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羊松南据称曾任以山西运城地区地委书记，真假不知。原文为作者致该书作者毛毛的公开信。
毛毛小姐：
您好！
我是个驻京的“打工仔”，你写的有关你父亲的两本书，我都看了。最近出版的这一本，先前就在一家小报上看到了。书名叫《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前天下决心买了一本，心疼了好几天，因为这本书太贵，要花我好多天的生活费。这些钱对你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对我可不是个小数。不过也值。我很想知道邓小平在文革中的情况和心态，更想知道你们这个第一家庭在“动乱”中是怎样度过的。
以前对有关邓小平和你祖上的书，也读了一点，有内地出版的，也有香港出版的，当然大都是歌颂的，在当代谁敢公开批评邓小平呢？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你的书，当然更是歌颂的。儿女眼中的老子，都是救世主，母亲都是玛丽亚，统统是伟大的、善良的、慈祥的、美丽的。俗话这么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穷人家的狗，即使吃不饱，也还是忠于职守，不离主人的家门，故有忠实走狗一说。对于父母的爱，也不会因为没有给治下家产而稍有削弱，娘丑爷丑在儿女心目中，照样是美丽的，可爱的。你我都是一样，这是很自然的。
你的后一本书，比前一本写得更好，可能还会得到美国人的奖励，使你在巨大的出版费收入之外，再获若干美金。你是当之无愧的。我也写了几本书，一本也出不了，只好压在床底下。
现在咱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劳动力自然都是商品。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商品，凭劳动挣钱，理所当然，问心无愧，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吃掉别人或被别人吃掉原本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谁要是长红眼病，他是自作自受，叫他死去。现在知识也是私有的，自然是发财的资本，你大可以告诉那些红眼病患者：“你有本事，也去挣呀”！
老实说，在当今的中国，无论哪个男女也写不出你这样的书来。倒也不是他们没有好文笔，而是他们不可能有你的条件。你具体详实也比较生动地记述了文革中的邓小平和你的一家，至于人们怎么看你的记述，那就不由你决定了。人世间对同一事物，、人物，常常会有两种、三种以致好多种看法，而这些看法，很可能迥然不同。
就拿饴这东西来说吧，它是甜的，好吃得很。柳下惠用来孝敬母亲，他做贼的弟弟跖，却说可粘门闩。用途是天壤之别，至于你这块“饴”——《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也不会有共同的看法。敝人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不是被歪曲为贼的盗跖，有点柳下惠对母亲的爱心，也有点盗跖的叛逆的倾向。只是从没有做过贼。有点不大安分守也是真的。虽不像不事权贵的五柳先生，也不是站惯了的奴才贾贵，犹好标新立异，逞能好强，所以喜欢我的人不多。虽奋斗一生，也还是个普普通通的早已下岗的小小公务员。对此我已很庆幸，没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牢狱就很好了。
你这本书是写文革中的事，今天我无事生非地谈一点儿对你的书的读后感，可能难以使你愉快。但并非出自私心私愤，而是出自我对文革史的不同看法，出自对马列主义的不同理解，出自对某些理论的质疑，特别是出自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热爱，这后一点，似乎和你很不一样。
小姐：你的家庭在文革中虽然遭受了那么多不幸，令人同情，但是总起来说，或者说比较地说，特别是比起毛泽东一家来说，还是最幸福的。无论从政治、经济、工作、生活各方面来看，特别是从文革斗争最后的结果来看，你们一家是幸福的。你有一个好老子，他聪明至极、高深莫测、能伸能缩、棉里包针、老谋深算、计出万全，真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啊。我曾说过，当今世界上除了毛泽东以外，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有邓小平那样高的智商。无论和党内外的异已分子斗，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斗，和想整他的人斗，没有斗过你父亲的。
至今我脑海里还记着你父亲和世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位铁夫人还想吓唬你父亲，被他三言两语顶了回去，直顶得她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出来大会堂还在台阶上跌了一跤；50年代中期，在和苏修的一次谈判中，也表现了他杰出的辩才。话不多，句句都说到了点子上，气得那位叫什么“格里申”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脸红脖子粗，而你父亲则静如处女，纹丝不动。他真是才呀，是国家的栋梁材呀！
“*”事件，他只用了“要么交权，要么流血”八个字就定了乾坤；南疆之战只用了“教训”二字，就达到了御外固内、牢牢掌握了刀把子的目的；出访英国时，曾说他“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是相信的。批邓反右时我还是个保邓分子呢！
