不住蹉跎呢。十六岁时“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知青”去“北大荒”一个农场，后来又转到另一个农场。说起这事儿，别提啦，哑巴吃黄连。写到后来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１９６８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最高指示”先说“知青”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金口玉言”，谁敢不去？既然是“圣旨”，下面干吗还要“说服”呢？可见发“圣旨”者也认为这是大家伙都不愿意的事儿呗。
１９７７年初我“病退”返回北京（那会儿“知青”都办“病退”――有病不能再“上山下乡”），１９７８年考上北京地区大学扩招的走读分校，运气真不错。后来找个特能念书的老婆――学医的，她１９８０年代末出国念博士，我也跟着来“陪读”。这就在美国混了。咱是个学文科的，本来文化底子就不怎么样，英文又不行，后来找些关系从商，也就是搞些转口贸易小打小闹。自我感觉还行，运气也不错，发点儿小财，在美国混个中产阶级。不是自我吹嘘，这跟我“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关。但这两年买卖不好做，美国经济大趋势走下坡路。咱识时务，在家先“冬眠”，等着看以后有什么赚钱的机会。现在有时跟妻子去旅游、旅游，散散心，闲待着的时候上上网打发时间。老实讲，咱已经把下半辈子的钱挣得差不多了，温饱绝对没问题。老婆在大公司工作，年薪六位数。女儿现在也在读博士，已不花我们俩口子的钱。朋友们讲话：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我不知为什么总隐隐地感到失落，莫名其妙的，时不时地觉得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晚上睡不着觉就想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学医出身的妻子说我八成有抑郁症倾向，或“吃饱了撑的”。
嗯，有点儿。特别是这“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一闹腾（其实也就是“知青”这些老骨头还吵吵），想起当年的往事咱都失眠。干吗如此激动？别装得跟个“网虫”似的，动不动就“发神经”，屁大的事儿也能要死要活，千方百计地要引起他人的注意。嘿嘿，看你说的；咱“知天命”的年龄都过了五岁了，如果现在还在博客上成天慷慨激昂，那八成真是精神病。那是不是与这“段子”的题目有关？“欺骗”，你“上山下乡”被欺骗了，是不是？这个……不能那么笼统地说。
老实说，别看我当时才十五、六岁，对“上山下乡”可没什么热情。你想呀，咱什么出身，父母解放后就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普通知识分子。“文革”一整，又弄出了很多“历史问题”，名副其实的“臭老九”啦。那我自然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实“文革”前咱就属“黄花鱼的”――溜边儿。这是老北京俗语，为什么这么叫咱不清楚，反正就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有点儿灰溜溜，干什么都往边儿上凑。自己是什么料还不清楚嘛，夜壶――挨呲的货。最好什么事儿都别“娶媳妇打幡”跟着哄，当时咱这种人干什么也没好果子吃，常常是人家的出气筒，整个一个受气包。这么说吧，“文革”一开始，我整个一个缩头乌龟啦，而且心里还挺惶恐。
一个人总在这种感觉中，您说他能有什么热情？“上山下乡”去“北大荒”的江峰农场时我刚过十六岁，应该还是个孩子。但内心深处已是抵触“上山下乡”。为什么呢？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不过咱表面上得戴上“面具”，必须的。那年头尔谁都自觉不自觉地知道保护自己，我也一样。
咱可以说是一头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的《动物农庄》中的本杰明（Benjamin）――那头心里明白点事儿，时不时地冒怪话，但又不敢反抗的小毛驴。我属于“六九届”――１９６９年初中毕业。咳，其实我们这届的学生就在中学待了一年多。１９６８年初，“上边儿”想起该“复课闹革命”了，我们这些在街头晃荡了一年多的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就近上了中学。以后的一年多根本没学什么书本知识，倒是下乡劳动好几次。跟着到了１９６９年春天，就着“上山下乡”的“无产阶级革命东风”，我们这些六九届的也都开始奔赴边疆啦。那时候先有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后来“大拨儿轰”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是“生产建设兵团”不要的主儿。怎么呢？我“出身”有问题。前边儿说了，“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我父母查出历史上“有问题”，到了六九届上“上山下乡”那会儿，她他们的问题还没“定案”。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的问题到底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还不能确定，还得“进一步调查”。呵呵，说这些年轻人不懂，简单地告诉您吧，就是我属于“另册”，最多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人家还是不懂。罢了，就说我是个“下等人”吧。就是这个概念。
