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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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中行

                                   一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
——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
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
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
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
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
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
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
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
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
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
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
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
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
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
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
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
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
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
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
管点名?进课堂看座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
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
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
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
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
着，这就是学术空气。
　　记得是1947年或1948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
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
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
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
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
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
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
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
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

                                   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
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
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
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
　　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
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
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
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
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
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
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
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
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
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
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
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
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
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
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
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
是以失败告终。

                                   三

　　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6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
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
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
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
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
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
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
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
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
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
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
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
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
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
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
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
子。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
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
期终考，他来了，发下考卷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
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
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
向来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
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
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
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
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
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