所以文革后期他复出时，我十分赞成。他是个爱国者，当然也很爱家。你书中说你父亲“重视家庭仅次于政治”这话不假。我看你父亲重视政治和重视家庭是相辅相成的。重视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重视家庭。为了家庭又更加重视政治。
文革中，你们家在江西军事干校那几年，最能表现你父亲对待家庭和对待政治的关系了。他真是个好父亲好家长好丈夫。为家庭特别是为儿女的生活、工作、治病及至嫁娶生息，无不关心备至。不厌其烦的给毛泽东和他的“大管家”汪东兴写信，报情况，提要求。而自己除上午到工厂小事劳动外，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晚上读书，早上散步，厨下帮炊，园中学圃。你如实记下了这些在我看来寓意很深的琐事，对研究邓小平是大有裨益的。
一提读书，我就想起毛泽东，他天天看书，时时看书，临终那天还要看书，简直像个书“呆子”。你父亲可不是这样。我的印象中，他很少读书。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说他读书，还是从你这本书里知道的。我猜想他读的是《三国演义》，因为有报导说，他去江西后买了这本书，所以才说他读的是这本书。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厢》”，这是封建说教，你父亲才不听这一套呢！我相信，他不但读了《三国》，并且特意读了“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章。他很需要这一章。他比刘玄德聪明多了。这位刘皇叔最后的结果是以失败告终，但你父亲正好相反。
小姐：你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特别是在共运史上，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迹。有人把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搞的一整套，批评为“教条主义”或“极左”路线：也有人批评你父样搞的是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路线。我看还是遵循你父亲的发明“不搞争论”吧！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客观事实的铁证，历史这个铁面无私的包公，会对你书里写的这三位伟人给予正确的评价。
而对这三个伟大人物的的评价，肯定很不同或有同有异的。就我看来，在民主革命阶段，或者说在建国以前，他们仨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是亲如兄弟的手足，虽职位高低不同，却无二心。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八大”以后，可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大问题上，仍然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尽管在某些时间某些问题上，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周恩来始终是毛泽东路线的忠诚拥护者，对文化大革命也毫不例外。
你和你的“资料库”助手，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毛周的有关档案，找到了周恩来反文革的一点真凭实据吗？你能找到在路线问题上，毛周有本质的分歧吗?毛泽东去世后，大肆宣扬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瞎吹。最近在某刊物上发表的当初作为“梁效写作组”的成员之一的北大教授周一良说：“追查梁效的罪行中，很突出的一条是跟随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在梁效组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孔是批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静宜二人在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组成员都很难过……”。
是的，你父亲在文革末期复出后，已是周恩来病入膏肓的时候，当时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在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上，在人事的安排上，毛周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但周恩来是在维护毛泽东路线不变的前提下，谈他的有别有于毛的意见的。行将就木的他，同毛泽东一样，寄希望于你父亲的能力和经验，让他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你父亲最终要改变的是毛的路线——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抓经济只是手段，改变毛的路线才是目的，并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死后大干一场。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而且已被今天的现实证明了。