见同学们都纷纷“上山下乡”，“奔赴反修防修斗争的第一线”，咱还真有点惶惶然。其实我是怕把我分到更糟心的地方。那时候北京的“老三届”（“文革”开始时正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有不少去山西、陕西和内蒙、吉林“插队落户”的，反馈回来的信息就是个“苦”字。正赶着这时候，黑龙江江峰农场来领“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这个农场地处“北大荒”，但距离中苏边境有四百多里，所以“政审”可以放宽（意思是人孬点儿也不碍事），于是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去了江峰农场。
江峰农场原来是个劳改农场。全国兴“上山下乡”了，农场把劳改犯送到别的地方劳改，“就业农工”（劳改犯刑满后农场就业）都遣返回乡，“知青”跟着就进场啦。在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去之前，已经有不少上海青年和当地东北青年作为“知青”进场。不过我们北京“知青”和他们不太一样。主要我们都是“渣滓”。您想呀，“生产建设兵团”都不接收的主儿，这些六九届的学生有一半是家里“有政治问题”，没有“定案”的，还有一半是特别调皮捣蛋的，也就是特爱在街头寻衅滋事者，小痞子，“顽主”。而在我们之前到江峰农场的上海、东北“知青”，人家绝大部分都在９５％里。嘿嘿，这年轻人对这“９５％”又有些糊涂。当年“上面”爱这么宣称，全国的人当中“９５％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９５％的人要“狠狠打击”那５％的――肯定是“不好”的。怎么，还是没听明白。咳，几十年前的那荒唐话，也真没必要懂啦。反正你要这么个概念，就是我们当时去江峰农场的北京“知青”是“不好”的。既然是“不好”的，为什么江峰农场还接收？嘿，这“上面”总有这意思：“不好”的可以“改造”嘛。
那是１９６９年的秋天，我们这些“生产建设兵团”不接收的北京“知青”，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坐着一列“专列”前往“北大荒”。哎，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深刻的，除了这些十六岁左右的孩子和送行的家长难分难舍外，另一种情感一直牢牢地印在脑子里――我该怎么办？不知道当时与我同去江峰农场的人怎么想，我反正是有点茫茫然的感觉。刚刚过十六岁的生日不久，我便开始了自己独立生活，而这种生活并非我渴望的。
那是三天三夜慢腾腾的火车，途中见车就让，我们坐的火车有时会在铁路区间的地方长时间地等待错车。在我周围的有不少被认为是“小痞子”的家伙们，他们抽着烟，放肆地相互开着玩笑，车厢之间的人们串来串去，时而有斗殴。我呢，被“今后怎么办”的念头折磨着，知道想也没有，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这三天三夜我相当的消沉。现在我每每想到那场景，就自嘲地一笑：还是“小痞子”活得比我痛快，因为他们不怎么想事。咱想得多，所以痛苦。“自作自受”，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作为一个人，已经这么想了，那可以比喻成“开弓没有回头箭”。难道我真的比周围的同龄人早熟？或许吧。另外，我得承认，自己还很懦弱。
记得刚到农场的某一天下午，那天轮到我做值日生，就是当天不下地，给宿舍里的人们挑涮洗用的水，顺便打扫一下环境卫生。下午的太阳暖洋洋的，我靠在自己的行李卷无聊地看着窗外，庆幸自己轻松了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洒满原野，从窗口可以看到远处望不到边的大豆地，宿舍的人们都在地里割黄豆呢，跟着“今后怎么办”的念头就在脑海中出现。实际上当时我总有下乡劳动的感觉，可明明不是在中学那会儿下乡劳动了，是独立生活的开始。但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真的会有什么希望吗？我不愿，也不敢想下去。压抑呀，真该好好哭一场。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想哭就大放悲音吧，然而当时却没有要哭出来的感觉。现在记起这一幕，我还是有着遗憾，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哭？
