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代的荷尔是一个渔港，就在荷尔河畔，下游直接汉笆。戴德生乘火车出发，在1851年5月21日他十九岁生日的那一天正式上斑。赫迪的工作间和住家都在莎乐蒂街（Charlotte Street）13号，那儿是荷尔镇上医务所的集中地。赫迪医生除了有自己的诊所，亦是一所医院和数间工厂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医学院的讲师。
13号的房子向阳，前门的围墙长满攀藤。这位助手抵达时，赫迪医生亲自出来开门。甫一照面，戴德生就对他产生好感。赫迪医生长得高大，浑身是劲，而且十分幽默。不久，戴德生便发觉他是荷尔镇上一位最受欢迎的人物。
赫迪把戴德生引到饭厅，从那里可以望到花园的一边及远处的配药室。赫迪把戴德生介绍给他的太太，但赫迪夫人却不象赫迪医生那般热情和恳切，她较为冷淡和严肃。她并不多言，只把戴德生带到早为他安排的卧房里。之后，一天忙碌的工作便开始了。当晚十一时，戴德生写信给戴贺美说：「我已看过我的新环境，我想我会十分喜欢这里。」
戴德生渐渐习惯他的新工作：配药、记帐、裹伤、跟赫迪医生来往接生，以及到医学院上课。赫迪医生也时加指导他的学习。赫迪是个热心的循道会教友和主日学教员，两人很快便成为好朋友，常常在手术室中一起祷告。
礼拜天，戴德生在朱安德（Andrew Jukes）的教会聚会。朱安德的教会和早期普利茅茨兄弟会（Plymoth Brethreh）的组织相近，朱安德本人在英国著名学府哈路（Harrow）毕业，曾经是圣公会的执事；他是位极佳的教师，能深思熟虑，也能引发别人思考。当戴德生开始在荷尔码头附近传道时，教会中许多会友都是戴德生的同工。
在朱安德的教会里，戴德生的思想和生命深受一位杰出的传道人——布里斯托（Bristol）的穆勒（George Muller）所影响。穆勒是在德国的何礼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念书时信主的，之前他是个酗酒、说谎的人。他在布里斯托当牧师，教会人数增长得很快。他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很少基督徒（包括他自己教会的会友）相信神垂听祷告。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向信徒证明「神的真实」。
在当时的英国，一般人因为读了查理士·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苦海孤雏》（Oliver Twist），对孤儿不幸的遭遇极表同情。穆勒这样想：如果他只靠祷告和信心，成立及管理一所孤儿院，必定能加强基督徒的信心，也会使非基督徒看到神的真实。
穆勒于1836年在布里斯托创立了第一所孤儿院，房子是租来的。1849年，他又兴办了一所新的孤儿之家——这次设在布里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楼宇里。到了 1851年，在他照顾下的孤儿多达三百名，而工作还在大大地扩展；与此同时，穆勒仍多方接济在海外传教的传道人。他从未公开要求捐助，也从未向个人要求支持，他喜欢倚靠及信赖那位丰富的主。在荷尔的教会中，戴德生时常听到穆勒在聚会中朗读一些带着见证的信。
中国学会〔Chinese Society，前身是中国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已经开始刊行其《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戴德生在当中常常读到另外一位德国伟人的嘉言懿行，他就是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他曾经是郭实猎牧师的同工，在中国传教多年，是中国条约口岸以外有着实际传教经验的极少数教士之一。
1851年9月，《海外布道杂志》宣称罗存德来到了英国。文章还呼吁基督徒献身到中国去，尤其是具备医药知识的传教士。
戴德生决定到伦敦拜访罗存德。那时候，伦敦的海德公园正在筹备一个盛大的博览会，以簇新的水晶宫为会场，向世界各国展示先进的英国科技产品，同时铁路公司设有特价的火车票，鼓励英国各地的人前往伦敦博览会。
戴贺美的生日就在9月 20日，戴德生又获得一个礼拜的假期，因此舅父赫治文（Benjamin Hudson）便为这两个年轻人在伦敦的苏豪区（Soho）订下了旅店，使二人有机会到伦敦一行。