胡耀邦下台后，在一次被采访时说（录音）：“邓小平对我说，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就是那个跑到美国去污蔑毛泽东的李志绥）偷偷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活头。我一听就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让他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一伙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曾经对他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四·五”事件后，你父亲虽然又一次被撤职，生活上并末受什么折磨，薪金照发，住房调小了一点，和老红军谭冠三住前后院。这在你书中第51节后，有详细的记述，就不必赘述了。我总的感觉是：尽管毛泽东千方百计，费尽心思（让他去江西工厂劳动，目的是让他接近工农，了解工农，改变立场），想把你父亲这个难得的人才，拉到他执着追求的马列主义路线上来，结果还是失败了。
你父亲正如毛主席批评的那样：“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黑猫白猫呀，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才把你父亲拿下台来。总之，他两个人的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尽管你父亲复出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永不翻案”，事实上是假话。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犯路线错误的头子，要改也难”。
总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红军长征和长征以前，如你在第一本书中说的，你父亲是“跟着走”。也就是跟着毛泽东的路线走，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也可以说他是“跟着打”。我深信小平同志如今活着的话，也会这样说。
一些无耻的文人，抱着谋取私利的动机，胡吹海话，甚至说“在前委书记邓小平指挥下，进行了淮海渡江战役”。“刘邓大军打下了碾庄圩子消灭了黄伯韬”。这些话与事实相去甚远，有的纯属捏造。我是打碾庄圩子的参加者，至今还记得第一个冲进圩子的是一个班长。那组包括“捷报捷报消灭了黄伯韬”这首有名的淮海组歌，就是华东文工团团长带着三个创作人员和我住在一个房子里写的。
小姐：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毛邓的关系问题上吧！
在“跟着走”、“跟着打”的基础上，建国初期你父亲也是“跟着干”的。八大以后，毛刘在路线上有了分歧，在思想上，至少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如阶级斗争问题上，你父亲更是倾向少奇同志的，但不像刘少奇那样明说直道，而且你父样一向是沉默寡言的。所以毛泽东不无埋怨说：“开会邓小平总离我很远坐”。
这时的你父亲既跟着毛泽东干也和他对着干。你书中说：“对毛泽东敬重而不迎合，敬重是真诚的，不迎合是坚定的”。我认为你这话你只说对了一半，敬重是虚伪的，是为“不迎合”打掩护，因为你父亲的“不迎合”从来不是公开的。毛泽东是欺骗不了的，或者说是很难以欺骗的，所以文革发起前毛泽东把你父亲划到刘少奇的路线里去。
毛泽东逝世以后，你父亲以高度的政治技巧，迅速的掌握了政权、党权和军权，这时就公开和毛主席的路线对着干了，而且把毛主席的路线彻底推翻了。你父亲最后复出时亲笔写下了“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现在有人说他言而无信，其实这并不违反古训，孟夫子早就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你父亲是个真正的大人物。至于他是如何由“禁锢”到迅速掌权的，有人说著名的记实文学家师东兵的《短暂的春秋》一书有详实的记载。这书我也读过了，劝你不妨也读一读。目的是神圣的，手段是不必计较的。
况且也正是你父亲的掌权和他的理论，才有今天中国的一切美好和不太美好的、甚至很坏的现状，才有了光明与黑暗难卜的未来。的确出现我非常担心并不应该由我这个小民担心的某些现象，说明了，说白了，就是担心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今天我们走的发展道路，和毛泽东要走的道路，泾渭分明这就自不必说了，似乎和你父亲的理论也很不一样了。到底是他的理论本身有问题，还是实践脱离了你父亲的理论，或者二者皆有，这是大而敏感的课题。我没有能力和资格来论述它，只是感觉很有点问题，是否像魏巍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的苏联修正主义的特征那样，打着社会主义红旗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确实如此。
你父亲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 见邓选，下同）。
又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还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这些论述是极为正确的，遗憾的是，今日中国的现实，似乎已脱离了这些理论，正在向着与共产主义者的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如今我们还能说“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吗？还能说没有“两极分化”吗？至于你父亲说的“中国不大可能出百万富翁”（三卷未入，详见《人民日报》），已如俗话说的“屎拉到鞋页跟上，没法提了”。