我后来曾不断地想，那会儿自己是不是不相信“上面”说的一切？当时才十六岁，可以说不敢“胡思乱想”，或许有点本能地把抵触情绪隐藏在内心深处，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当时自己属于另册，个人前途渺茫。可是人这种动物是不能没有希望的啊。
有一天下地的人们干捡苞米的活，就是把收获后的苞米地再仔细看一遍，把落下的苞米收上来。这是个轻省，又很难检查质量的活儿。大家排好垄，每人拎个土筐，说说笑笑地慢慢走着，开始捡苞米。说实话，落在地里的苞米有的是。收苞米这活青年们能认真干吗？凭什么认真干？所以落得满地都是苞米。收都不想认真收，捡就能捡干净？所以没几个人认真哈腰捡的。你要问：既然这样，农场的干部们怎么还让“知青”们去捡苞米？嘿嘿，您要这么较真，恐怕早晚自找倒霉。
可我那天好像吃错药了。先是挺认真地捡苞米，下了工后竟直接走到分场革委会办公室。我一开门，里面都是分场干部，正开什么会呢，吸烟吸得屋里雾气腾腾。我那心呀，紧张地狂跳。革委会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转业军人，他见我先是有点意外，跟着问有什么事情。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通，大意是今天大伙儿捡苞米很不认真，许多苞米都没捡起来，过后一翻地就都损失了。
顿时办公室里冷场，干部们看着我都不说话。革委会主任吸了口烟对我说：“你反映的情况知道啦，先回宿舍吧。”我立刻松口气似地诺诺而退，面红耳赤地走出办公室，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生怕被别人撞见。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心疼那些落在地里的苞米？或许自己当时的行为多半是“表演”的冲动吧？既然是“表演”就得演得好才成，可主任竟然连我名字都没问，看来他根本不想理我。或者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内心？咱也太心虚了吧，大概是这种行动本身就太矫情？不管怎么说，我的“表演”很蹩脚，极其失败。如果我真的在那个时刻觉得就该“表演”，并全身心地投入，事后的感觉不该是羞愧难当。其实当时我的内心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在“表演”。这样一来，自己失败后马上就失去了演下去的信心，是直觉让我事后觉得自己行为的尴尬，见不得人。
此后我似乎决心忘掉这件事。我同宿舍的人们混在一起得过且过，混天度日，不自觉地想做个实实在在的人。我们北京“知青”在农场受歧视是显而易见的。当地的干部早把北京这些“知青”的档案看了个够。他们背地里把我们称为“二劳改”。我听过一位当地干部的老婆在和北京“知青”发生争执后的破口大骂。她说：“谁不知道你们这些北京的是渣滓？毛主席让你们到这儿来就是改造思想来了。他老人家太英明了，就得让你们到这儿受罪。你们就是‘二劳改’……”
和这位歇斯底里的女人发生口角的北京“知青”都想自杀，我也显得很悲愤，其实内心没那么悲哀，反而隐隐地有了点心安理得的感觉。怎么解释呢？应该是“咱们这种人，再怎么努力，政治上好好表现也没用”吧。这使我少了些莫名的焦虑。另外，周围和我境遇差不多的人很多，都是“出身不好”，这反倒让我没觉得那么孤单。其实我要是在农场“上山下乡”时一直保持这种心态就好了，这种想法虽然仍属幼稚，也比后来自己的自欺欺人强。真的，我没有过分地自我贬低，就是自欺欺人！
农场的最初几年我和周围的北京“知青”差不多，可以说是整天就是混日子，虽然看不到日后有什么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奢望。听天由命的意识让我活得心安理得。那会儿已经有“走后门”的现象。北京“知青”中有些干部子弟。来农场时，他们的父母都或多或少地有“历史问题”，后来“问题”都“解决了”，他们也就在农场消失了，或者当兵，或者转到别的什么地方，反正是离开了农场。不过北京“知青”中大多数“出身不好”的“知青”并非干部子弟。所以北京“知青”中的干部子弟走后门离开农场，并没怎么影响我那几年的情绪。“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不还是‘没办法’嘛。”我那时总是这么说，用“反正我们这样的人是没希望的”来自我安慰。我可以抱怨日子苦，但内心世界还是相对平静。
然而到了１９７２年后我却改变了上述看法（现在想想有着悲哀），因为从那时起正式有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多么诱人呀！只要你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从此离开农场。可咱能行吗？这是当时自我审视的第一个疑问。“工农兵学员”那得是“政治上过硬”的。“出身”好，政治表现好，还得再加上工作努力。