当他们从毕卡地利广场（Piccadilly）走向海德公园时，阳光正照耀在那灿烂辉煌的宫殿上，令人目为之眩。兄妹二人在展览会场溜达了数小时之久，然后为了庆祝戴赞美的生日，戴德生带她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午膳，大快朵颐，以一度蜜汁菠萝为尾菜——当时算得上是奢侈享受了！
他们走过人群摩肩接踵的伦敦市，来到市区另一边的英国银行，拜会皮尔士。他是中国学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股票市场的负责人之一。皮尔士为他们安排在星期日到托顿威（Tottenham）布鲁街（Brook Street）的弟兄会参加聚会，在那儿他们终于见到罗存德牧师。
这位德国教士定睛望着这个来自班士尼的蓝眼金发的小个子说：
「你看我的头发比你的深色得多，但他们还是叫我红毛鬼。相信他们见到你，必是吓得逃之夭夭！你一定无法叫他们留下来听你说话。」
然而戴德生平静地回答说：
「是神呼召我的，他一早就知道我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
不久之后，罗存德对戴德生改观了，不再认为他不适合到中国去传道。
赫迪医生的家添了一名成员，所以戴德生把房间让出来，搬到住在肯士顿广场（Kingston Square）的哈拿姨母家中。那几离开赫迪医生的手术室和戴德生上课的医学院都很近，姨丈理察（Richard）是位摄影师，姨母哈拿是个擅绘人象的画家；他们并不富有，但都很热心和慷慨，而且由于没有儿女，所以很乐意替姊姊贺美亚照顾她的儿子。在荷尔，他们有很多朋友，家中时常高朋满座。戴德生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尤其是妹妹由巴顿前来和他共度周日的时候，更令他雀跃不已。
但有一件事令他不安。当他读到几段有关的圣经经文后，他决定把至少十分之一的收人拿出来用在神的事工上。可是，他的薪金需用来每月支付在姨母哈拿家住宿的房租和生活费。他应否把这些算在什一奉献上？如果他从总收入中扣取什一奉献，他就所余无几，生活拮据了。
经过祷告之后，他决定搬到一个较省钱的地方居住，这样他可以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余钱尚够应付每月的生活费。
城郊不远有一排工人房舍，他在那儿租了一个楼下的房间。那排房子建在河岸上，那道河称为格定汉河（Cottingham Drain），戴德生住的房子，是格定汉台三十号，房东是一个名叫芬治（Finch）的船长，时常不在家里。房东太太是个基督徒，她把一个房间租给戴德生，每月租银三个先令。房间不足一百五十方听，里面有一张桌子、椅子和床，对着窗户还有一个壁炉，抹得很干净，显然定时得到芬治太太细心的拭抹。
从他的窗户向外望，戴德生可以看到正在捕鱼的渔夫，以及栖身在芦苇中的水鸟。邻居们时常把一罐罐搅拌过的牛奶（制乳酪用）放在河水中，让它们冷冻。在冬天的傍晚，他可以享受到芬治家的温暖，又或者（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在壁炉中添一些柴，点一把暖烘烘的火。
1852年3月22日，戴德生写信告诉他的母亲，他和朱安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是要他尽早到中国去。
为了准备面对这个大使命，戴德生现在的生活只有两个目标：忍受困苦和节省开支。他发现他可以用很少的钱就能维持生活。他也发现一种粗麦饼，价钱和面包一样廉宜，但好吃得多。所以，每天早上他吃麦饼及青鱼（比牛油便宜）作早餐，和着咖啡吞下去。午餐是煨马铃薯和牛脚，还有梅子苹果批，或者米糕布丁。有时以青豆代替马铃薯，偶然还有鱼。他找到一间小店，那儿的干乳酪每磅只卖四至六个便土，有时味道比家里常买八便士一磅的乳酪更佳。他又用一便士买些红叶，放在三便士半的醋中，这样就有好一大瓶的腌菜了。
节俭但变化多姿的生活，使戴德生有能力奉献十分之六的收入，而他奉献愈多，愈感快乐。他记述说：「整天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欢愉，每天都是我快乐的经验。神，甚至我的神，是光明活生生而真实的！我一切能做的，
只是喜乐地事奉他。」
然而，他仍觉得他「属灵的肌肉」需要更多的锻炼。他想：「我到了中国后，我将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唯一的依靠只有神。所以，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我一定要学会单靠祈祷，借着神感动人的心。」于是，他与神开始一连串的属灵实验。