毛毛小姐：
您好！
我是个驻京的“打工仔”，你写的有关你父亲的两本书，我都看了。最近出版的这一本，先前就在一家小报上看到了。书名叫《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前天下决心买了一本，心疼了好几天，因为这本书太贵，要花我好多天的生活费。这些钱对你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对我可不是个小数。不过也值。我很想知道邓小平在文革中的情况和心态，更想知道你们这个第一家庭在“动乱”中是怎样度过的。
以前对有关邓小平和你祖上的书，也读了一点，有内地出版的，也有香港出版的，当然大都是歌颂的，在当代谁敢公开批评邓小平呢？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你的书，当然更是歌颂的。儿女眼中的老子，都是救世主，母亲都是玛丽亚，统统是伟大的、善良的、慈祥的、美丽的。俗话这么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穷人家的狗，即使吃不饱，也还是忠于职守，不离主人的家门，故有忠实走狗一说。对于父母的爱，也不会因为没有给治下家产而稍有削弱，娘丑爷丑在儿女心目中，照样是美丽的，可爱的。你我都是一样，这是很自然的。
你的后一本书，比前一本写得更好，可能还会得到美国人的奖励，使你在巨大的出版费收入之外，再获若干美金。你是当之无愧的。我也写了几本书，一本也出不了，只好压在床底下。
现在咱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劳动力自然都是商品。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商品，凭劳动挣钱，理所当然，问心无愧，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吃掉别人或被别人吃掉原本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谁要是长红眼病，他是自作自受，叫他死去。现在知识也是私有的，自然是发财的资本，你大可以告诉那些红眼病患者：“你有本事，也去挣呀”！
老实说，在当今的中国，无论哪个男女也写不出你这样的书来。倒也不是他们没有好文笔，而是他们不可能有你的条件。你具体详实也比较生动地记述了文革中的邓小平和你的一家，至于人们怎么看你的记述，那就不由你决定了。人世间对同一事物，、人物，常常会有两种、三种以致好多种看法，而这些看法，很可能迥然不同。
就拿饴这东西来说吧，它是甜的，好吃得很。柳下惠用来孝敬母亲，他做贼的弟弟跖，却说可粘门闩。用途是天壤之别，至于你这块“饴”——《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也不会有共同的看法。敝人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不是被歪曲为贼的盗跖，有点柳下惠对母亲的爱心，也有点盗跖的叛逆的倾向。只是从没有做过贼。有点不大安分守也是真的。虽不像不事权贵的五柳先生，也不是站惯了的奴才贾贵，犹好标新立异，逞能好强，所以喜欢我的人不多。虽奋斗一生，也还是个普普通通的早已下岗的小小公务员。对此我已很庆幸，没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牢狱就很好了。
你这本书是写文革中的事，今天我无事生非地谈一点儿对你的书的读后感，可能难以使你愉快。但并非出自私心私愤，而是出自我对文革史的不同看法，出自对马列主义的不同理解，出自对某些理论的质疑，特别是出自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热爱，这后一点，似乎和你很不一样。
小姐：你的家庭在文革中虽然遭受了那么多不幸，令人同情，但是总起来说，或者说比较地说，特别是比起毛泽东一家来说，还是最幸福的。无论从政治、经济、工作、生活各方面来看，特别是从文革斗争最后的结果来看，你们一家是幸福的。你有一个好老子，他聪明至极、高深莫测、能伸能缩、棉里包针、老谋深算、计出万全，真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啊。我曾说过，当今世界上除了毛泽东以外，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有邓小平那样高的智商。无论和党内外的异已分子斗，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斗，和想整他的人斗，没有斗过你父亲的。
至今我脑海里还记着你父亲和世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位铁夫人还想吓唬你父亲，被他三言两语顶了回去，直顶得她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出来大会堂还在台阶上跌了一跤；50年代中期，在和苏修的一次谈判中，也表现了他杰出的辩才。话不多，句句都说到了点子上，气得那位叫什么“格里申”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脸红脖子粗，而你父亲则静如处女，纹丝不动。他真是才呀，是国家的栋梁材呀！
“*”事件，他只用了“要么交权，要么流血”八个字就定了乾坤；南疆之战只用了“教训”二字，就达到了御外固内、牢牢掌握了刀把子的目的；出访英国时，曾说他“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是相信的。批邓反右时我还是个保邓分子呢！
所以文革后期他复出时，我十分赞成。他是个爱国者，当然也很爱家。你书中说你父亲“重视家庭仅次于政治”这话不假。我看你父亲重视政治和重视家庭是相辅相成的。重视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重视家庭。为了家庭又更加重视政治。