１９７２年江峰农场的“知青”中“选拔”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看着他们“光荣”地离开农场真羡慕呀！我长时间地盘算，一夜夜地久久不能成眠。“政治表现好”和“工作积极努力”这两点我可以从第二天就开始“脱胎换骨”地做到。但“出身”不好无法改变。不过江峰农场北京“知青”一半都是“出身”有问题，而另一半是从来不相信“上面”的人，也可以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或多或少地我行我素（现在看来他们太对了）。他们不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这样一分析，我可以用“政治表现特别好”和“工作特别积极努力”来弥补自己“出身”上的不足，同时，正是因为一半北京“知青”都“出身”不好，我可以被“矬子里面拔大个儿”――特殊环境下增加了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机会。
这念头只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因为是“阴暗”的，“动机不纯”的。其实当时并非我一个人这么想，北京“知青”中不少“出身”不好的人们都不约而同、理所当然地心动了，“积极要求进步”起来。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呜呼哀哉。当时如果自己是有点自知之明，稍微理智些，就该放弃这种荒唐的想入非非。可是能冠冕堂皇地离开农场，成为“工农兵学员”可以使自己的生活重新有希望的意识牢牢地控制了我。当然，咱也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并非自己所能估计的，我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哎，那是年轻，对俗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半开玩笑讲的“计划不如变化”不原意承认，总觉得凡是想好的事都可以一试。可就是没想到，任何一件你干的事情都会有代价，或者叫报应也行。如果我要再活一次，肯定不当这“热血青年”。
当时在农场我算相对干活好的，平日也比较听当地干部的话。所以我在大车班干活，负责喂牛。这是个北京“知青”公认的好活儿。不用下地干活，喂牛虽比较脏，可轻省呀。自从打定决心“积极要求进步”后，我主动到分场干部那儿要求下大田干活。这活儿是农场工作中最苦的，可最能体现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在我随同大伙儿开始下大田干活时，我感到了周围有冷冷的目光，这种有“穿透力”的目光让我都能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感到刺痛。可我装得毫无感觉，或毫不在乎。
我投入了，甚至感到一种内心的充实，因为不管怎么说，自己在为希望而奋斗。我开始近似于疯狂地干各种农活，和其他和我同样想法的，“出身”不好的“知青”暗自比赛、较劲，看谁表现更好。夏锄时节，每天早上三点半就起床出工下地了，晚上快九点才收工宿舍，一干就是四十来天。想想吧，每天地里十几个小时地在大太阳下干活非常疲劳了，回来却累得睡不好觉。可我坚持每天都出工，而且还精神抖擞。那年也邪性了，夏锄时居然大旱，几十天都没下场透雨。很多“知青”后来铲地铲得受不了，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我心里可以说是暗自高兴：这下我有了表现的机会。他们每天都龇牙咧嘴，痛骂干部，我则默默地苦干，苦干，还是苦干。当然，另外几个我知道“出身”不好的北京“知青”也同我一样的拼命苦干，相互摽着劲。
如今我会把这种苦干看成“表演”。刚来农场时我闯入革委会汇报“知青”们都不好好干活也是“表演”，不过那个“表演”感觉很失败。除“演技”差外，方式也让我觉得太假。另外，这点很重要，就是“小汇报”这种“表演”很危险，会让我在“知青”的名声很臭。但后来这种“表演”则似乎没伤害到什么人，而且自己也的确努力地付出了。其实两者异曲同工。
那年头儿当地的干部们一定很高兴，“知青”中很多人忽然都好管了，怎么捏怎么是了，都“积极要求进步”了。当然，他们都很清楚，“知青”中为什么很多人会转变，什么是动力。但他们也是心照不宣。这“选拔工农兵学员”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干部们体现手中权力的法宝，只要轻轻一挥，就让盼着心想事成的人们跟着团团转。
１９７２年刚有“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上海、北京和东北的“知青”都有人“中彩”。其中有上大学者明显地和分场干部近乎。不过北京“知青”中上大学的人好像是“天上掉馅饼”。他们平日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真的很一般。也可以说他们没想去努力表现自己，结果这事就让他们摊上了。当时我只能知道，他们在“出身”上比我强。再有就是平日比较老实听话。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才让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之所以后来也决心要争取上大学，就是觉得农场北京“知青”中，干部看着顺眼的，“出身”还过得去的人真没几个。通过仔细盘算我后来就冒傻气了。不言而喻，“知青”中上大学者东北、上海人居多，北京人没几个。但不管怎么说总得有几个的吧。
