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阿环出生在与香港同样的社会。那时她年岁小，对于这个社会一无所知，直到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时，她已经参军了。
她是扎着羊尾巴小辫，从小学里选到部队文工团学跳舞的。小小的年纪就离开了家。那阵子，说老实话，我本来要一同招进这个部队，就因为第一次去见团长，要在门外喊：“报告！”首长说：“进来！”这才可以走了进去，继而，又要立正、敬礼，首长不喊“稍息”，就得象树桩子一样老站着。这些，与我的认识：“革命就是自由，平等”的观念不相符，因而，我就到了地方了。
阿环的感觉就不一样，她对于“报告”、“立正”、“敬礼”很新鲜，我想，这是她小学生的习惯。
以后，我们只是通信，她已经到了南方最大的城市，在部队艺术学院的革命熔炉里。一九五七年夏天，她突然给我写了封信，说她们团里有个叫赵寰的“右派分子”，在向党猖狂进攻，鼓励我站稳立场，向我们单位的“右派”开火。我看到来信，痛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向她写信忏悔说：“我不能向人家开火了，因为，我也一样，堕落成为……”
以后，音信也断了。我开始了流放生涯，先是在铁路边上的小镇扛包；接着，大兵团作战，到遥远的山里去砍木头。有一天，我正在山沟里放木排，突然接到了阿环寄来的包裹，那是一册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这套书我读了又读，伴着我，渡过了最苦的那些岁月。
六二年我脱了帽，调回到地方剧团，当时，我感到象祥林嫂捐了门槛似的高兴，兴奋地向阿环拍了个电报。可是阿环正在庐山，陪敬爱的领袖跳舞，她回信问我：“陈圆圆是谁？”原来，跳舞的时候，领袖问她：“姓什么，叫什么？”
她说：“姓陈，叫陈环。”
领袖笑着说：“那你是不是陈圆圆的妹妹。”
可怜，小学程度的阿环，她那知道吴三桂引清兵进关和陈圆圆的历史，她惊得睁大了眼睛，不知所云。
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我这个“死老虎”象癞蛤蟆躲不过端阳那样关进了牛棚。有一天我正在“请罪”，突然，几个穿军装的女兵来串联了，我一眼看到了阿环正在她们中间，但我不敢抬头看她。隔了一阵，我被“提审”去了，原来是阿环向我打听我们的奶妈的地址，我跟她是同一个奶妈，是韶山的一个贫农，她虔诚地说：“我们吸的是贫农的血，要去找她请罪。”
她的“提审”，把我感动得哭了，我想，阿环毕竟是革命熔炉里长大的，她有多么了不起的觉悟。我是那么崇敬她！
有一天，我正在扫地，突然拾到了一张红色小报，那上面醒目地登载着阿环的名字，她将所有的存款全部买了一千套毛主席著作，献给“钢铁长城”。
然而，人世间的事，象走马灯似的变化，陈环反对了黄永胜，变成了最凶恶的“反革命分子”。据说，她的反动的根子，在她的拉提琴的丈夫的父亲身上，丈夫欧华的父亲的一家，都在香港。
后来，她又平反了，恢复了名誉，我去信向她祝贺。可是，她回信说：“我太天真，太幼稚，也太愚昧。”这时，她和欧华申请到香港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