文革中，你们家在江西军事干校那几年，最能表现你父亲对待家庭和对待政治的关系了。他真是个好父亲好家长好丈夫。为家庭特别是为儿女的生活、工作、治病及至嫁娶生息，无不关心备至。不厌其烦的给毛泽东和他的“大管家”汪东兴写信，报情况，提要求。而自己除上午到工厂小事劳动外，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晚上读书，早上散步，厨下帮炊，园中学圃。你如实记下了这些在我看来寓意很深的琐事，对研究邓小平是大有裨益的。
一提读书，我就想起毛泽东，他天天看书，时时看书，临终那天还要看书，简直像个书“呆子”。你父亲可不是这样。我的印象中，他很少读书。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说他读书，还是从你这本书里知道的。我猜想他读的是《三国演义》，因为有报导说，他去江西后买了这本书，所以才说他读的是这本书。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厢》”，这是封建说教，你父亲才不听这一套呢！我相信，他不但读了《三国》，并且特意读了“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章。他很需要这一章。他比刘玄德聪明多了。这位刘皇叔最后的结果是以失败告终，但你父亲正好相反。
小姐：你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特别是在共运史上，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迹。有人把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搞的一整套，批评为“教条主义”或“极左”路线：也有人批评你父样搞的是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路线。我看还是遵循你父亲的发明“不搞争论”吧！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客观事实的铁证，历史这个铁面无私的包公，会对你书里写的这三位伟人给予正确的评价。
而对这三个伟大人物的的评价，肯定很不同或有同有异的。就我看来，在民主革命阶段，或者说在建国以前，他们仨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是亲如兄弟的手足，虽职位高低不同，却无二心。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八大”以后，可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大问题上，仍然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尽管在某些时间某些问题上，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周恩来始终是毛泽东路线的忠诚拥护者，对文化大革命也毫不例外。
你和你的“资料库”助手，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毛周的有关档案，找到了周恩来反文革的一点真凭实据吗？你能找到在路线问题上，毛周有本质的分歧吗?毛泽东去世后，大肆宣扬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瞎吹。最近在某刊物上发表的当初作为“梁效写作组”的成员之一的北大教授周一良说：“追查梁效的罪行中，很突出的一条是跟随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在梁效组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孔是批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静宜二人在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组成员都很难过……”。
是的，你父亲在文革末期复出后，已是周恩来病入膏肓的时候，当时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在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上，在人事的安排上，毛周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但周恩来是在维护毛泽东路线不变的前提下，谈他的有别有于毛的意见的。行将就木的他，同毛泽东一样，寄希望于你父亲的能力和经验，让他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你父亲最终要改变的是毛的路线——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抓经济只是手段，改变毛的路线才是目的，并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死后大干一场。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而且已被今天的现实证明了。