到了１９７３年，我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都得到干部们的青睐，他们甚至让我很快入了团。不过当年“推荐”上大学没有我。也没有另外几个“出身”不好，但和我同样努力的北京“知青”。当时分场的团总支书记和连队指导员还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有思想包袱，要继续努力，云云。老实说，我当时还真有点儿感激涕零。同时也觉得第一年努力争取到这份儿上就不错了。明年再说。你会说，难道那些上大学的东北、上海“知青”有你那么拼命干活，努力表现吗？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和领导的特殊关系吗？知道，我当然知道。咱又不是傻子。上大学的那些人很多都有这样那样的“门道”，有的能“通天”。这谁不知道。不过我当时想：他们干部总得装装门面，让我们这样的拼命努力者得到点儿“正果”吧。嘿嘿，今天我把这种想法比喻成“祈求喝点剩汤”。这“祈求喝点剩汤”的想法确实可怜，但如果真要实现，那就要看农场的干部们确实想给，甚至必须得给。换句话说，就是农场干部还得有求于你才成。
这话是否有点不沾边？举例吧。比如你找个“后门”，“关系”特别硬，直接找到农场局的领导。让你上大学是农场局的头头儿关照过的。你说农场的基层干部难道不有求于你？他们起码是想着赶紧把你这家伙请走。你要说“我想当个基层干部”，他们也得给个官儿呀。嘿嘿，当时我做梦都想有“后门”。可父母都是再老实不过的，最“没本事”的知识分子。既然这样，你还“争取”个什么劲？是呀，要不怎么说自己当时昏头嘛。希望别人可怜自己是没有用的。
其实当时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现在老“知青”们喜欢搞些聚会。前二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也参加了。大家见面说起当年很感慨。而且这是几十年后了，当年有关“知青”们争取上大学的事情说起来也没了顾忌。有几位当年同样“出身”不好，但和我一样“积极争取”上大学者都说自己是有“后门”的，而且来头还不小呢。但终因“出身”功亏一篑。他们曾经被“推荐”到了分场、总场，甚至农场局，几乎就上成大学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是目瞪口呆。真的，目瞪口呆。没想到当年自己的“积极争取”是一点点希望都没有的。甭说“喝剩汤”啦，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吃！知道这点后，我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当年不去想“喝剩汤”该多好。可我却连续好几年地心存幻想。
一位当年当了小干部的“知青”说到“推荐”“知青”上大学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说，你当时“出身”不好，又没“后门”，“推荐”了你等于白搭，到时候还是被刷下来做分母，如果老“推荐”你，这不等于挤占了“出身”没问题的人上大学的位置嘛。他的话也让我哑口无言。
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我的“积极争取”似乎没白费，连队里都“推荐”我上大学的。但分场这关都没过就被刷了下来。我后来该明白点儿什么了，将要失去动力。这１９７５年我所在连队被“推荐”成功上了大学的东北“知青”中，有一个说话结巴。结果他上了外语学院。还有一位上大学者我们都认为他有点智障。明白了，“剩汤”是喝不上的。我看着人家上大学走了，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想着几年来的“表演”。我是连队学马列哲学著作的辅导员，是革命故事会的积极参加者，是劳动模范，是优秀共青团员，等等、等等……
正当我开始彷徨之际，分场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话。我以为又是一番“鼓励和鞭策”，没想到他说要“提拔”我。怎么呢？说农场局前两年在大兴安岭那边新建了固北农场，现在急需投入大批骨干力量“先生产，后基建”，因此在各个农场抽调平常政治表现好，工作积极肯干的“知青”打头阵。分场领导觉得我很合格，到时候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会经得起革命的考验。他问我“有什么想法”。还能怎么着？似乎只有去一条路。如果我找点什么原因打退堂鼓，那我前几年的“积极表现”就会被认为是真的演戏啦。不过我直觉中觉得自己被“涮”啦。分场主任见我态度不怎么积极就说：“去年春天人工种苞米时我对你印象很深刻。你表现多好啊！小伙子，好好干。前途远大呀。”
我想起那件事了。去年开春后，分场主任带一帮干部在各个连队的地里巡视。他发现我所在连队的一块头年没来得及翻的豆茬地墒情不错，而且头年也没什么草荒。他忽然别出心裁，要连队的干部在这块地上人工种苞米。他过去是“北大荒”的农民，知道没翻的豆茬地种苞米好。确实有科学根据，大豆根上的根瘤菌能促进苞米苗的生长。但没翻的豆茬地不好用机器播种，所以他决定让“知青”人工种苞米。方法是，一个用锄头在垄台上刨坑的，一个点种的，还有个撒肥和把种子用脚趟土埋上踩实。肥料嘛，就是猪舍起的猪粪，用大车送到地里。他的想法嘛，如果这地属于个人的，那就可行，但让“知青”干，有多少人会认真干？
当然，我会很认真。这不是要认真“演戏”嘛。我不但认真干，我们这组的两位两人也得认真。这让他们怨气不小。因为别的小组早就一溜烟地糊弄过去，跑得都看不见影子了。只有少数的组――多半是要努力表现的人们，在汗流浃背地干。正在这个时候，分场主任特地到田头来检查来啦。他发现大部分人在“瞎糊弄”，顿时大怒，抓住几个最糊弄的小组大声责骂。然后把人工种苞米的“知青”召集起来训话。“啊？刨个坑才牛眼珠子那么大，种子随便撒在边上，粪也不撒，也不踩实。这能长苞米吗？！”他吼着，脸成紫茄子色。随后他就说到我们这个组。
“这才是种苞米的样子。你们都去参观！”他指着我，“这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他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的好同志！”
记得我当时很不自在，因为大伙儿的目光。嘿嘿，没想到我那时种的“种子”现在“收获”了。而我们种的那块苞米地几乎绝产，因为没出多少苗。
果不其然，我的直觉应验了。当我很快到了固北农场的一个连队后，才知道那儿的宿舍都是地窨子――干打垒的半地下建筑。屋里黑洞洞，非常潮湿。连队里甚至都没有井，生活用水就是小河沟的水。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深秋，天气很快上冻，每天的生活用水就是在小河沟里刨冰，然后拉回来用火烧化。吃的嘛，也很差。总之，真的是生活比江峰农场差不少。这不应该是最要命的。当我知道，到固北农场的“知青”都是“积极要求进步”者后，心里是凉了半截。咱在农场努力表现可不是为的到固北农场来“先生产，后基建”的呀。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我这不是整个被“涮”了吗？在固北农场我根本没希望上大学啦。我太傻啦！嗯，我估计到固北农场的很多“知青”都有“我太傻了”的感觉。因为我在他们脸上看出了惶惶然的表情。
当年冬天我探亲回家后便长期不归了。心里失落透了。不过也有一点好处，使我立刻转向了。咱哪，“病退”吧。在北京的那几个月，我苦苦地找各种关系开诊断。回到固北农场咱立即就写了要求“病退”的申请。我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连队领导，党支部：
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写这篇申请报告。我在‘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上已经迈进了六、七年。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在不断地革命化，相信早晚一定会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在农场成为合格的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而就在这胜利接着胜利的时刻，我的身体不行了，不能再胜任光荣而艰苦的农业劳动。我的内心是多么不甘。
这次回北京，我被诊断出慢性肝炎和高血压。如果我继续留在农场，必定会成为革命同志们的负担。经过长期考虑，我只得提出申请，要求因病退回北京，离开农场。不过请领导同志们相信，一个人只要有革命精神，到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此致革命的敬礼
看着手里的“病退”申请报告，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看了我的阴阳怪气，您也许会奇怪地问：“你想上大学为什么不想着法儿的给干部送礼？当时不少已经开始有‘走后门’的现象了吗？”问得好。首先是自己送礼得找得到“庙门”，也就是说多多少少您得先有个“后门”关系，然后送礼就顺理成章。我没这“关系”呀。再说那时三、十年前，官场上的腐败还没“蔚然成风”，直眉瞪眼地请客送礼总还有顾忌。第二，自己那会儿被“喝剩汤”的想法支配，觉得自己这么苦干了，怎么也会被可怜。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明自己不是那种毫无人格的人，如果咱是个肆无忌惮的小人，对干部们完全可以投其所好，无耻至极地做个腿子。这太不齿了，不管怎么说是做不出来，我还是个人，尽管不完美，人格还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