胡耀邦下台后，在一次被采访时说（录音）：“邓小平对我说，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就是那个跑到美国去污蔑毛泽东的李志绥）偷偷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活头。我一听就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让他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一伙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曾经对他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四·五”事件后，你父亲虽然又一次被撤职，生活上并末受什么折磨，薪金照发，住房调小了一点，和老红军谭冠三住前后院。这在你书中第51节后，有详细的记述，就不必赘述了。我总的感觉是：尽管毛泽东千方百计，费尽心思（让他去江西工厂劳动，目的是让他接近工农，了解工农，改变立场），想把你父亲这个难得的人才，拉到他执着追求的马列主义路线上来，结果还是失败了。
你父亲正如毛主席批评的那样：“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黑猫白猫呀，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才把你父亲拿下台来。总之，他两个人的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尽管你父亲复出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永不翻案”，事实上是假话。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犯路线错误的头子，要改也难”。
总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红军长征和长征以前，如你在第一本书中说的，你父亲是“跟着走”。也就是跟着毛泽东的路线走，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也可以说他是“跟着打”。我深信小平同志如今活着的话，也会这样说。
一些无耻的文人，抱着谋取私利的动机，胡吹海话，甚至说“在前委书记邓小平指挥下，进行了淮海渡江战役”。“刘邓大军打下了碾庄圩子消灭了黄伯韬”。这些话与事实相去甚远，有的纯属捏造。我是打碾庄圩子的参加者，至今还记得第一个冲进圩子的是一个班长。那组包括“捷报捷报消灭了黄伯韬”这首有名的淮海组歌，就是华东文工团团长带着三个创作人员和我住在一个房子里写的。
小姐：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毛邓的关系问题上吧！
在“跟着走”、“跟着打”的基础上，建国初期你父亲也是“跟着干”的。八大以后，毛刘在路线上有了分歧，在思想上，至少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如阶级斗争问题上，你父亲更是倾向少奇同志的，但不像刘少奇那样明说直道，而且你父样一向是沉默寡言的。所以毛泽东不无埋怨说：“开会邓小平总离我很远坐”。
这时的你父亲既跟着毛泽东干也和他对着干。你书中说：“对毛泽东敬重而不迎合，敬重是真诚的，不迎合是坚定的”。我认为你这话你只说对了一半，敬重是虚伪的，是为“不迎合”打掩护，因为你父亲的“不迎合”从来不是公开的。毛泽东是欺骗不了的，或者说是很难以欺骗的，所以文革发起前毛泽东把你父亲划到刘少奇的路线里去。
毛泽东逝世以后，你父亲以高度的政治技巧，迅速的掌握了政权、党权和军权，这时就公开和毛主席的路线对着干了，而且把毛主席的路线彻底推翻了。你父亲最后复出时亲笔写下了“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现在有人说他言而无信，其实这并不违反古训，孟夫子早就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你父亲是个真正的大人物。至于他是如何由“禁锢”到迅速掌权的，有人说著名的记实文学家师东兵的《短暂的春秋》一书有详实的记载。这书我也读过了，劝你不妨也读一读。目的是神圣的，手段是不必计较的。
况且也正是你父亲的掌权和他的理论，才有今天中国的一切美好和不太美好的、甚至很坏的现状，才有了光明与黑暗难卜的未来。的确出现我非常担心并不应该由我这个小民担心的某些现象，说明了，说白了，就是担心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今天我们走的发展道路，和毛泽东要走的道路，泾渭分明这就自不必说了，似乎和你父亲的理论也很不一样了。到底是他的理论本身有问题，还是实践脱离了你父亲的理论，或者二者皆有，这是大而敏感的课题。我没有能力和资格来论述它，只是感觉很有点问题，是否像魏巍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的苏联修正主义的特征那样，打着社会主义红旗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确实如此。
你父亲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 见邓选，下同）。
又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还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这些论述是极为正确的，遗憾的是，今日中国的现实，似乎已脱离了这些理论，正在向着与共产主义者的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如今我们还能说“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吗？还能说没有“两极分化”吗？至于你父亲说的“中国不大可能出百万富翁”（三卷未入，详见《人民日报》），已如俗话说的“屎拉到鞋页跟上，没法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